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又怎样，上海一名女子今年53岁，存款1200多万，至今没结婚

我叫沈慧，今年五十三岁，上海人，住在静安寺附近一套一百四十平的三房里。我名下的存款、理财和基金加起来，一千两百多万，还有这套房子和郊区一套小两居，都是我的名字，没有贷款。我没结过婚，没有孩子。这话我说给别人听的时候，对方通常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羡慕，说你真自在；另一种是客气地沉默，眼神里带着一句没说出口的话——有钱又怎样。

这句话我替他们说了吧：有钱又怎样。这个问题，我用五十三年，特别是最近这十年，一点一点地回答过自己。我今天把它说清楚，不是为了诉苦，也不是为了炫耀，是因为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而我们这些人的心里话，从来没有人认真听过。

先说说我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因为不了解这个，就不了解我这个人。我一九九二年从一所本地的大学毕业，学的是外贸英语，进了一家国营的外贸公司。一九九五年我辞职，跟两个朋友合伙做纺织品出口，一开始只有三个人、一部电话、一间借来的办公室。那十年我几乎没有在凌晨两点以前睡过觉，跑过广交会，跑过法兰克福，被客人骗过，也被工厂坑过。二零零三年我们自己开了个小厂，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二十个工人。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我们的单子掉了一半，我裁了四十个人，那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一段时间。二零一五年，我把厂子关了，工人遣散，设备卖了，剩下的一笔钱，一部分买了房，一部分做了配置。这几年我就靠这些过日子，一年花不了二十万，剩下的还在慢慢涨。

我现在的日子是这样的：早上六点半起床，去小区对面的公园走四千步；回来吃早饭，一般是自己煮的粥或者楼下买的生煎；上午看看盘，看看书；中午自己做点简单的；下午有时候去上国画课，有时候去图书馆，有时候约人喝茶；晚上自己做一顿正经的饭，看一部电影或者看两小时书，十一点睡。一周请一次阿姨来打扫，一周去三次健身房游泳。一年出去旅行两次，一次国内，一次国外。

听起来很体面。是的，很体面。我不用为钱发愁，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拿得出最好的药，我弟弟买房的时候我出了首付的一半，我侄女出国读书我出了三十万。我不欠任何人的人情，我买东西不用看价签，我生病了可以住单人病房。这些都是真的。可是去年冬天的那一夜，把这些全部打回原形。

去年十二月的某个凌晨两点，我被肚子疼醒。一开始我以为是吃坏了，忍了两个小时，越来越疼，疼到我在床上蜷成一只虾。我知道这不是忍的事，我爬起来，找出医保卡和身份证，拨打了120。等救护车的时候，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冷汗把睡衣全湿透了。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我会不会死"，是"我进手术室的话，谁给我签字"。

救护车来了，抬我下楼，邻居的门开了一条缝，又关上了。到了医院急诊，是急性胆囊炎，医生说要马上手术。护士拿了一张同意书过来，问：家属呢？我说没有家属。护士愣了一下，说：那您自己签？我说我自己签。我右手挂着点滴，左手签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签完我抬头，看见护士看我的眼神，那眼神我太熟悉了——不是同情，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在看一个"不完整的人"。

手术做了两个小时。等我醒过来，已经是早上六点多，麻药劲儿过去了，伤口疼得我喘不上气。我躺在单人病房里，床边一个人都没有。护士进来换药，说：您家里人什么时候来？我说不用，我请了护工。护工是医院介绍的，一天三百二，手脚麻利，但话不多，她在我床边坐了一整天，眼睛一直盯着手机。

第二天下午，我弟弟来了。他比我小五岁，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中层，人老实。他站在床边，搓着手，说姐你怎么不早说。我说没事，小手术。他坐了二十分钟，接了两个电话，是他老婆打来的。第二个电话挂了以后，他有点尴尬，说：姐，我那边孩子要上补习班，我得去接，你看……我说你去吧。他走到门口又回头说：要不要叫妈……他说到一半停住了。我妈已经走了九年了。

他走了以后，我盯着天花板。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的滴答声。我忽然特别想有人跟我说一句话，随便什么话都行。我拿起手机翻通讯录，翻了三遍，最后给一个人打了电话。那个人叫林薇，我大学同学，比我大半岁，离过一次婚，没孩子，现在跟我也差不多。她接了电话，听我说完，说：你等着，我二十分钟到。

她来了，拎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她熬的粥。她在我床边坐下，开始数落我：你这个死女人，肚子疼你不叫我，你以为你二十几岁呢。她一边数落一边给我倒粥，手是抖的。我看着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一边喝粥一边哭，哭得像个傻子。她说：哭什么哭，你命大。我说：林薇，我要是死在这个手术台上，得过一个星期才有人发现。她说：胡说八道。

