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韩志远,今年49岁,1977年生的。2009年我32岁,从沈阳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中间断断续续回来过几趟,在澳洲实际待了十五年。今年7月10号,我一个人拖着两个箱子回到沈阳,到今天三个多月。
先说明白一件事: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我在墨尔本干的活儿,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刚过去那年在餐馆后厨洗碗、切菜,后来读了个tafe的diploma,学的是建筑估价,毕业进了一家本地小建筑公司做估算员,做了九年,两年前公司被合并,我出来自己接活,给人做工程量清单和报价。我太太周丽比我小一岁,一直在一家华人超市做收银,后来升到管班。女儿韩朵朵今年17岁,四岁跟着我们过去的,现在是家里最"外国"的那个人。
我这次回来,是因为我妈。我妈今年82,今年五月在家里卫生间摔了一跤,髋关节换了个人工的。我弟弟在本地,弟媳开个小超市,两个人轮着照顾,三个月下来人都脱了相。我妈在视频里跟我说:儿子你别回来了,来回机票贵。她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受。我跟我太太商量,我说我回去待一阵,朵朵明年要考VCE,你和朵朵先在那边。
我走之前想得很简单:回去待三个月,把我妈照顾到我爸那边的房子处理完,然后回澳洲。现在三个月到了,我发现自己的状态跟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说"后悔",说的不是"后悔回来",而是后悔我居然以为回故乡是件不需要重新学习的事。
我得先说这儿的好,而且要说得痛痛快快,因为这是真的。
我2009年走的时候,沈阳到北京还要坐一宿的火车。现在我到家第二天去了一趟北京看朋友,高铁两个半小时。手机上一个软件能干所有的事:打车、挂号、买菜、缴水电燃气、点一份二十分钟就到手的外卖、寄快递给楼下驿站。有天晚上十一点半我饿了,下楼出小区门往南三百米,一整条街的烧烤、麻辣烫、炸串、老四季的面,人群坐到马路牙子上。我站在那儿看了十分钟,眼睛发酸。
我在墨尔本住了十五年,晚上八点以后超市货架空一半,九点街上没人,周日所有店下午五点关门。那种安静,当年我觉得是干净,现在我才知道,我其实是靠着这份热闹长大的,只是我忘了。
我妈住院换髋的那家医院,从挂号到拍片子到出结果到拿药,我一天跑完,自己掏了不到四千块人民币。同样的事在墨尔本是什么流程?先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给转诊单,转给骨科专科,等三到六周,看专科自付一百五到两百五十澳元一次,要做核磁再排。这不是我编的,我给我们家的全科医生打过好几次交道。
国内的医疗,效率是这个星球上第一流的。这一点我每一次陪我妈去复查都想对人讲三遍。
那我到底难受在哪儿。
我先讲三件小事,都是这三個月里真实发生的。
第一件,停车场。有天下午我开车带我妈去商场,出停车场的时候栏杆不抬。屏幕上让我输车牌、扫码、缴费。我弄了十分钟没弄明白,因为我那个手机是澳洲的号码注册的,绑不上。后面堵了七八台车,喇叭按成一片,其中一个摇下窗户冲我喊:你会不会啊你!最后保安过来,替我操作了三十秒。我走的时候赔笑脸,人家说了一句:赶紧走吧。
那一刻我站在那儿的感觉,不是生气,是羞耻。我发现自己是个连出停车场都不会的人。
第二件,医院早上抢号。我妈要复查,专家号得提前一周的晚上八点在系统上放号。我弟媳说:哥你定个闹钟,七点五十九分进,晚了四十秒都没了。那天晚上我坐在手机前盯着时间,像当年抢演唱会门票。七点五十九分五十秒我点进去,转了两秒,出来一个"号源已空"。我弟媳说没事明天再来。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里想:我十五年前走的时候,看病是要天不亮骑车子去医院门口排队的;现在不用排队了,改在手机上比手速。
我不知道这是变好了还是变得更挤了。我只知道我妈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太太,最后是她跟我一起在屏幕前面坐着,她说:妈替你抢,妈的手比你快。
