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院主任患癌，从隐瞒到放弃总共 36 天，临终说：别轻易

化疗

那天下午，我正在科室里整理病历，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王主任的妻子李姐发来的微信：“小周，你下班后能来家里一趟吗？老王想见你。”我盯着屏幕愣了几秒，心里咯噔一下——王主任三天前刚确诊胰腺癌，全院都知道了，就他自己还不知道。

王主任是我们医院肝胆外科的老主任，今年五十七岁，干了一辈子手术，手底下救活过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他个子不高，说话带着重庆特有的椒盐普通话，嗓门大，脾气急，但对病人是真上心。有时候半夜急诊来了危重病人，他穿着拖鞋就往手术室跑，护士在后面追着给他递白大褂。我跟着他做了八年住院医，挨过不少骂，也学到一身本事。他总说：“小周，当医生手里握着的是人命，马虎不得。”

三天前，他因为连续两个月的上腹隐痛和消瘦，自己给自己开了个腹部CT。放射科的老刘觉得不对劲，连夜打电话给我，说胰头上有个占位，边界不清，八成是那个病。我们几个科室的骨干凑在一起商量，想着先瞒着他，等他家属来了再慢慢说。可王主任是什么人？他自己就是干这行的，看着我们的脸色，当天晚上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小周，片子我看了，你们别瞒我。胰腺癌，晚期了，对吧？”我当时嘴唇都在抖，半天挤出一句话：“主任，您别多想，还早着呢，咱们可以……”他摆摆手打断我：“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清楚。该吃吃该喝喝，别搞那些没用的。”

可谁也没想到，从他确诊到离开，总共只有三十六天。

李姐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我赶到他们家时，客厅的灯昏黄昏黄的，茶几上摆着几盒药，王主任靠在沙发上，比前几天又瘦了一圈。他看到我，笑了笑：“小周，坐。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个事。”我坐在他旁边，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药味，心里发酸。他说：“我决定不做化疗了，也不做手术了，就在家养着。”我急了：“主任，现在医学发达，您这情况还是有希望的……”他摇摇头：“我当了一辈子外科医生，见过太多病人了。化疗放疗，插管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最后钱花光了，人也走了。我不想那样走。”

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就像平时查房时评估一个病例，语气里不带一丝波澜。可我知道，他私下里肯定哭过——李姐跟我说，确诊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书房坐到天亮，第二天出来时眼睛肿得像核桃，却跟谁也没提半个字。

头一个星期，他还在家里接电话。以前的老病人找过来，他让人把报告发到手机上，戴着老花镜一条条看，隔空告诉人家该吃哪种药、要不要手术。李姐哭着说：“老王，你都这样了，就别管别人了。”他放下手机，半天没说话，后来才轻轻说：“这些人信我，我不能辜负人家。”

第二个星期，他开始整理自己多年的手术笔记。那些本子厚厚一摞，记录了他三十多年做的每一台手术，术式、出血量、特殊情况处理，写得密密麻麻。他让我帮他打印出来，说要寄给几个年轻医生。那天他坐在书桌前，拿笔的手一直在抖，写不了几个字就得歇一歇。我劝他：“主任，等您好了再整理也来得及。”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小周，等不及了。”

真正让他彻底垮掉的，是第三个星期。那天他以前的病人，一个六十多岁的大爷，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他病了，提着两筐土鸡蛋从綦江赶过来。大爷站在门口，看到瘦脱相的王主任，当场就哭了：“王医生，您救过我的命啊，我听说您病了，心里难受。”王主任扶着门框，笑着收下鸡蛋，还强撑着给大爷把了脉。等大爷走了，他回屋躺到床上，半天没动静。李姐进去一看，他在偷偷抹眼泪。

从那天起，他就很少下床了。疼痛一天天加重，开始时吃止疼片还能压住，后来要打针，再后来打针也不怎么管用了。他整夜整夜睡不着，侧躺着蜷成一团，躲着光，怕我们看见他疼得变形的脸。但他始终咬着牙，一声不吭。李姐说，有天半夜他疼得实在忍不住，拿头往床头上撞，撞得咚咚响，嘴里还念叨着：“我不怕死，我就是舍不得你们。”

