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日子（五）

进入通讯组以后，任务压头，我要认真学习新闻写作，一方面是跟上常部长师傅带徒弟式的实操练习，另一方面是部里请新闻单位人员来讲课。县里每年举办两次“药交会”，每次“药交会”都要请中央、省、市新闻单位，部里就趁机让他们给通讯员讲课。《人民日报》记者李而亮，《中国青年报记者》王芳杰，《光明日报》记者谷文玉，还有新华社的记者，都给我们讲过课。

李而亮讲的是，基层通讯员一是如何选准立足点，二是要有全局意识，有一定的历史感。三是要有新闻思想，有一个闪光点，有一个灵魂。四是要有现场感。王芳杰讲的是，写新闻要写读者想知、应知、欲知的事情，要吃透上头，吃透下头。别人报道过的，坚决不报。听了他们的讲述，大家提高了眼界，思路大开。

除了上面的讲课，《河南日报》驻三门峡记者站记者，《三门峡报》的记者编辑们，更是常部长口中的常客，经常打交道的对象。那时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各种各样的报纸不断增加。据统计1993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788种，以后又发展到2000多种。

部里年初召开会议，给通讯员定目标定任务，年终评选优秀通讯员，表彰奖励。四年时间，县委范书记就参加了三次通讯员表彰大会，发奖、合影留念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不管是部领导还是通讯员，大家的干劲都很足。

通讯员表彰会合影，县委书记县长部长人大主任副部长等参加

常部长有一本最全的报刊通讯录，上面地址、邮编一应俱全，大家就经常抄用。除了《三门峡报》《河南日报》《河南日报.农村版》，还有《农民日报》《中国老区报》《中国中医药报》，都和县里工作很搭界。还有《厂长经理报》《金融时报》等等，各行各业的报纸，采访哪方面的人，就往哪方面的报纸投稿。

最早写稿是抄一份就是一份，后来有了复印机。常部长写出稿子后，有时让别人有时让我给他抄一份，然后拿去复印。少则五六十份，多则上百份，然后天女散花般撒出去，按照各报刊的地址，从本地的报刊到外地报刊，从中央到地方，一路撒过去，过一段时间，准会有少则十几家多则二十几家的报纸登他的东西。

记得他写有一个“科技星火带头人”，就发了12家报纸。他还写了一个“干家岭上降龙王”，写一个地方干旱，吃不上水，村两委如何带领群众苦干，最后引水上山，让村民都吃上自来水。由于题目吸引人，内容扎实，一下子发了17家报纸。还有一篇写农民李士纯搞立体种植，一年六熟的稿子，也发了10多家。

他把报纸上登的文章，剪贴下来，一年就有厚厚的两大本，常常拿在手里，让我们当范本用。收发室里，经常有他的汇款单，他总是拿着厚厚一沓子汇款单让我们看，说：“瞅瞅，又是十几张！”再不就是：“看看，这一个月又是一百多块！”把我眼气得不行，我常想，什么时候我能学得常部长的本事，一个月挣一百多块稿费就好了。

常部长热爱新闻事业，他写稿，一是为了稿费，补贴家用，二是一种成就感。妻子常年有病，家庭负担重，他的稿费就成了家里很重要的收入。他给人家写稿子，烟是不愁没有吸的，徒弟们求他改稿，也经常孝敬他烟。他的稿子可以说是烟熏出来的，他每天“扑出、扑出”一根接着一根吸，一天三盒打不住，手指头都熏得焦黄，烟灰常常落了一稿纸。据说他进澡堂子洗澡，耳朵背后都夹有烟。

在县委大院西边一间不起眼的小房里，烟雾腾腾中，他给徒弟们改稿，或者一起琢磨标题、导语，琢磨怎样发头版头题，怎样发二版头题，怎样发眉题，有时熬到半夜，有时通宵达旦。