第三件,饭局。我弟请他几个朋友吃饭,我也去了。坐下之后我发现我连座位都不会坐——不是不会,是我忘了。主位让给我,我拉开椅子就坐下,我弟在桌子底下踢我。敬酒的时候我端着杯子站起来,说了句"我干了我随意"这类完全不合时宜的话,全桌笑了。最后我不喝酒——我在澳洲十五年,开车不喝酒这件事已经焊死在骨头里了——有人说了一句:哥你在国外待傻了吧。
那句话我今年听了不下十次。我是带着笑听的。可我每次笑完,心里都有一小块地方是凉的。
于是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所谓"差距",一开始我以为是两个国家的差距,后来我发现不是。
我回来以前,脑子里装了很多"中国很好、澳洲很好"的比较清单。回来三个月,我把这张单子撕了,因为它是错的。真正让我拧巴的是三样更细的东西。
第一样是公共空间的边界感。
我在澳洲住的那条街,邻居之间一年说不上十句话,可是有些事是默认的:晚上十点以后不发出动静;超市结账自动站在人家身后一米;扶梯站右边;不管办什么事先说excuse me,最后一句一定是thank you,对方也一定回你一句no worries。
回来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另一种密度。
我在商场洗手间门口排队,一个女的从我旁边径直插到了前面,我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们都在排队",她回头看我一眼,说:我刚才就在这儿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刚才就在这儿。我让开了。
我在地铁闸机口,一个大哥的手机外放刷短视频,声音大到整个站厅都听得见。我看了他两眼。他没抬头。我什么都没说。
有个晚上我带我妈在小区里走,草坪上有一家人的狗拉了屎,主人牵着走了。我愣了一下。旁边遛弯的老头说:看啥呢。我说没什么。他说这算啥,前天还有人在电梯里吐的。
我把这些写下来不是要褒贬谁。我要说的是更深的一层:这不是"人的素质"的问题。这是密度的问题,也是执行密度的问题。十四亿人的地方,靠自觉是撑不住制度的,靠的是管理和习惯长期磨出来的那一层东西。而在墨尔本那种一年下半年见不到几个人的街上,你不需要多用力就能守规矩。
所以我越来越不敢在饭桌上说这些。因为我一说,我弟弟的朋友就会回我一句:那你回去啊。我弟弟就会在桌子底下踢我第二脚。
第二样是"客气"变成了"生分"。
我回来以后,跟我打交道的人都说我太客气。我跟快递员说谢谢;跟邻居说话先说不好意思打扰了;人家问我一个月挣多少,我说还行,够用;我弟媳问我朵朵以后回不回国,我说看她自己。
有一次我七大姑跟我说:志远你在国外待得没个人味儿了,跟自家人还这么见外。
她说完我半天没接上话。因为我在墨尔本的十五年,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别问人家收入、别问人家年纪、别碰人家的身体、别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这些东西长进肉里以后,就变成了我的本能。回到家里,本能变成了毛病。
第三样,也是最要命的一样:我不知道自己该在哪边。
我跟我太太每天晚上视频。她那边是晚上十点,我这边是晚上八点。她说今天超市排班改了、她说朵朵的数学老师打电话来说朵朵上课玩手机、她说你那边的医保注销了没有。我说挺好的,我说我在陪妈。
挂了视频我在屋里坐着。我在沈阳,有母亲、弟弟、弟媳、三个姑一个舅,有三四个能一起喝酒的中学同学。可是我每天说话最多的人,是在视频里跟我隔着八千公里的那两个。
我在墨尔本这十五年,是多伦多 ( permitting one mistake) ——是一群彼此不打扰的人之间的十五年的安静。我成了那种人。那种人的好处是体面,坏处是:一旦回到需要热闹才能活的场子里,你会发现自己既不合群,也不想合群。
我还必须说清楚一件钱的事,因为很多人以为我是回国来捡便宜的。
我在墨尔本西南区有一套小三居,是2013年买的,买的时候五十八万澳元。今年五月出手卖的,卖了一百一十二万澳元。换成人民币五百多万。这笔钱拿回沈阳,能买两套像样的房子,剩下的够我养老。很多人听了这个数字会说:那你回来不是躺着就行了?
