和氏璧与传国玉玺的下落

1、楚威王时，和氏璧在昭阳令尹手中，有次率宾客游玩赤山，出璧给众人观赏，忽然水潭中有大鱼跃出，宾客中有人突然起哄，众人去观看，和氏璧在混乱中丢失（昭阳令尹拷打宾客张仪。张仪后为秦相，对楚国进行了报复）。

2、半个世纪后，赵国宦官缪贤在市场上用重金购得美玉一块，玉工说这就是和氏璧。【存疑】之后为赵惠文王所得，之后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

3、王翦灭赵，和氏璧落入秦国。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三十六年有使者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拦使者，说“为我遗滈池君”。后来经过鉴别，这块璧是八年前秦始皇南巡洞庭、封湘山时，遇风暴投入江中的和氏璧。【再度存疑】

4、很多古人认为“卞和献玉”故事本身就是假的，乾隆就亲自考证过，最后认为这故事只是韩非子说的寓言。

5、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北魏崔浩之言，称“李斯磨和璧作之”，这是把和氏璧做成传国玺的最早记录之一。同为唐代的梁肃《受命宝赋》和杜光庭《录异记》都主张此说。

6、璧为圆形玉器，璧身叫“肉”，中间有圆孔，叫“好”。肉倍于好者才叫璧，如果“好”的半径过大，则叫环。圆璧磨成方玺，许多古人存疑。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就称“以礼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则不得复刻为玺，（将和氏璧雕为传国玺）此说谬矣。”

7、宋朝曹彦约《玉玺本末》称，始皇传国玺玉料出自蓝田山，“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印钮为五条蟠龙，中有小窍，用以贯印绶。按照此说，传国玺应为碧玉玺，而非白玉玺。

8、汉元年十月，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旁，献传国玺、符节。

9、此后西汉又用白玉制作了六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由皇帝自佩，其余各玺则藏于符节台。传国玺藏于未央宫中，西汉末年存于太后居住的长乐宫。

10、王莽篡汉时，向其姑母、西汉太后王政君索要传国玺，王政君怒而摔玺，碎其螭虎钮的一角（后来用黄金修补）。王莽覆灭前，带传国玺前往渐台，为商人杜吴所杀。杜吴把王莽首级和传国玺送给王宪。此后历传公宾、李松、谢禄、更始帝、刘盆子，建武三年刘盆子携玺降于刘秀，归于东汉。

11、东汉末年，公元189年，张让、段珪劫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汉献帝）出逃，仓皇间不及携带传国玺。后来张、段两人被杀，少帝返回长安，得六玺于宫中，但始皇传国玺自此灭失。

12、之后关于始皇传国玺的去向，主流说法是，袁术命破虏将军孙坚拆洛阳宫殿、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孙坚得玺于井中，孙坚死后妻子吴氏扶椁归里，被袁术抑留，得玺。袁术亡后徐璆夺玺献给曹操，曹操将其交给献帝，曹丕篡汉后再度归魏，在其一边刻上“大魏受汉传国玺”七字。

13、西晋篡魏，得玺，与刘邦斩蛇剑定为两大国宝，存于洛阳武库。永嘉五年王弥入洛阳，捕获晋怀帝，得传国玺，献给刘聪，后又相继落入石勒、冉闵手中。冉闵死后其大将军蒋干向东晋求援，晋穆帝永和八年由安西将军谢护送到建康。

14、此后传国玺历经宋、齐、梁三代。梁朝侯景之乱，侯景死前对平原太守赵思贤说：“若我死，将其沉入江中，勿使吴儿得之”。赵思齐携传国玺走至京口（镇江）遇到强盗，将传国玺丢入草丛中，过江后告知侯景的党羽郭元建。郭派人过江，寻得传国玺，将其献给北齐高氏，之后又传给北周和隋朝。

15、隋亡，萧后携传国玺逃奔突厥，贞观四年归唐，献给太宗。唐亡后为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所得。936年石敬瑭引契丹军攻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携玺自焚（玉遇到高温火焚时会被烧成鸡骨白状）。

以上为史籍中最常见的秦始皇传国玺传承脉络。

宋朝的曹彦约、李心传，元朝的脱脱等人都认为，历史记载中，西晋之后所说的“传国玺”皆为伪物。「自（西晋末年）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

