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7岁，女邻居让我亲让我抱，我却发现她压根没想跟我过

我67岁，女邻居让我亲让我抱，我却发现她压根没想跟我过

我叫孙德厚，今年六十七岁，退休前在县一中教了三十多年语文。老伴五年前走的，胃癌，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她走的那天早上还在跟我说，阳台上的君子兰该换盆了。我说等你出院了咱就换。她说好。然后她就没再回来。

老伴走后的头两年，我过得浑浑噩噩。每天早上六点准时醒，醒了就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看累了就起来煮碗面，吃了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醒了天就黑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儿子在省城工作，一年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待两天就走。他让我去省城住，我不去。这房子是我和老伴攒了一辈子钱买的，三室一厅，南北通透，客厅墙上还挂着她绣的十字绣，牡丹花，红艳艳的。我走了，谁给她擦灰？

去年春天，对门搬来了一个新邻居。

我们这栋楼是九十年代的老房子，一梯两户，我和对门王家做了二十多年邻居。老王前年走了，他老伴跟着儿子去了南方，房子就空了。空了一年多，去年春天忽然有人搬进来了。

搬家那天我正好出门倒垃圾，看见楼道里堆满了纸箱子和蛇皮袋子，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弯着腰往屋里搬东西。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扎了个低马尾，额头上有汗，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头，笑了一下。

“大哥，您好，我新搬来的，姓刘，刘玉芬。”

她的声音很爽利，带着县城南边乡镇的口音。我点了点头，说了句“欢迎”，就下楼了。倒完垃圾回来，她还在搬，一个大纸箱搬不动，卡在门口。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说：“我帮你。”

“哎呀，谢谢大哥。”她往旁边让了让，我弯腰把纸箱搬起来，搬进了屋。她跟在后面，连声道谢，说“大哥您贵姓”。

“姓孙。”

“孙大哥，您住对门？”

“嗯。”

“那以后咱就是邻居了。我刚搬来，人生地不熟的，您多关照。”

我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回了自己家。那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听见对门传来搬东西的声音、说话的声音、擦洗的声音，一直响到很晚。我关了电视，躺在床上，听着那些声响，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栋楼安静太久了，忽然有了动静，让人有点不习惯。

后来几天，我经常在楼道里碰见刘玉芬。她好像总有干不完的活，今天搬几盆花回来，明天拎一桶油漆回来刷墙，后天又扛着一卷壁纸回来贴。每次碰见我，她都会停下来跟我聊几句。聊的都是家常话，问我吃了没有，问我退休前干啥的，问我老伴呢。我说老伴走了。她叹了口气，说“我男人也走了，走了七年了，癌症”。然后她就不说话了，低头摆弄手里的东西。我也没再问。

慢慢地，她开始跟我走得近了。有一天傍晚我在楼下遛弯，她追上来跟我一起走。她走路快，我走得慢，她就放慢步子，跟我并排。她说她以前在镇上开小卖部，后来男人走了，小卖部也关了，儿子在县城上班，让她过来帮着看孩子。她孙子今年上小学了，不用她看了，她就搬到县城来住，找了个超市理货的活。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是自言自语。我听着，偶尔嗯一声。走到小区门口，她说“孙大哥，明天我包饺子，给您送一碗”。我说不用。她说“没事，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

第二天傍晚，她真的端了一碗饺子过来。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味道很好。我端着碗，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您趁热吃”，然后转身回了对门。我关上门，坐在餐桌前，吃完了那碗饺子。吃完之后，我把碗洗干净，放在门口，想着明天给她送回去。

从那以后，她隔三差五给我送吃的。有时候是一碗汤，有时候是几个包子，有时候是一盘炒菜。我不好意思白吃，就回送一些东西。儿子给我买的茶叶，我给她分一半；有人送我的水果，我给她拎过去几斤。她每次接了，都笑着说“孙大哥您太客气了”。

有一天晚上，她来敲门，说家里灯泡坏了，够不着，让我帮忙换一下。我拿了把椅子过去，站在椅子上把灯泡换了。她站在旁边扶着椅子，仰头看着我，说“孙大哥您小心点”。换完灯泡，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饮料递给我，说“歇会儿”。我坐在她家沙发上，喝着饮料，打量着这个屋子。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了新壁纸，浅绿色的，上面有小碎花。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和吊兰，叶子油绿油绿的。茶几上放着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单人照，穿着军装，笑得很精神。

