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杨振宁教授

| 作 者：杨纲凯

(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

本文选自《物理》2026年第10期

1 德业长存，泽被后世

大约一年前，杨振宁教授以103岁高龄辞世。杨教授屡攀科学巅峰，为人谦逊慷慨，言传身教、春风化雨。他亲身见证并参与了过去一个世纪的重要历史进程，堪称一代典范，其精神与贡献至今仍为众多受益者所怀念。杨教授曾自喻为中华传统与西方文明共同孕育的结晶[1]。值此杨教授逝世周年之际，我们不必拘泥于传统中式哀悼的形式，不妨借鉴西式纪念思路，颂扬他充实圆满的一生。

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1990年代初)

每个人心中留存的杨振宁教授形象各有不同，多元视角恰恰印证了他在科学、社会诸多领域留下的深远影响。2022年为他百岁诞辰汇编的文集[2]，已经收录众多友人、后辈的回忆与赞颂，本文不再重复赘述。下文仅以个人视角，结合近期工作带来的所思所见，择要记述。

2 理论拓荒，光耀物理

杨教授的研究涉猎广阔，这一点广为人知。想要认识他的学术思想、梳理科研生涯与人生经历的关联，可以阅读他本人的两本“大红书”[3，4]。本文只聚焦他两项划时代核心成果——1954年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5]，以及1956年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6]。两项成果的学术价值举世公认，但二者的内在关联很少被学界提及，普通大众乃至其他领域物理学家对此了解不多。我近期辅导几位研究生学习量子场论，尤其是弱相互作用相关理论时，对此感触颇深。

弱相互作用理论(以及弱电统一理论)的研究脉络始于费米，由温伯格、萨拉姆完成体系整合，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一句话：“左手性费米子与非阿贝尔规范场相互作用”。由此可见，李政道与杨振宁推翻宇称守恒的研究、杨振宁与米尔斯建立的局域对称理论，两项突破相辅相成，在这条理论发展脉络里都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整个物理学界(包括杨振宁本人)都未曾意识到两项成果存在内在联系。

两项开创性工作的研究展示了不同风格，从科学方法划分，分别侧重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宇称相关研究需要跟进实验数据(其中不乏谬误（注：例如早期实验曾误报θ与τ粒子寿命差异 ）)，偏向归纳式研究，必须紧贴实验团队，这种治学路径更靠近费米，而非狄拉克。当然，突破的要素离不开强大、抽象的理论框架。而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几乎纯粹依靠逻辑推演，从实验数据只萃取对称性一个大原则，不必理会诸多实验细节；理论突破的关键，是大胆地暂时无视与实验数据的一些严重矛盾。这种搭建理论框架的思路更接近狄拉克，而非杨振宁的博士导师泰勒（注：费米与狄拉克是杨振宁最钦佩的物理学家，泰勒是其博士导师 ）。从原则上来说，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即便远离学术中心也能独立完成，某种意义上“隐士风格”的独行研究者也可推导出这套体系。杨振宁与米尔斯正式发表论文前，极少和同行交流构想，还遭到泡利的严厉批评。（注： 见杨振宁论文集[3]，第20页的评述。亦见派斯(Pais)的科普描述[7]，第584页。杨振宁学术资料馆保存了泡利写给杨先生的便条，其中说到，“我不喜欢与坐标x有关的τ矩阵”)

两项成果问世后的学界反响截然不同：宇称不守恒论文1956年10月刊发；1957年2月初，钴-60实验结果与配套理论解释对外公布，立刻在物理学界掀起轰动，虽然当时相关实验论文[8]还未正式刊出。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很快颁发。而非阿贝尔规范理论沉寂整整十年，才作为弱电统一理论的核心获得学界重视，二十年后，更是成为量子色动力学(QCD)唯一可行的基础理论。

需强调的是，不能望文生义，以为“弱”相互作用只关乎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自大爆炸发生半小时至今，宇宙中的氢、氦逐步转化为较重元素，中子与质子的比例有所增加，全部依靠弱相互作用驱动；倘若不存在弱相互作用，宇宙之中便不会演化出人类。

晚年的杨振宁愈发重视物理学思想史，例如麦克斯韦电磁统一理论的发展历程(包括矢量势概念的诞生，矢量势也是他20世纪70年代关心的方向，对应他与吴大峻合作研究不可积相因子的相关工作[9])，以及量子力学的完整诞生历程。他格外注重梳理历史文献里被后人遗忘的错误、曲折的探索过程。他多次阐释规范理论的核心精髓：“对称决定相互作用”。2006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二十世纪理论物理主旋律》课程，将对称性、量子化、相位三大核心概念融会贯通，整套理论核心可以总结为三点：（注：课程后半段也曾由我代为讲授，补充相关技术细节）