有一阵子，常部长还号召全民写稿。部里每个人都有剪贴本，连办公室人员、财务会计一年都能发二三十篇稿。

相对于常部长，我写稿总是缩手缩脚，顾虑重重，打不开局面。一个潜规则是，给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写稿子，复印费还有跑腿费啥的得让他们掏。如果该单位宣传心切，买点土特产送礼也是很正常的。但我怕写的稿子刊登不出来，就不好意思让人家掏复印费，更不好意思让人家送土特产。每年仅仅是完成任务，都让我费劲。

这年5月，部里派人外出发中药材广告，计划先到三门峡，后到郑州，最后到北京《中国中医药报》。一听说要去北京，我很兴奋，强烈要求去。但常部长不允，最后派专艺、东风两男士去。我要去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我暗自思忖，私下里给专艺、东风商量，让他俩夹“塞”带我，他们同意了，然后我又请了两天假，说家里有事诸如此类。

5月6日下午四点半，我和专艺、东风，乘车顺抵三门峡，住在税务局内部招待所。7日早上到三门峡报社办妥了广告事宜，然后到火车站乘11点左右的车，抵达郑州时已下午五点左右，住在栾川驻郑州金河宾馆。这时专艺脑洞大开，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让我写一篇有关中药材的消息，然后和他们一起去河南日报发广告时，顺便送稿子。稿子将来发了，回去也好交待，也算我工作范围里的事。夜里，我坐在208号桌前，写稿一直到午夜一点，连弄三个都不成样子。第二天8号一早赴河南日报办事，完后逛亚细亚，回来累极。专艺见我写不成，他就亲自写一篇药城稿，让我速誊好，总算弄了一篇。晚上我们三人到河南日报秘书长卢玉良家拜访，还有送稿子。卢玉良是卢氏人，他对老家很有感情，以前帮过不少忙。我们到时，他外出不在家，我们就和他妻子、女儿闲聊，最后留稿子和纸条而归。9号早上到郑州站买票，10点左右，经一番搏斗，坐上车赴京，一路单腿站立，经过漫长的10个小时，终于晚7点30到达北京。接着又奔波五里多路，住红星胡同矿务局旅馆地洞式房间。

5月10号早上，我们坐出租车寻找《中国中医药报》的地址，朝阳区惠新东街甲7号。司机一路走一路埋怨，说，北京这地方太大了，那么的小地方谁知道呢？于是一路打听，终于找到惠新东街。下车后，我们又找甲7号。拐来拐去，脚都走疼了，才找到报社。已经10点半了，我们还没吃早餐呢。赶快和广告活动部的人谈妥，三人一起下楼吃饭。在吃饭间歇，专艺又赶了一篇稿子，送上楼去，希望报社在发广告时再给发一篇消息。谈妥已经下午1点了，三人到雍和宫坐地铁，来到天安门广场，不记得逛故宫没有，但是绝对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

5月的北京，阳光灿烂，天空明媚，鲜花盛开。天安门广场的十里长风啊，徐徐缓缓，吹得我的心头，鼓荡，膨胀，激扬。这是浩荡之风，这是皇家之风，我的家乡没有这样的风，我第一次感受这样的风。所到之处，都挂着标语“开放的中国盼奥运”“欢迎萨马兰奇来北京”“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惊喜”。到处是标语，到处是欢欣的人群，人们脸上都带着希望，带着灿烂的笑。和天空一样明媚。

天安门广场，雄伟壮阔，一片浩然气象，随便走，随便转。故宫外国人很多，我还和一个外国小姑娘合了影。

可惜后来不知道是暴光了，还是怎么，这些照片都遗失了，在郑州亚细亚也照了不少，最后只留下一张我在华联商厦的照片。

北京太大了，北京的车太多了，一辆一辆，哔哔哔，哔哔哔，一切都是新奇的，一切都充满希望。

这次的出来，我是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省到京，一路感受着从小到大，从闭塞到开阔，我的心似乎也在慢慢变大。我可笑自己，一个井底之蛙，整天忧愁的都是渺小的事物，又想，我若生在北京城，该多好啊。