“我儿子，”她说，“在部队待过两年，回来后在县里上班。”

我点点头。她又说：“他忙，一个月回来看我一次。平时就我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坐了很久，听她说了很多话。说她男人在的时候的事，说她儿子小时候的事，说她以前在小卖部的事。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有时候笑，有时候叹气。我听着，偶尔应一两句。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回到自己家，躺在床上，很久才睡着。

后来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她隔几天就找个由头叫我过去——水管漏水了，开关跳闸了，电视搜不到台了。每次我去了，帮她弄好了，她就留我坐一会儿，给我倒杯水或者削个苹果，跟我说会儿话。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每天晚上吃完饭后，我会下意识地留意对门的动静。如果她那边没有声音，我会有点失落；如果她来敲门，我心里会松一下。

夏天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在楼下乘凉，她也下来了，坐在我旁边。天很热，蝉叫得人心烦。她拿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扇了一会儿，她把扇子朝我这边偏了偏，风扫过来，凉丝丝的。我说“你扇你的”。她说“没事，我不热”。但她的额头上明明有汗。

那天晚上，她忽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她说她男人走之前，在床上躺了三年。肝癌，查出来就是晚期，医生说治不了了，让回家养着。她伺候了三年，喂饭、擦身、端屎端尿，没睡过一个整觉。男人走的那天，她没哭，就是觉得累。累到骨头缝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后来她一个人过了七年，七年里没人问过她累不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我看见她扇扇子的手停了一下。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之后，她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些。变得比以前更亲近，更随意。以前她跟我说话，总是客客气气的，带着一点距离。现在她跟我说话，会拍我的胳膊，会给我整理翻起来的衣领，会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一下我的手。这些小动作让我有点不习惯，但我没躲。我知道，一个人过了七年是什么滋味。我知道，那种忽然有人关心你的感觉，像冬天里忽然有人递给你一杯热水，你不舍得松手。

有一天傍晚，我在她家帮她修阳台上的晾衣架。我蹲在地上拧螺丝，她站在旁边给我递工具。递着递着，她忽然蹲下来，跟我面对面。她的脸离我很近，近得能看见她眼角的皱纹和嘴角边那颗小痣。她看着我，说：“孙大哥，你一个人过，苦不苦？”

我说：“习惯了。”

她说：“我也习惯了。但习惯了不代表不苦。”

然后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她的手有点糙，指头上有薄茧。她的手从我脸颊滑到下巴，然后停在那里。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动，像是水在杯子里晃。

“孙大哥，”她说，“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凑合着过吧。”

我愣住了。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亮得让我心里发慌。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来。她笑了一下，然后凑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你想想，”她说，“不着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她的脸，她的眼睛，她说的那句话。凑合着过。我在心里把这四个字嚼了一遍又一遍。老伴走了五年，我一个人过了五年。五年里我没想过再找一个。我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把余生过完就行。但现在有个人跟我说，凑合着过吧。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搅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她正在门口浇花。她看见我，笑了一下，跟平时一样。没有尴尬，没有追问。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变了。

之后的日子，她对我更好了。她给我织了一件毛衣，藏蓝色的，说我穿深色精神。她给我做早饭，每天变着花样，有时候是粥，有时候是豆浆油条，有时候是鸡蛋饼。她甚至帮我收拾屋子，说“你一个大男人，屋子乱成这样也不嫌难看”。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弯腰擦桌子、整理书架的样子，心里暖烘烘的。

我开始习惯她的存在。习惯早上起来有早饭吃，习惯有人跟我说话，习惯她拍我的胳膊、拉我的手、在我脸上亲一下。我甚至开始想，也许真的可以。也许我可以跟她搭伙过日子。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她需要有人依靠，我需要有人陪伴。公平交易，谁也不欠谁。

我把这个想法跟儿子说了。电话那头，儿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爸，您想好了就行。只要您高兴。”我说：“还没定，就是跟你说一声。”他说：“那阿姨人怎么样？”我说：“还行，挺勤快的。”他说：“那您就试试。不合适再说。”

儿子没反对，我心里踏实了一些。我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我想着，等天凉了，就跟她挑明。把话说清楚，以后怎么过，怎么安排。各住各的还是搬到一起，开销怎么分摊，两边孩子怎么交代。得有个章程。

但事情没等到天凉。

那天是八月中旬，天热得厉害。下午我睡了个午觉，起来喝了杯水，想着去对门坐坐。走到门口，发现她家的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我正要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她的声音，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男人的声音年轻，中气足，像是在吵架。

