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基斯坦修路5年，发现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特别热情

我在巴基斯坦修路5年，发现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特别热情

我叫陈立军，今年四十，是路桥公司的工程师。二〇一九年到二〇二四年，我在巴基斯坦待了整整五年，跟着项目在北部修路，前两年在喀喇昆仑公路的一条支线，后三年在吉尔吉特往南的一段改造工程。五年里我回国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今天写这些，是因为回国这两年，总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听说巴基斯坦的女人对中国人特别热情，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这句话得解释清楚，不然容易想歪。

我刚去那年，第一次感觉到那种热情，是在伊斯兰堡往北的路上。我们的车队六辆车，车身上印着公司的中文和中国国旗。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一群孩子追着车跑，跑得尘土飞扬，一边跑一边喊：Chin！Chin！秦！秦！他们喊的是"中国"。有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跑得鞋都掉了，还追。

到了营地在的那个镇子，情况更明显。我们去集市买菜，卖菜的摊主一听见我们说中文，或者看见我们车上的标志，脸上的笑就不一样。有一回我去买土豆，称完付钱，那个摊主是个女的，裹着头巾，她收了钱，又往袋子里塞了两个洋葱、一把香菜，死活不肯再加钱。我听不懂乌尔都语，翻译跟我说：她说中国人是朋友，朋友不要钱。

还有一次，我在路边等车，一个女的端着一杯奶茶走过来，直接塞我手里，转身就走了。茶是甜的，很浓，当地那种煮法。翻译后来跟我说，那家的男人在我们的工地上干活，她认得我们的工作服。

我们营地旁边有个村子，叫巴沙村，几十户人家，土房子。村口路边有个茶摊，一把旧太阳伞，一个铁炉子，几张矮凳。摊主是个女的，叫萨米娜，三十六岁，丈夫在白沙瓦打工，一年回来两次，她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九岁，小的是女儿五岁。她那个茶摊主要是给过往司机歇脚的，一杯茶十卢比，折合人民币不到三毛钱。

我们项目上的人路过，她从来不收钱。一开始我们也不懂，后来才知道规矩——我们给，她不收，推来推去。最后我们的做法是：把钱压在炉子边上，人走开。她追上来，追不上，就在后面喊。翻译说她喊的是：真主保佑你们。

她对中国人热情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在她摊子上坐着喝水，她把她女儿抱过来，让那孩子叫我说中国话。那孩子怯生生地说了两个字，是翻译教她的：你好。萨米娜在旁边笑得眼睛都没了。她又从炉子底下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叠纸——是她大儿子的作业本，上面有字，有算术。她指着那些本子跟翻译说了半天。

翻译告诉我：她说这条路修通以后，她儿子能去镇上上学，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以前没有路，孩子要翻一座山，走两个小时，冬天雪封了，一整个冬天都不能去。

这是她热情的第一个原因。

但我得说另一件事，不然这个故事就讲歪了。

二〇二一年，我们项目上新来一个技术员，二十五六岁，刚毕业。有一回他去村里，看见几个女的在河边洗衣服，他拿出手机拍了一张。他觉得没什么，就是风景。

第二天上午，村里来了四十多个人，男的，拿着棍子，围在项目部门口。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把那个人交出来，把照片删了，让他滚。

项目经理出去谈了一个多小时，公司 local 的协调员也来了，最后的处理是：那个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手机里所有的照片删了，写了保证书，第二天就调走了，去了别的项目。删照片的时候那个小伙子脸都白了，他一边删一边说：我真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他不知道在那个村子里，女人被外人拍了照，是这个家庭、这个村子的大事。他不知道我们这个项目能在这儿干下去，靠的不是我们的设备，是村里人的同意。他更不知道，他在那儿举起手机的十秒钟，可能让我们前面两年做的所有工作都白费。

那天晚上开会，项目经理说了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你们记住，在这里，你不只是你自己。你是"中国人"这三个字。你做错一件事，这三个字就脏一分，脏的是后面来的人。