(1)对称性(尤其是局域规范对称)决定作用量S；

(2)相位定义为Φ=S/ℏ；

(3)对相因子exp(iΦ)求和，即可完成量子化。（注：杨教授在课堂上虽未明言，但路径积分显然是其概念纽带）这套逻辑，正是现代理论物理的核心精髓。

3 心怀故土，情系中华

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杨振宁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令其能够发挥长久的影响。本文刊载于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期刊，理应专门回顾他与中国物理学界的往来，以及深植于他内心的民族文化情怀，此处选取数件典型事例简要记述。

20世纪60至70年代，杨振宁多次回国讲学（注：笔者1964年曾在香港聆听其公开讲座)，结识了大量国内科研工作者。1980年，他出席改革开放后首场国际性物理学术会议——广州高能物理会议(实际举办地点为从化（注：笔者与吴咏时(本期另一篇专题文章作者)均为当年与会青年学者))。会议主要活动中，他与李政道并列会议主席左右，会议主席是时任中国物理学会会长、同时也是杨振宁西南联大时期的恩师周培源先生。这场广州会议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中国物理学界重新与世界学术体系接轨。

杨振宁与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所、不同领域科学家均有密切往来，本刊其他文章已记述不少相关细节。下文选取跨越六十余年的几段记录，展现杨振宁先生不同阶段的心迹。

1957年8月，杨振宁已是物理学界知名学者，诺贝尔奖尚未公布，他与李政道还未家喻户晓。其父杨武之先生赠予他十四字寄语：

“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这张手写字条如今收藏于杨振宁学术资料馆 （注：1999年杨教授将手稿、信札、奖章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杨振宁学术资料馆) 。短短两句，承载千年的家国文化，也是深深铭刻在杨振宁心底的价值根基。

对此主题，杨振宁在诺贝尔奖晚宴的英文演讲[1]中的表述更为直抒胸臆： （注：中文版本为笔者所译)

“今天站在这里发言，我深切感受到，从多重层面而言，我既是中华文化孕育出的人，同时也深受西方文明熏陶。两种文化在我身上相融，也存在碰撞。我为自身的中国底色、为传承的中华文化倍感自豪，同时深耕于西方文明催生的现代科学。过去我致力科研工作，今后也将继续投身其中。”

杨振宁在百岁诞辰研讨会上的致辞[10]尤显深意。会议首日，他作压轴发言，一如既往，杨先生手上没有讲稿，但逻辑清晰、言简意赅。他一定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发言，所以讲话内容必然经过深思熟虑。令人初听之下，感觉诧异的是，他竟然未谈及个人学术历程和成就，而是追忆在少年时期相识的同窗、挚友，两弹元勋邓稼先。最后的结语是这样的：“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以后五十年 （注：从1971年回国访问时见到邓稼先起算) 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这场发言固然追忆故人，实则道出了他更为深切而重要的心声：他晚年归国定居，未负挚友期许。这一段人生抉择，在他心中与科学贡献同等重要，希望后人一同铭记。

杨先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改变现代物理学面貌的理论遗产，更是一种将个人志业置于时代与文化坐标中加以审视的精神自觉。科学成就终将写入历史，而这种自觉，更是他留给后来者值得深思的启示。

致 谢 感谢朱邦芬教授提出宝贵意见，黄峪博士为中文译稿润饰。

参考文献

[1] Yang C N. Banquet speech. https://www. nobelprize. org/prizes/physics/1957/yang/speech/

[2] 陈方正 等. 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 香港：商务印书馆，2022

[3] Yang C N.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 San Francisco：W. H. Freeman & Co.，1983

[4] Yang C N. 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y. 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13

[5] Yang C N， Mills R L. Phys. Rev.，1954，96：191

[6] Lee T D，Yang C N. Phys. Rev.，1956，104：254

[7] Pais A. Inward Bound: Of Matter and Forces in the Physical Worl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8] Wu C S et al. Phys. Rev.，1957，105：1413

[9] Wu T T，Yang C N. Phys. Rev. D，1975，12：3845

[10] 杨振宁.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见文献[2]，第64页

纪念杨振宁先生逝世一周年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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