“你到底怎么想的？”男人说，“你跟那个老头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她的声音，不耐烦。

“你别跟我装。楼下王婶都跟我说了，你天天往人家屋里跑，给人做饭洗衣服，还跟人搂搂抱抱。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我丢什么人了？我光明正大的。他又不是有妇之夫，我也不是有夫之妇。我们俩愿意，关别人什么事？”

“关别人什么事？我是你儿子！你找个老头，你让我脸往哪搁？”

“你脸往哪搁我管不着。我一个人过了七年，你管过我吗？你一个月回来一次，吃顿饭就走。我有个头疼脑热，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现在有人愿意管我，你倒来劲了。”

“他管你？他一个退休老头，能管你什么？他那点退休金够干啥的？”

“够不够用是我的事。我又不花你的钱。”

“你就是图他的钱！”

“我图他的钱？他有多少钱？他那点退休金，也就够吃饭。我图他什么？我就图有个人说说话，有个人搭把手。你懂不懂？”

“我不懂。我就知道，你要是跟了他，别指望我认他。以后逢年过节，我也不会来。你自己想清楚。”

沉默。很长很长的沉默。我站在门外，脚像生了根一样，动不了。我的手放在门把手上，不知道该敲还是该退。

然后她的声音响起来了，很轻，带着一点疲惫：“你走吧。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行，你做主。你别后悔。”

脚步声朝门口走来。我往后退了一步，装作刚走到门口的样子。门被猛地拉开，一个年轻男人冲出来，差点撞上我。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全是厌恶，什么也没说，大步下了楼。我站在门口，听见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她站在屋里，背对着门，肩膀微微耸动。我敲了敲门框，说：“玉芬。”

她转过身来。她的眼睛红了，但没哭。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说：“孙大哥，你都听见了？”

我点头。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儿子不同意。”

我没说话。

“他说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他就不认我了。”

我还是没说话。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翻涌，像是有什么话要说，但堵在嗓子眼里出不来。最后她说：“孙大哥，你说怎么办？”

我看着她的脸。那张脸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碎花衬衫，低马尾，眼角有皱纹，嘴角有颗小痣。但此刻我觉得她很陌生。我说：“你让我想想。”

我回了自己家，关上门。坐在沙发上，看着客厅墙上老伴绣的牡丹花。红艳艳的，绣了很多年，线有点褪色了。我盯着那朵花看，看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她儿子的话，她的沉默，她的那句“你说怎么办”。

那天晚上她来敲我的门。我开了门，她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绿豆汤。“天热，喝点解暑。”她说。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她站在门口没走，看着我。

“孙大哥，”她说，“我儿子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不懂事。”

我说：“你儿子多大了？”

“二十七。”

“二十七了，该懂事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他就是脾气急，其实心不坏。”

我说：“我没怪他。”

她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再说点什么。但我说完了。她站了一会儿，说：“那你早点休息。”然后转身回了对门。她走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背影，有点佝偻，像被什么东西压着。

第二天，她没有来送早饭。第三天，也没来。我早上起来，煮了碗面，吃着吃着，觉得不对劲。以前她送早饭来的时候，我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她不送了，我才发现，原来已经习惯了。但这种不习惯，过了几天也就习惯了。人就是这样，什么都习惯得了。

又过了几天，我在楼下碰见她。她正在往楼上搬一袋米，搬得很吃力。我走过去，说“我帮你”。她没推辞，把米递给我。我帮她扛上楼，放在她家门口。她开了门，让我进去坐坐。我进去了，坐在沙发上。她给我倒了杯水。

“这几天忙，”她说，“超市加班。”

“嗯。”

“你一个人吃饭呢？”

“对付一口。”

她坐在旁边，两只手绞在一起。沉默了一会儿，她说：“孙大哥，那天的事，你就当没发生过吧。”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看着地面，不看我。

“我想明白了，”她说，“我儿子就那个脾气，我不能因为自己，让他难受。我就这一个儿子。他爸走了以后，就我们俩相依为命。我要是跟他闹翻了，以后真就一个人了。”

我说：“那我呢？”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愧疚，但底下还有别的东西。我看了很久，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什么。是算计。