账确实是这么算的。可账算赢了我心里也不痛快。因为这笔钱不是我多有本事,是我赶上了一波行情;而且这五百多万的代价是:我在那边十五年,没有跟父母吃过几顿饭,我爸走的那年我回不来——那是2020年,边境关了,我隔着屏幕看我爸被人抬走的。这件事我到现在没法跟我弟提。
所以当我说"差距"的时候,我说不出哪个更好。我只能说我看见了三样:
这边快、热、密、有用,人和人之间有股子劲儿,谁家有事儿真上。这是澳洲给不了我的。我在墨尔本给邻居送过一次圣诞卡片,人家第二年回了我一张,第三年我们就各自搬了。
那边慢、冷、疏,许多事办得让人骂娘——办宽带等三周、约政府部门的电话等四十分钟、服务到你第十七分钟的还在念稿子。可是它把人和人之间那条线画得清清楚楚,让你知道哪儿是别人的,哪儿是你的。所谓个人空间,到最后就是这个东西。
而最要命的第三样,是我自己。
十五年,足够把一个人重新捏一遍。我的作息、我的客气、我说话的音量、我看不看得惯插队、我能不能喝下那杯酒、我跟亲近的人要不要说谢谢——这些全是那十五年捏出来的。我带着这副形状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能对上。这就是我说的"差距"。它不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在今天的我和三十年前的我之间,也在今天的我和我弟弟们之间。
有一个下午,我妈坐在阳台上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儿子,你是不是待着不舒坦。
我说没有,挺好的。
她说:你这三个月瘦了八斤。
我那天晚上称了一下,真瘦了八斤。不是吃不好,是想的事多。
现在我把话说给跟我一样的人听。
如果你也在外面待了很多年,打算回来,我有四条实话。
第一,别急着评判。你回来头三个月看到的每一件让你别扭的事,背后都有十四亿人的密度和几十年的惯性。你先看完,再说话。更别在饭桌上说——亲戚朋友会以为你在炫耀,你也会输掉一场本来不用打的架。
第二,别指望这儿会为你改。你要改的是你自己。我知道这话听着难受,可这是真的:是你走的,规矩在这儿长着,不长在你身上。回来的过程,本质上是一次重新入门。
第三,别把"方便"当成全部。我们的手机支付、外卖、快递、高铁、夜里的烧烤摊,确实是这个世界上的顶配,我在澳洲想念了十五年。可一个社会让人过得舒服,除了便利,还有别的东西:边界、不被打扰、不用解释就能被尊重。这个不是靠骂得来的,是靠一代人一代人一点点挪出来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做好准备,你可能两边都回不去了。这不是最坏的结果。我今年四十九,我渐渐接受了这么个事实——我是一只脚在东半球一只脚在西半球的人。真正能让我安稳下来的,不是选择哪一边,是把"两边都不完全属于"这件事认下来,别再挣扎。
机票我订了十二月初的。我回去待两个月,处理房子的尾款和税务的事,陪朵朵过完 VCE 放榜,然后明年三月再回来。我妈说:你别跑了。我弟说:你来回飞的钱够我半年工资了。
我说我知道。
可我还是要跑。因为我一半的骨头在这儿,另一半在那儿。我要是一直待在沈阳,我会把我这一身的"不合时宜"慢慢地磨平,最后跟大家一模一样地过日子;我要是一直待在墨尔本,我会变成一个体面、干净、永远不打扰别人的人,然后在六十岁那年发现我这辈子没照顾过我妈几天。
我在澳洲住了十五年,回国三个月就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来这件事本身,是我发现自己再也做不到"回来"这两个字。
故乡还在那儿,热气腾腾的,比我走的时候好太多了。只是它认得我,我得重新学着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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