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问“怎么没保住白鱀豚”，如今他改写江豚命运，捧回国际大奖

2026年9月25日，美国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接过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该奖项每年全球仅授予一人，此次是自2022年奖项设立以来首次迎来中国获奖者。

对王丁来说，这一奖项背后藏着两段相隔约二十年的历程：2006年长江科考未发现一头白鱀豚，随后团队判定其功能性灭绝，他作为中方负责人见证了这一遗憾的结果；近20年后，同样是长江里的鲸类，江豚的数量从2017年的1012头，回升到了全流域专项考察自然种群1426头。

从见证白鱀豚的功能性灭绝，到推动江豚种群止跌回升，王丁用近二十年时间，把一份遗憾变成了满江希望。

王丁（左）获得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

遗憾与行动

1982年，王丁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专业毕业。沿着无线电、空间物理方向深耕，本是他既定的发展轨道。可当时刚成立不久的白鱀豚科研组正缺声学人才——白鱀豚靠声呐定位交流，没有懂声学的人，就摸不透它们的生存世界。他就这样一头扎进这个陌生的领域，从“天上”转到了“水下”。

进组后，他在陈佩薰、刘建康等前辈的团队框架下，参与白鱀豚“淇淇”的长期饲养、声学与行为观测工作。淇淇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头在人工环境中长期生活的白鱀豚，曾是整个种群最后的火种。科研人员曾尝试为它配对繁殖，却始终没能成功。

2002年，淇淇在人工环境生活约22年后离世，据水生所公开资料鉴定卒年约25岁，在淡水鲸类中已属高龄。白鱀豚人工保种的希望，随之大幅收窄。

真正的重击在2006年到来。中、美、英、日等多国约40名科学家组成联合考察队，中外联合科考船队遍历长江中下游约1700公里干流，历时38至39天，全程没有目击到一头白鱀豚。考察结束后的码头发布会上，王丁作为中方负责人对外说明考察结果；2007年，团队正式发表报告，判定白鱀豚功能性灭绝。

那之后很多年，他反复面对着公众的质问：“保护了这么久，怎么就把物种弄没了？”面对质疑，他虽难过却从不辩解。团队没有沉湎于遗憾，而是把白鱀豚考察积累的声学方法、种群评估和预警经验，用于江豚普查与保护。他们知道，长江不能再重演一次遗憾。

很多人以为白鱀豚是“突然消失”的，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猝然离场。

航运的噪声干扰了它们的声学通讯，螺旋桨直接造成撞击伤亡；非法滚钩、刺网会悄无声息地缠住它们；采砂船翻起的泥沙破坏它们的栖息、繁殖与索饵生境；再加上沿岸污染、水利工程切割栖息地，多重压力层层叠加。

淡水豚的衰退从来都是无声的，等肉眼发现“看不到了”的时候，种群数量往往已经滑到了悬崖边缘。而声学监测的意义，就是做水下的“预警雷达”，在看不见江豚的日子里，先听见危险靠近的声音。

“长江失去一种鲸类，不能再失去第二种”成了支撑整个团队转向江豚保护的共识。

王丁（左一）早年参与救护白鱀豚“淇淇”

故道保种

要保住江豚，只守着长江干流不够。王丁和团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走出了一步关键棋：把江豚“搬”出长江，放到相对安全的故道里保种。

所谓故道，是长江历史上自然裁弯取直后遗留的古河道，通过工程措施与干流相对隔离，水域独立、人类活动干扰少，相当于专为江豚划出的“生态备份区”。

1990年，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团队从长江干流捕捞5头江豚，放进这条与干流相对隔离的废弃古河道里，开启迁地保护试验。之后数年，团队又根据种群健康和基因需求陆续补充个体。

他们定下核心原则：日常只做禁渔管控、限船降噪、水质保护，配合定期普查、孕豚护理和必要的伤病救治，剩下的生存繁衍，全交给江豚自己。

2021年，天鹅洲故道的江豚数量增长到约101头，已接近保护区评估的环境承载规模。团队随即启动分流计划，将部分江豚迁移至洪湖老湾、何王庙等其他故道，既给天鹅洲种群“减负”，也让更多废弃故道重新焕发生态生机。