我在巴基斯坦搞明白的第二件事，是去看了一趟陵园。

离我们营地七十公里，吉尔吉特那边，有一个中国烈士陵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喀喇昆仑公路的时候，中国派了几万人过去，塌方、雪崩、坠崖，牺牲的人有几百个。很多人就埋在那儿。陵园不大，一排一排的碑，碑上刻着名字和籍贯，很多碑上只有"无名烈士"四个字。

守陵园的是一个当地老人，叫阿里，那会儿已经七十多了。他守了三十多年。我们去了以后，他带我们一个一个看，走到一块碑前面他会停下来，擦一擦，说：这个是湖南的，这个是四川的，他二十一岁。他说的那些名字，他念得出来。

我们问过他，为什么守这么多年。他讲了一句乌尔都语，翻译翻过来是：他们是我的兄弟。他们来给我修路，死在这儿了，我不守着，谁守着。

那天在陵园里，我站了很久。我看着那些碑，看着那些二十岁出头的名字，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当地人对中国人的那种热情，不是凭空来的，不是因为我们会说笑话，也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好看。是几十年里，有一些中国人把命留在了这里，有一些中国人年复一年地在这儿修路、架桥、打隧道、建电站，一分钱不要地修完了，拍拍土走了。这些东西，当地人是记得的。他们记得的方式很简单：看见中国人，就笑；看见中国人的车，就喊Chin；路过的人，给一杯茶，不要钱。

萨米娜的热情还有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最重，也是我走之前才知道的。

二〇二三年冬天，我在她摊子上坐着，她忽然叫翻译过来，说了一长串话。翻译听着听着，眼圈红了。翻译跟我说：她小女儿前年得病，半夜发烧抽风，老家那个村子没有路，以前有人生病是用毛毯裹着抬出去的，抬到公路边上要四个小时。那年我们修的那条便道刚好通了车，项目部的一个司机开车把她孩子送到镇上的医院，四十分钟。医生说再晚一个小时，人就没了。

翻译说：她说她不识字，她不会说什么，她就是每次看见中国人，就想给你们倒杯茶。

我听完坐了很久。那天风很大，太阳伞被吹得哗哗响。

萨米娜后来请过我一次，让我去她家里坐坐。她用手比划着，意思是家里煮了饭，请我们过去。我按照规定不能去——我们有纪律，不能单独进当地人家，尤其是有女眷的家庭，这是为了保护她们，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我让翻译跟她解释，说我不能去，谢谢她。她听完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她懂。

第二天我让翻译带了两袋面粉、一箱清油，还有一套文具，送去她家，说是项目部给村里孩子的。翻译回来说，她收了，她让翻译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你们中国人，说话是算话的。

回国那天，翻译来送我。我跟他说，你帮我跟萨米娜说一声，我走了。他说他一定带到。

五年里，我遇到过很多当地女人的热情。她们给我们倒茶不要钱，她们的孩子追着我们的车跑着喊Chin，她们在集市上往我们袋子里多塞一把香菜，她们看见我们就笑。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个人，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本人受欢迎。后来我懂了：她们热情的不是我，是我身后那个东西——是那条路，是那座学校，是那口井，是几十年前埋在吉尔吉特那些二十来岁的中国小伙子，是我们这个国家答应过要帮她们修的、最后真的修成了的那些东西。

我也懂了另一件事：越是被人这样对待，越要守规矩。因为你不只是你自己。

现在我在国内，有时候在工地上看见年轻的技术员要出国，我会跟他们讲这些。我讲的第一条永远是：去了以后，把手机收好，别乱拍，别乱说话。人家对你笑，你回一个笑就够了，别往前一步。你往前那一步，可能是把后面来的人的路给堵了。

萨米娜那个茶摊，现在应该还开着。那条便道后来修成了正式的公路，是双向两车道，路边有排水沟和护栏。我们走的时候，路还差最后八公里没铺完，后来是别的队伍接手干完的。

我想，等哪天有机会，我要再回去一趟，从那条路上自己开一趟车。不为别的，就想看看那四十分钟的路，现在是不是还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