那几天我每天下班都去他家。他清醒的时候就跟我说话，聊的都是我以前犯过的错——有一次我给病人开错剂量，他当着全科室的面骂了我一顿，晚上又悄悄发微信跟我说对不起，说他是急的。他说：“小周，你要记住，当医生先做人，再治病。病人把命交到你手里，你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我点头，眼泪掉在地板上，砸出一个水印。

到了第二十五天，他开始交代后事了。他把自己攒的几万块钱分成三份，一份给女儿作嫁妆，一份给李姐养老，一份捐给医院买台新监护仪。他女儿从广州赶回来，跪在床边哭得喘不上气，他伸手摸摸女儿的头，声音虚弱得像一阵风：“丫头，爸爸这辈子没给你攒下金砖银砖，但给你留了几个病人的电话，以后遇到难处，他们能帮你一把。”

李姐那阵子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许多。她白天夜里守着，也不怎么说话，就是坐在床边握着王主任的手。王主任有时候清醒，就跟她开玩笑：“李淑芬，你看你嫁给我这些年，一天福都没享过。下辈子你还嫁不嫁我？”李姐哭着骂他：“你少说丧气话，你还得陪我去江边跳广场舞呢。”他就笑，笑到一半疼得皱起眉头，又硬撑着说：“好，等我好了就陪你去。”

其实我们谁都知道，他心里放不下的除了家人，还有医院那台刚引进的腹腔镜设备。他本来指着用那台设备再带出一批年轻医生，教他们做微创手术，结果病来如山倒，他连看都没能看到设备装好。有一天他让我把设备照片拍给他看，我拿手机给他翻照片，他眼睛睁得老大，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还是太晚了。”

第三十三天，他开始陷入昏睡，有时候醒过来，意识已经不太清楚了。他断断续续地喊名字，喊老病人，喊护士长，喊他以前带过的学生，就是没喊他自己。李姐守在他床边，一遍遍给他擦脸，擦手，声音低低地哼着重庆山歌。那天晚上，他忽然清醒过来，眼神亮得吓人，拉住李姐的手说：“淑芬，我不化疗，你别怪我。我想走得体面一点，不想让你们看着我在病床上受苦。”李姐哭着摇头：“我不怪你，我不怪你。”

第三十六天，清晨五点十七分，他走了。走之前他几乎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用眼睛看着我们，嘴唇微微动了动。李姐凑到他嘴边，听到他断断续续说：“别……轻易化疗……”说完，他长长呼出一口气，手就松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这句话是说给所有医生听的。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自己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想告诉我们：有些晚期癌症，过度治疗只会让病人走得更加痛苦。他选择了放弃治疗，不是为了放弃生命，而是为了保住最后的尊严。

王主任走后第三天，医院为他办了告别会。来的不光是同事，还有很多他曾经治好的病人。有个从丰都来的乡镇妇女，带着她九岁的儿子，跪在遗像前磕了三个头，哭着说：“王医生，您要是不给我做那台手术，我这个家早就散了。”还有几个年轻医生，站成一排，对着他的照片深深鞠躬。李姐站在角落里，手里攥着他最后写的那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淑芬，别哭，我这辈子做医生，不亏。”

如今事情过去半年了，我每次走进手术室，还会想起他站在无影灯下的样子。他戴着帽子口罩，只露一双眼睛，手里握着手术刀，眼神专注而坚定。有时候遇到棘手的病例，我下意识想问他，转过头才发现他不在身边了。

前几天，我在科室整理他留下的资料，翻到一本他年轻时的日记。扉页上写着一句话：“当医生的意义，不光是延长生命的长度，更要守护生命的尊严。”

我想他做到了。他是我们医院的主任，也是我这一辈子的老师。他用三十六天教会我最后一课——有时候，放下也是一种勇敢；而爱，从来不是执着地挽留，而是体面地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