回到旅社已是晚上6点多了。11号一大早，我们三人就去买票。北京虽好，但不敢多逛，毕竟他们两个出差，还夹了我一个“塞”，费用得省着用。我们先到北京车站，没有当天的票，我们又到东单，还是没有，又到前门，都没有当天票。无奈，下午我和东风又去北京站，挤，站队，人们拥挤堵塞，我们挤了一身臭汗，最后东风还是买了三张高价票。

11日午夜11：55分，我们乘车坐10小时抵郑。第二天一早又乘5：30早班车直抵卢氏，完成这次艰辛而又收获颇大的旅行。

我感觉我的心，从小到大，现在又从大变小。站在县汽车站门前，感受着县城的小，街道的小，房子的小，还有人的小。我还得上这样的班，还得干这样的活，还得过庸庸碌碌的生活。北京，只是一个愿望，一个遥想，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

回来后，我准备接受铺天盖地的批评，还有指责、讽刺挖苦等。那时管纪律的是张小宝副部长，他在宣传部待的时间很短。我去了，我回来了，你批评吧。谁知上班后，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以后注意影响，不要让别人说闲话。

这年9月的一天，中午下班时我晚走了一步，接了一个电话，是市委宣传部打来的，要求各县都要写一篇对中国申奥失利的表态文章。1993年9月23日，悉尼45，中国43票，中国以两票之差落选2000年奥运会申办资格。这个大家都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了，虽然心情很失落，但也能想通，能理解。现在还要每个县表态，写一篇纸质，真是多一道子。但这是任务，我接的电话，我得完成。我就写了一篇：“这次申奥虽然失利，但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知名度，凝聚了国民向心力”，不记得是邮去还是传真过去。

写新闻虽然苦，但有时候也能帮助别人。文化馆杜玉峰，一个非常好的人，在我找工作的时候，曾去寻过他，他热心地给我指路。有一天，他家里突然失火，烧光了所有的财物，我得知后，问明情况，赶快写了一篇《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稿子，说失火后，单位、街坊邻居如何帮忙，登在《三门峡报》上，他远方的同学看到消息，还给他邮来钱款。还有熟人忠生买了一台洗衣机，用了不长时间就坏了，她给厂家写信，原本不报希望，谁知厂家很快派人来修，还给她留了一些不容易购买的零件，让她喜出望外，就让我写一篇表扬文章。没有登在报纸上，她邮到厂家了，心意表达了。还有邻居小康做生意，合伙人卷款而逃。他百般无奈，找我给他写了一篇追讨文章，这篇文章震摄了合伙人，最后给他补偿了一部分款项。另外我还采访了盲人按摩师，写好了稿子，但他后来出于某种考虑，不让发表。我就把稿子给他，让作为以后谁宣传他的一个蓝本。

那时候，邻居、亲友，还有许多人，遇到什么事，不管是好事糟事，口头禅就是“你叫谁给你写写”，说明那时的报刊监督作用有目共睹，人心期待。

卢氏的通讯员队伍不断壮大，新闻事业不断发展，一切都轰轰烈烈，有序进行。

然而第二年，常部长就得了肝癌，一发现就是晚期。单位派人在医院轮流招呼，几个徒弟更是昼夜陪伴。在医院里挣扎了两个月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死时54岁。我想他是让烟熏死的，也是写稿累死的。

关于常部长得病到去世，我脑海里有两个镜头。一是他在医院住院，人大一主任去看他，在讲一个逃兵的故事，说“自古反叛没下场”。我看常部长疼得皱眉，就觉得主任太没眼色了。二是在县委前院开追悼会。我脑子是懞的，只看见他儿子哭得鼻涕都流到地上了。

有些事不敢细究。常部长是家里的顶梁柱，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妻子高血压，行动不便，日常生活都靠他料理，儿子还没有安排工作。现在他去世了，妻子怎么办？儿子怎么办？

生活总是滚滚向前，日子总是匆匆忙忙。一个人去了就是去了，家人悲伤逆流成河，外人也只是一晃而过。就是我们这些人，想起来，也不过念叨一句，又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