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病历的人
急诊科医生郑铭记得那天是周二。
上午的号特别多,走廊里挤满了人。他在诊室里坐了四个小时,没喝一口水。中午十二点四十,他刚拿起盒饭,护士推门进来,说来了一个胸痛的,三十四岁,男的。
“心电图做了没?”
“做了,窦性心动过速,没有ST段改变。”
郑铭把盒饭放下。没有ST段改变,这意味着不是典型的急性心梗。但他还是起身去了抢救室。
病人叫孙志强,三十四岁,做装修的。人很壮,皮肤黝黑,坐在抢救床上,一只手按着胸口,眉头拧着。他的妻子站在旁边,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医保卡和几张化验单。
“怎么个疼法?”郑铭问。
“胸口,闷闷的,像有东西压着。”孙志强说,“从昨天晚上开始的,今天早上好了一点,刚才又疼起来了。”
“有没有往肩膀或者后背窜?”
“没有。就是胸口这一块。”
郑铭按压他的胸骨,又听了心肺。心率一百一十二,血压一百四十八比九十二。偏高,但不算太离谱。他问病史,孙志强说自己身体一直很好,没得过什么大病,不抽烟,偶尔喝酒。最近装修赶工期,连着干了半个月,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你父亲或者兄弟有没有心脏病?”
“没有。”
郑铭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三十四岁,无家族史,无典型放射痛,心电图没有缺血改变。按照胸痛中心的流程,首先要排除的是急性冠脉综合征。他开了肌钙蛋白和D-二聚体的急查血。
二十分钟后,结果回来了。肌钙蛋白阴性,D-二聚体也正常。
郑铭看着化验单,心里松了一截。肌钙蛋白阴性,心梗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D-二聚体正常,肺栓塞和主动脉夹层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剩下的可能性包括心肌炎、心包炎、肋软骨炎、胃食管反流,甚至就是单纯的肌肉劳损。
他把孙志强收进了急诊观察室,开了对症处理的药,嘱咐护士继续监测心电和血压。然后他回到诊室,继续看下一个病人。
这是上午的事。
下午两点十分,郑铭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看咳嗽,抢救室的护士跑过来,脸色变了。
“郑医生,那个胸痛的,血压掉了。”
他跑过去的时候,孙志强已经意识模糊了。心电监护上显示心率一百四,血压测不出来。颈静脉怒张,心音遥远,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鼓声。
Beck三联征。心包填塞。
郑铭的手在那一瞬间凉了。他喊人推床旁超声,同时开始准备心包穿刺。但超声探头放上去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升主动脉内膜片飘动的影像,心包腔里全是积液。
主动脉夹层,Stanford A型,破裂入心包。
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心包穿刺抽出了血性液体,血压短暂回升,然后再次垮掉。心外科的医生从楼上冲下来,但已经来不及了。孙志强的心跳在下午三点二十四分停了。
从入院到死亡,三个小时。
郑铭站在医生办公室的窗边,手里拿着孙志强的病历。
他翻到第一页,看那份心电图的报告。窦性心动过速,没有ST段抬高。他又翻到化验单,肌钙蛋白阴性,D-二聚体正常。
他盯着D-二聚体那行数字看了很久。
文献上说,D-二聚体对主动脉夹层有很高的阴性预测值,阴性基本可以排除。但“基本”不是“绝对”。有大约百分之五到十的夹层患者,D-二聚体可以正常。尤其是那些夹层范围局限的、没有广泛血栓形成的病例。
他还想起一件事。双侧上肢血压。
他翻遍病历,没有找到测量双侧上肢血压的记录。他记得自己上午查体的时候,只测了右上肢。一百四十八比九十二。但主动脉夹层的一个关键体征就是双上肢血压不对称,因为夹层可能累及锁骨下动脉。
他没有测左边。
护士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水。看到郑铭站在窗边的背影,愣了一下。
“郑医生,你中午的饭还没吃。”
郑铭没回头。
“那个病人,”他说,“他老婆还在外面吗?”
护士沉默了一下。“在。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直没动。”
郑铭把病历合上。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又停下来。他的目光落在自己办公桌上的一本书上,那是急诊科常用的《胸痛鉴别诊断》。书脊已经翻得起毛了。
他回到桌前,拿起那本病历,用力摔在桌面上。
“啪”的一声,病历散开了,纸页滑出来,落在地上。护士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
郑铭没有看她。他蹲下去,把散落的纸页一张一张捡起来,重新夹好。他的手在抖。
“上午,”他声音很低,“我如果测了左边,如果做了床旁超声,如果多想一步……”
他没有说完。
那天晚上,郑铭没有回家。他坐在办公室里,把孙志强的所有资料重新看了一遍。心电图、化验单、护理记录、他自己写的病程。他找出《急性主动脉夹层诊断和治疗指南》,翻到诊断流程那一页。
指南说,对于高度怀疑主动脉夹层的患者,D-二聚体阴性不能完全排除诊断,应结合临床概率评分。孙志强的评分是多少?高血压,是的。突发胸痛,是的。但疼痛性质不是撕裂样,没有放射到后背,没有主动脉瓣反流的杂音。
按照评分表,他的验前概率属于中低度。中低度的患者,D-二聚体阴性,可以基本排除。
但他死了。
郑铭合上指南,靠在椅背上。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低鸣。他想起医学院第一堂课,老教授说了一句话:“医学没有百分之百。但每一个百分之百的错误,都会变成一个人的命。”
他当时觉得这话太重了。现在他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郑铭在急诊科的晨会上说了这件事。他没有回避自己的疏漏。测双上肢血压,床旁超声,对于胸痛患者来说,这些都不应该等到病情恶化才想起来。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念一份病历。但坐在下面的住院医看到他攥着笔的那只手,指节发白。
晨会结束后,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
“不是你的错。”主任说,“夹层就是这样,百分之三十的首诊误诊率。你后面处理得没有问题。”
郑铭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说。
但他没有说的是,他想起孙志强妻子坐在走廊里的那个身影。她手里攥着那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医保卡和化验单。她可能以为丈夫只是累了,胸闷,来医院挂个水就能回去。她可能已经想好了,今天下午要给他炖个汤,让他早点睡。
他想起自己摔病历的那个动作。那不是对病历的愤怒。是对自己的。是对“基本排除”这四个字的。
医学告诉他,D-二聚体阴性,基本排除。但孙志强不在“基本”里面。他在那百分之五到十里。他是那个“极少数”。
而每一个“极少数”的背后,都坐着一个攥着塑料袋的人。
郑铭后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贴在电脑屏幕旁边:
胸痛。D-二聚体阴性。主动脉夹层不会因此消失。
他没有再摔过病历。但他每次遇到胸痛的病人,都会测双侧血压。左边的,右边的,两侧对比。不管心电图多正常,不管化验单多漂亮。
那一年冬天,他接诊了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胸痛,心电图正常,D-二聚体正常。他测了双侧血压,左边比右边低了二十毫米汞柱。他直接开了CTA。升主动脉夹层,Stanford A型。病人当天上了手术台,活了下来。
手术后,病人的妻子在走廊里拉住郑铭的手,说了很多遍谢谢。
郑铭站在走廊里,看着病房的方向。他想起孙志强,想起那个摔病历的下午。他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有些事,你没办法跟别人解释。你只能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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