那天她陪了我一整天，晚上趴在我床边睡了一夜。我在半夜里醒过来，听见她打呼噜的声音，我盯着天花板，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很具体的念头：我得把这件事安排好。

我为什么没结婚，这个问题我被问了三十年。我从二十六岁说起。

二十六岁那年我有一个男朋友，是我大学的师兄，比我高两届。我们好了三年，感情很好，好到已经谈过婚后住哪儿。一九九七年他拿到了去美国的 Offer，走之前他跟我说：你等我，我站稳了接你过去。我说好。第一年我们每周通一次电话，一通就是两个小时，电话费贵得吓人。第二年变成一个月一次。第三年，他寄了一封信来，说他在那边安定不下来了，压力太大，他可能不回来了。我回了一封信，我说你别为难，我们都还年轻。我们这样就散了。他后来回来过一次，二零零三年，请我吃饭，他有了孩子，我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吃完饭他送我到楼下，说：沈慧，当年要是你跟我走，我们现在应该不一样。我笑了笑说：那也不一定。

三十三岁那年，我差一点就结婚了。那个人姓陈，做建筑的，比我大四岁，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他这个人实在，话不多，对我很好。我们谈了一年半，双方家长都见过了，婚期都定了，定在二零零六年的五月。定完婚期以后，他开始提孩子的事，他说他三十七了，想要一个。我说我也想要，但那几年正是我们公司最难的时候，我刚接了一个大单，客户在美国，我得跑半年。我说能不能等一年。他说他等不了，他母亲也催。我们为这件事吵了三次。最后一次吵完，他坐在沙发上，说了一句：沈慧，你太能干了，你不需要一个家。我说我不是不需要，我是现在走不开。他没再说话。一个月以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了一个人，对方愿意马上生。我说那好。我们那场婚事就这么散了。

现在回头看，我那时候要是退一步，也许就嫁了。可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在自己最能干的年纪，看清什么更重要。我三十三岁的时候，我觉得公司是我的命，我那一百二十个工人靠我吃饭，我不能撂挑子。现在我五十三了，公司没了，工人散了，我手里剩下一千两百万，和一个空荡荡的房子。

真正把我拖到现在的，是我妈。

我妈是二零零八年查出来的病，乳腺癌，中晚期。那一年正是金融危机，也正是我裁人的那一年。我白天在厂里处理裁员，晚上去医院陪床，来回跑。我妈手术、化疗、脱发、复发，前后六年多。这六年里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把公司的很多事交给副总，我错过了两个大客户，我连感冒都扛着，因为我不敢病。我妈在最后两年已经不能自理了，我请了护工，但我自己每天都要去。我弟媳那时候刚生了孩子，我弟弟要上班，我一句怨言都没有，我说你们忙你们的，妈我管。

二零一四年冬天，我妈走了。走之前那几天她已经很糊涂了，有一天下午她忽然清醒，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她说：慧慧，妈这辈子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我说妈你别操心我，我过得好着呢。她说：你有钱有什么用，你病了谁给你倒杯水。

她说完这句话，就再没清醒过。

我爸是二零一六年走的，走得很突然，脑梗。我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在他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一本老式的账本，很旧了，塑料皮都裂了。我翻开看，那上面记的是家里的日常开销，一笔一笔，记了很多年。最后几页上，有一行字是用红笔写的，写着"给慧慧的嫁妆，八万"。日期是二零零五年，就是我定婚期的那一年。那个八万，是他们两个老人一辈子的积蓄。那桩婚事散了以后，这笔钱就一直没用出去。我拿着那本账本坐在我爸的床上，坐了一下午，哭得喘不上气。

我妈走了以后，我是真的想过再找个人。那一年我四十五。朋友给我介绍过几个，我都见了。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退休干部，丧偶，条件不错，人也好。我们见了三次，第三次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你这个房子是多大面积的？我当时没多想，说一百四十。他说：哦，那挺大的。后来他又问了我两次类似的问题，一次问我理财一年能有多少，一次问我弟弟买房子我出了多少。我没再见他第四次。

还有一个是比我小五岁的，做设计的，人很风趣。我们相处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开心到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可有一天晚上他喝多了，跟我说他想开一个工作室，问我能不能借他八十万。第二天酒醒了，他跟我道歉，说胡说的。我说没事。一个月以后我提了分手。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合适。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是舍不得那八十万，我是不想过一种要时时提防的日子。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这辈子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一分一分拼来的，我对钱特别敏感，我不允许任何人用感情来碰它。这个毛病，是我没结成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不是不想信人，我是信不起。