她不是没想过跟我过。她想过的。她想过跟我搭伙，想过有人陪，有人帮，有人说话。但她儿子一反对，她就算了。不是因为她在乎儿子的感受，是因为她算了一笔账。跟我过，她能得到一个伴，但会失去儿子。不跟我过，她什么都得不到，但至少还有儿子。万一哪天她病了，儿子再不好，也是亲生的，不会不管她。我算什么？一个邻居老头，退休金没多少，房子是老破小，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跟我过，万一我先走了，她还得重新一个人。这笔账，她算得清清楚楚。

我说：“行。就当没发生过。”

她好像松了一口气，但又有点失落。她站起来，说“那我做饭去了”。我说“好”。然后我回了自己家。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站在玄关，靠着门板，闭上眼睛。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不疼，但闷得慌。我想起她给我织的毛衣，藏蓝色的，还在衣柜里挂着，没穿过。我想起她每天早上送的早饭，粥、油条、鸡蛋饼。我想起她在楼下扇扇子朝我偏过来的那一阵风。我想起她在阳台上蹲下来跟我面对面，伸手摸我的脸，说“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凑合着过吧”。那一瞬间她眼睛里的光是真的。后来的算计也是真的。人就是这么复杂。

我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把那件藏蓝色毛衣取下来。标签还在，没剪。我摸了摸，羊毛的，软软的，暖和。我把它叠好，装在袋子里，放在门口的鞋柜上。想着哪天还给她。

从那天之后，我和刘玉芬又恢复了普通的邻居关系。见面点头，说两句客气话，然后各回各家。她还是会笑，还是会叫我“孙大哥”，但那种亲近没有了。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我，或者看着别处。我也不再帮她修东西了。她也没再找我。

日子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我一个人早上起来煮面，一个人吃，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个人睡。安静。很安静。但那种安静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习惯了的安静。现在是被拿走了什么之后的安静。空落落的，像屋子里少了一件家具，你知道它本来在那里，现在没了。

秋天的时候，我把那袋毛衣放在了她的门口。没有敲门，没有留纸条。第二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袋子不见了。门关着，没有动静。

入冬之后，我生了一场病。感冒，发烧，烧到三十九度。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浑身疼，起不来。想喝水，水壶是空的。想打电话，手机在客厅里。我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可能就这么死了。后来是儿子打电话来，没人接，他担心，找了邻居。邻居来敲门，没人应，报了警。警察来撬了门，把我送去了医院。肺炎，住了七天院。

出院之后，儿子把我接到了省城。他说：“爸，你一个人不行了，跟我走吧。”我没再拒绝。我卖了老房子，收拾了东西，搬到了省城。临走那天，我站在老屋里，看着墙上老伴绣的牡丹花。我把它从墙上取下来，卷好，带走了。其他东西，该扔的扔了，该送的送了。

对门的刘玉芬一直没出来。我走的时候，她的门关着。我知道她在里面。她大概听见了搬家的动静。但她没开门。我也没敲。

车开出小区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老楼。三楼，两扇窗户。左边是我家，右边是她家。两扇窗户都关着，灰蒙蒙的。我想起夏天的时候，她家的窗户开着，能看见她在阳台上浇花。现在两扇窗都关上了。

我转过头，看着前面的路。车上了高速，往省城开。路边的树往后跑，一棵接一棵。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子里翻来覆去，还是她的脸。碎花衬衫，低马尾，眼角有皱纹，嘴角有颗小痣。她蹲在我面前，伸手摸我的脸，说“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凑合着过吧”。

我想，如果那天她儿子没来呢。如果她儿子同意了。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站在门外听见那些话。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我现在还住在老屋里，每天早上吃着她的早饭，穿着她织的毛衣，跟她一起在楼下遛弯，凑合着过。

但门关上了。那扇没关严的门，最后还是关上了。关得严严实实，连缝都没留。

我到省城之后，儿子给我收拾了一间朝南的屋子，阳光很好。我把老伴的十字绣挂在床头，每天早上醒来就能看见。我慢慢适应了省城的生活。去公园打太极，去老年活动中心下棋，去菜市场买菜。日子又开始规律起来，像一台重新上了发条的钟。

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想起那扇没关严的门。想起门缝里传出来的声音。想起我站在门外，手放在门把手上，不知道该敲还是该退。想起那个夏天的晚上，她蹲在我面前，亲了我一下。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我六十七岁了。这辈子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那个夏天的那阵风，我还记得。扇子偏过来的那一阵风，凉丝丝的，吹在脸上。就那一阵风，让我觉得，哪怕最后什么都没落着，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