每一次科研捕捞，都是一场分寸感极强的水上救援。快艇协同驱赶定位，渔船缓缓拉起特制围网，工作人员用软担架托着江豚平稳抬上岸，依次完成体温、心率、B超等常规体检，安装声学或卫星等跟踪标记，怀孕的母豚和新生幼豚原则上不纳入外迁。全程动作轻、速度快，最大限度减少应激反应。

如今的长江边，已经织起了一张完整的故道保种网络。

在湖北与湖南交界的何王庙—集成故道，2015年从鄱阳湖和天鹅洲各引入4头江豚作为建始种群，之后多年持续补充，到2020年代已繁衍到约30头；安徽，安庆西江故道、铜陵夹江水域也先后建起了半自然保护水域。而让这张网真正活起来的，是跨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四省的种群调剂——科研人员把鄱阳湖等处的个体调到不同故道，硬是在几个省之间打通了江豚的基因交流，避免了近亲繁殖。

人工繁育研究也陆续取得关键进展。

2005年，世界首头全人工环境繁育的江豚“淘淘”在武汉白鱀豚馆出生；2016年前后，天鹅洲探索网箱环境繁殖，逐步形成网箱+故道辅助繁育经验；2020年，淘淘的后代顺利出生，延续了人工繁育的谱系。目前用于繁育研究的人工研究群体共有13头江豚。

很少有人知道，这套“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的“三位一体”保护框架，早在1986年的世界首次淡水豚生物学国际会议上，就已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倡导。只是那时候长江的开发速度太快，保护的脚步追不上物种衰退的速度，部分措施未在白鱀豚时期系统落地。

江豚是幸运的，它复用了这套沉淀几十年的成熟方案，又赶上了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大保护的时代东风，终于从“保证不灭绝”的底线，走到了“数量稳步回升”的拐点。

“在长江干流生态环境尚未完全恢复的背景下，建立迁地保护区，相当于为江豚种群购买了一份‘生命保险’。”王丁在故道考察时说的这句话，如今成了中国迁地保护最生动的注脚。

工作人员转运即将放归的长江江豚（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中国方案渡重洋

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写进了种群数量的曲线里。

2012年长江全流域考察，江豚估算约1040头，较20世纪90年代大幅下滑，据其团队考察估算，2006—2012阶段年降约13.7%。2017年普查，数字定格在1012头，快速衰退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种群数量仍在低位徘徊。

2022年普查数量回升至1249头，正式确认止跌回升；直到2025年最新全流域专项考察结果公布：长江江豚自然种群达到1426头，相比2017年增长超40%。这被业界和媒体评价为，是全球极危小型鲸类中，极其少见的野生种群恢复成功案例。

在2026年9月25日的华盛顿颁奖台上，王丁的工作得到了这样的评价：开创性研究指导长江江豚及其他濒危小型鲸类保护，并影响国家与国际保护战略。根据该奖官方说明，奖金将用于江豚野化放归、保护研究与教育；相关保护方案会继续落地到柬埔寨、孟加拉的淡水豚保护项目。

王丁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奖不是他一个人的，它属于一代代长江豚类保护者。如今，这套诞生于长江边的故道保护方案，正在走出国门，成为可供全球借鉴的中国方案。柬埔寨、孟加拉等国的淡水豚保护，已开始借鉴中国故道迁地、人工辅助繁育、声学监测和保护区管理的成熟经验；人与生物圈计划、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也把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培训教材和公共教育内容，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国家。

江豚像是长江的“体检仪”。它的数量回升，不代表长江的生态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至少说明航运降噪、禁渔休渔、岸线修复、必要时生态补水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开始真正见效了。

长江东流，王丁曾在那里目送过一个物种远去的背影，也在那里等来了另一个物种的新生。他的守望终有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