16、李心传梳理脉络后认为，真正的始皇传国玺失踪于东汉末年张让、段珪之乱。曹魏代汉后的传国玺为其自制，玺文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图4）。经前赵、后赵、冉闵落入东晋手中的，是这一方曹魏传国玺【后世称作魏玺】。东晋得玺后，宰相王导的侄子王彪之曾经仔细辨认，最后也不认为这是始皇之玺。

17、前燕慕容儁灭冉闵后，宣称得传国玺，实际上冉氏手中的这方玺（魏玺）已送入东晋。慕容儁伪造了一方玺【后世称作燕玺】，方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字与始皇玺相同。此后燕玺先后落入前秦、西燕手中。东晋太元十九年后燕攻打西燕，西燕慕容永将其献给东晋，历传宋、齐、梁。侯景之乱后，由郭元建送入北朝的，是这方玺（慕容玺，燕玺），隋朝最初也以其为“始皇传国玺”。

18、385年，后秦天王姚苌俘获前秦皇帝苻坚，索要传国玺【燕玺】。但玺已落入西燕手中。于是姚苌也自制了一方传国玺，方四寸，高二寸，文字与始皇传国玺相同【后世称作姚玺】，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得之，历经宋齐梁陈，隋灭陈后为杨广所得。隋朝以为姚玺才是真正的始皇传国玺，于是将继承自北周的燕玺改名为“神玺”。但姚玺是阳文印，后来也被鉴定为伪。

19、隋朝末年，隋炀帝携【燕玺】【姚玺】至扬州，后被宇文化及缢死。宇文化及兵败，萧后携二玺入突厥，贞观四年归唐。唐太宗得到这两方“传国玺”，都不认为是始皇传国玺原物。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下令制作“受命玺”，玺文为“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唐玄宗时改名为“承天大宝”。朱温灭唐后得之。后唐李从珂携带自焚的，很可能也是这一方唐太宗“受命玺”。至于燕玺和姚玺则下落不明，可能灭失于自安史之乱开始的唐朝几次大乱之中[思考][思考]

20、五代自制玉玺甚多。赵匡胤登基后，直接沿用了五代时后周制作的“皇帝神宝”和“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两枚玉玺。北宋前期，宋太宗制作了“承天受命之宝”玉玺，仁宗制作了“镇国神宝”玉玺，除此之外并未制作其他玉玺。直到元丰年间，宋神宗才依据古制，用白玉制作了传统的“六玺”（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天子行宝，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这个传统始于西汉）。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咸阳农民段义从地中掘得古玉玺两方，奏闻朝廷。哲宗下令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诸官加以辨别。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上奏说，这方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最后得出结论说这方玉玺便是秦始皇传国玺。宋哲宗大喜，下令在翌年五月大朝会时举行受宝礼。但是始皇玺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王莽篡汉时被王太后摔缺了一角，而这方蓝田玉玺却没有这一特征，于是被蔡京之子蔡绦偷偷凿去一角。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枚“传国玺”很快就弃之不用。

宋徽宗即位后，大量制作宝玺。他在大观元年得到一块品质极佳的羊脂白玉，于是下令罢黜仁宗的“镇国神宝”和哲宗的蓝田玉“传国玺”不用，改用白玉制作“受命宝”。其尺寸、玺文完全仿照始皇传国玺，专门用于封禅。

除了“受命宝”外，徽宗时期还制作了“镇国神宝”（玺文为“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和“定命宝”（玺文十六字，“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蔡京所撰），与天子、皇帝六玺合称“九宝”。后人对徽宗此举有“画蛇添足”之讥，但徽宗制作如此之多的宝玺，有冲淡始皇传国玺地位的用意。因为自汉至唐，始皇传国玺均被历朝开国帝王视为得到天下正统的象征。东晋诸帝渡江之后，因为没有传国玺，因此被北方诸政权讥讽为“白板天子”。