再说回孤独这件事。孤独不是没人陪你吃饭，是家里的声音。我这套房子一百四十平，平时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有时候会把电视打开，不是为了看，是为了让屋子里有点动静。我冰箱里的东西经常放到坏，因为我一个人吃不完。我做饭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做两个人的量，做完自己吃一半，剩下一半倒掉。我试过养猫，养了七年，前年走了，我哭了一个星期，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养。

过年是最难的时候。上海的年夜饭，我弟媳会叫我过去。我去过三年，每年都后悔。他们一家四口，加上我弟弟的父母——就是我爸妈的老房子那边的亲戚，一屋子人，热热闹闹。我坐在那儿，谁都客气，谁都不亲近。我侄女小时候会缠着我，因为她知道我给她买东西；现在她二十一了，有了自己的世界，跟我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有一年我听见弟媳在厨房跟人说：她反正有钱，也没孩子，以后她的东西还不是要给小宇（我侄子）。我站在客厅门口，听完那句话，转身拿了外套就走了。我走在除夕夜的大街上，南京西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路灯挂着红灯笼。我一边走一边哭，哭完了回家，给自己下了一碗速冻水饺。

那顿年夜饭我后来再没去过。我改成一个人过，或者跟林薇一起过。我们两个这两年都是一起过年的，她做饭，我洗碗，吃完看春晚，看到十一点她打车回去。

我不是没考虑过养老的问题。我这几年把该办的都办了：我立了遗嘱，做了公证，房子和大部分存款留给我侄女和侄子，一部分捐出去；我做了意定监护的公证，指定的监护人就是林薇——不是因为她能管我的钱，是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知道我生病的时候会喊什么、知道我怕什么。我还去考察过两家高端养老社区，一间一个月两万八，环境是好，可我去看的那天，走廊里坐着一排老人，全都低着头，没人说话。我在那儿站了十分钟，转身走了。我跟林薇说：那个地方我不去，我宁可死在自己家里。

林薇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那我们两个约好，谁先躺下，另一个去签字、去陪床、去送终。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我出院的第三天，她坐在我家沙发上削一个苹果，削得特别漫不经心。我说你别胡说。她说我没胡说，我们这个年纪，该把这些话说清楚了。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人可怜我。我一点都不可怜自己。我这辈子见过太多结婚的人过得比我惨。我闺蜜嫁了个有钱人，丈夫五十岁那年脑溢血瘫痪，她伺候了十年，去年自己也查出了毛病；我弟媳这辈子忍了我弟弟的脾气二十年，去年因为孩子的事在家里哭了三天，没处说；我厂里有个女工，被丈夫打，跑到我办公室躲，我给她放了两个月假，最后她还是回去了，说孩子还小。婚姻这个东西，好的我知道有，但我这辈子亲眼看见的，多数是忍。

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的：钱不能替你赶走孤独，这是真的。你半夜肚子疼的时候，钱不会给你倒一杯水；你做手术的时候，钱不会替你签字；你妈临终前那句"你病了谁给你倒杯水"，钱回答不了。这些都是真的，我不骗自己。

但钱能做到另一件事，这件事同样是真的：钱让你在这些时刻不必求人，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住院的时候住的是单人病房，我自己签字，我自己请护工，我不欠任何人的情。我弟媳那句"她反正有钱"，我听了难受，可我第二天就能决定再也不去她家吃年夜饭，我不用忍。我妈生病那六年，最好的药我用得起，最好的护工我请得起，我妈走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处褥疮——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也是我的钱替我做的唯一一件让我安心的事。

今年春天我做了一件事。我以我妈的名字，在一个助学基金里设了一笔钱，资助云南那边三个女孩从初中读到大学。手续是我自己去办的，办完那天我去了我妈的墓前，站在那儿跟她说：妈，你说的那句"你病了谁给你倒杯水"，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但我把那八万嫁妆钱，变成三十个孩子的学费了。我觉得这个答案，也许也不算太差。

我今年五十三岁。我不后悔没结婚，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这辈子最对得起的是我自己——我靠自己活下来了，我没有靠过谁，我也没有被谁拖累过。但我也不美化它。如果有人问我"有钱又怎样"，我会这样回答：有钱不能让你不孤独，但能让你在孤独的时候，活得有尊严。这一条，是我用五十三年换来的。

至于剩下的日子，我有我的安排。我把遗嘱立好了，我把监护人指定了，我每年体检一次，我办了健身卡，我在学国画，我打算明年去一趟新疆。我跟林薇约好了，下周去崇明住两天，她开车，我带零食。她跟我说了，等我们七十岁，谁也不能先死，谁先死谁不讲义气。

我说：行，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