21、 金灭辽时，完颜宗望缴获了辽国的四枚玉玺、二枚金玺。之后金朝朝廷行文一度沿用辽朝铸造的“御前之宝”、“书诏之宝”两枚金玺，皇统五年金朝始自铸御玺。

靖康之变时，藏于东京大内的一青一白两枚“传国玺”，连同其余十五枚玉玺、八枚金玺、五枚镀金银玺，全被金人劫走。此外金军还抢走了三十八枚宋朝内府图书印章，有玉印、玛瑙印、水晶印。只有藏于龙德宫的“定命宝”幸免，后来归于南宋。

金朝灭亡时，其内府收藏的辽、宋两国玉玺尽为元人所得。宋高宗在绍兴和议之后也曾命人制作“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受命宝，南宋灭亡后归于元朝。

据《山居新语》记载，元顺帝后至元年间，太师伯颜下令把太府监所藏的唐、宋、辽、金历代玉玺改为鹰坠，或磨去印文重新刻字，分赐其党羽大臣。只有武则天玉玺一方，玉色莹白，印台仅高半寸，而印文甚深，无法重新利用，于是交给艺文监收藏。一时阁老诸臣皆叹武则天之智。所以此前的五代宋辽金各版“传国玺”，应当均毁于此时。

22、辽太宗会同九年（946年）出兵讨伐后晋，后晋末帝石重贵投降，献上传国玺一枚、金印三枚。保大二年（1122年），金军攻克辽中京，天祚帝闻讯从燕京经居庸关西逃，以躲避金兵追击，慌乱之中将这枚“传国玺”遗于桑干河中，后来被人发现，献给元朝太师木华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木华黎曾孙硕德去世，其妻因家贫，令家人持玉玺出售，被御史中丞崔彧购得，进献给阔阔真皇太后（忽必烈皇太子真金的正妻，元成宗之母）。后经鉴定，众人认为这就是始皇帝传国玺，于是纷纷上表祝贺。但是这个“传国玺”实际上是后晋太祖石敬瑭自制之玺。

23、明朝成立后，朱元璋曾经感慨说“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少传国玺；未擒王保保；元太子无音问”。1370年明军横扫漠北，攻克应昌，俘获元顺帝出逃时携带的一批珠宝，但其中没有元朝玉玺。此后明朝大量制作玉玺，以冲淡传国玺的重要性。明成祖即位后，重新制作了被建文帝焚毁的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敕命之宝，并增制诰命之宝，统称为“国初十七宝”。到明世宗嘉靖年间，又制作了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合称为“二十四宝”，各自用于不同的用途。

24、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年），陕西鄠县人毛志学在泥河滨掘得一枚玉玺，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色白微青，螭纽。陕西巡抚熊翀以为传国玺复出，但后来被鉴定为伪，弃之未用。这枚玉玺有可能是唐朝失踪的慕容氏或姚氏“传国玺”之一。

25、1628年，后金皇太极汗与多尔衮、多铎出兵攻打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林丹汗带着部众渡过黄河，前往甘肃大草滩避难，1634在大草滩永固城因病去世。皇太极得知林丹汗病故的消息后，于1635年派多尔衮等人前往鄂尔多斯寻找其子额哲，并于当年4月找到了他。皇太极随后迎娶了林丹汗的遗孀囊囊福晋，并封额哲为亲王。囊囊福晋将林丹汗手中的一枚“传国玺”献给了皇太极，次年皇太极据此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但是这枚玉玺实际上是元朝的“制诰之宝”白玉玺。

到乾隆年间，紫禁城交泰殿一共贮有三十九颗玉玺，放在正中的一方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相传为传国玺。但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钦定二十五宝时，把它定为膺品。

26、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时，曾经成立了一个未挂牌的“大典筹备处”，处长为朱启钤，负责筹划宫室、宝座、龙袍、御玺等一系列物件。其中龙袍是以80万元代价请北京最大的绸缎商瑞蚨祥制作的，共有两套。袁氏的御玺包括“中华帝国之玺”和“皇帝之宝”两方金玺，以及另外三方金玺（印文不详，有可能是封策之玺、荣典之玺和陆海军大元帅之印），总价60万元；此外又仿照历代传国玺的尺寸，制作了一枚四寸见方的白玉玺，玺文是“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造价高达12万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枚帝制“传国玺”，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其最终下落也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