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第三篇：杨坚屡遭宇文父子猜忌，终成辅政大臣

大象二年五月己酉日，北周天德殿。

殿外的蝉声尚未起，殿内的空气凝滞如铅。

御正下大夫刘昉站在榻前，见宣帝宇文赟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

据《周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大渐”之日，诏刘昉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入卧内，欲托以后事。

然而话未出口，皇帝已不能言。

刘昉看了一眼榻上奄奄一息的帝王，又看了一眼殿外那个年仅七岁的太子宇文阐。

他转身走出殿门时，做了一个决定。

《隋书·刘昉传》这样记载他的动作：“昉见静帝幼冲，不堪负荷。

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

高祖，即隋国公杨坚。

刘昉找到内史上大夫郑译，两人议定矫诏。

当杨坚被引入宫中时，他“固让，不敢当”。

刘昉急了，说了一句后来被《隋书》一字不差记录下来、流传一千四百余年的话：“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杨坚这才答应。

这一年，杨坚四十岁。

距离他被齐王宇文宪当面劝周武帝“早除之”，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

要理解天德殿前那一刻的重量，得从更早的那些宫廷暗处说起。

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

杨坚的父亲杨忠去世，三十岁的杨坚承袭了隋国公爵位。

父亲杨忠是北周开国十二大将军之一，在宇文泰开创关陇集团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北史·隋本纪》记载杨忠“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曾在龙门狩猎时“独当一猛兽，左挟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帝宇文泰“壮之”。

有这样的父亲，杨坚的起点不可谓不高。

但他也继承了一样父亲没有的东西——令人不安的相貌。

《册府元龟》卷七记载，周武帝聘杨坚长女为皇太子妃之后，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了一段话：“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

普六茹是西魏恭帝赐给杨忠的鲜卑姓，杨坚当时在官方文书中常以此名出现。

宇文宪的话说得很重——“臣每见之，不觉自失”，一个宗室亲王，在朝堂上见到一位臣子，竟然会感到手足无措。

周武帝的回答同样意味深长：“此止可為將耳。”

这句话在《隋书》《北史》《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措辞几乎一致。

它既是对杨坚能力的某种肯定——可当将领，也是对宇文宪担忧的化解——他不过是个将才罢了。

但武帝的内心是否真的如此笃定？

据《隋书·艺术传》所附来和传记，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曾单独召见相术之士来和，问道：“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何如？”

来和回答说：“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

若为将领，阵无不破。”

来和是京兆长安人，少好相术，“所言多验”，早在杨坚未发迹时，杨坚曾去找他看相，来和“待人去，谓高祖曰：‘公当王有四海。’

”这个预言，来和显然没有告诉武帝。

面对天子的询问，他用“守节人”“可镇一方”“为将领阵无不破”三句话，把一个可能的帝王之相，降格成了一个忠臣良将之相。

武帝听完，是否就此放心？

史书没有明言。

但同一时期的另一条记载透露了更多信息。

内史王轨，是北周灭北齐之役中俘获陈将吴明彻的关键人物。

《周书·王轨传》和《资治通鉴》都记录了他对武帝说的话：“皇太子非社稷主。

普六茹坚貌有反相。”

他不仅说杨坚有反相，还说当朝太子宇文赟不是合格的继承人。

武帝“不悦”，回了一句：“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天命真的在他身上，又能拿他怎么办？

武帝说这话时的语气，史书没有记载。

但一个“不悦”，已经足以说明他并非完全不在意。

王轨的进言比宇文宪更进一步——他把杨坚的问题与太子的问题绑定在了一起：杨坚有反相，而太子镇不住他。

杨坚听到了这些话。

“深自晦匿”——《隋书》用了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此后数年的状态。

一个承袭隋国公爵位、女儿嫁给皇太子的重臣，开始把自己藏起来。

武帝时期还有一条更隐秘的记载。

据《隋书》相关篇章所述，武帝曾暗中命相士赵昭观察杨坚。

赵昭与杨坚素有交谊，他回报武帝的话，与来和如出一辙：“皇上无须在意，此人顶多就是一名将领。”

来和与赵昭，两个不同的相术之士，先后在同一个君主面前，用几乎相同的措辞，为一个臣子做了掩护。

这不是巧合。

杨坚的隐藏，不仅仅依靠相士的掩护。

他在武帝朝的官职升迁，走的是一条看似寻常、实则精心的路径。

十四岁任京兆尹曹，十五岁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十六岁迁骠骑大将军。

这些早年任职，多因父荫。

真正靠自己挣来的功业，出现在建德年间。

建德四年，公元575年，杨坚率三万水军攻打北齐，在河桥大破齐师。

《册府元龟》载：“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于河桥。”

次年，他随武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一起在冀州击败北齐任城王高楷，随后被任命为定州总管，又转亳州总管。

河桥之战是杨坚军事生涯中少有的、由他独立指挥的战役。

三万水军，在黄河上与北齐军队交战，这是一场需要决断和胆魄的战斗。

但战后，武帝并没有给他更多的兵权。

定州总管、亳州总管，都是地方官职，远离中枢。

这恰恰是武帝对杨坚的态度：用其才，但限其位。

建德七年，公元578年，武帝驾崩。

太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

杨坚的命运似乎迎来了转机。

他的长女杨丽华被封为皇后，他本人被拜为上柱国、大司马。

上柱国是北周最高勋官，大司马掌全国军政。

《周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即位次月即“以隋国公坚为大司马”。

然而这并非真正的信任。

宣帝宇文赟是一个在棍棒下长大的太子。

武帝对他的教育极为严厉，《周书》记载武帝“每有谴怒，辄加捶扑”，甚至说过“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耶”这样的话。

长期的高压，塑造了一个既恐惧权力、又极度渴望掌控权力的皇帝。

宣帝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算。

他先后诛杀了齐王宇文宪、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独孤熊、开府豆卢绍等宗室和重臣。

宇文宪，正是当年劝武帝“早除杨坚”的那个人。

宣帝杀他的理由，《周书》说是“谋反”，但后世史家多认为这是宣帝清除宗室势力的步骤。

杨坚看着这些曾经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但他没有放松的理由——宣帝的屠刀，随时可能转向他。

宣帝对付杨坚的方式，与武帝完全不同。

武帝用的是相面、进言、试探；宣帝用的，是公开的羞辱和直接的威胁。

据《周书·宣帝杨皇后传》记载，宣帝曾因与杨丽华争吵，理屈词穷，撂下一句话：“必族灭尔家。”

然后他召见杨坚，命令左右侍从持刀而立，说：“杨坚如果变了脸色，就立即杀死他。”

杨坚来了。

他走进殿内，面对持刀的侍卫，面对皇帝的目光，“神色自若”。

《隋书》没有记载他当时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

他只是在刀锋的注视下，完成了一次君臣之礼，然后退了出去。

宣帝没有杀他。

不是因为心软，而是因为杨坚的反应，让这次试探失去了意义。

同样的事情，在宣帝朝不止发生一次。

另一条记载说，宣帝曾对杨丽华说“我一定要灭了你们杨家”，然后召杨坚入宫，预先吩咐左右：“杨坚来到之后，如脸色有变，就立即将他杀死。”

杨坚“知道是宣帝对他的试探，冒险进宫，神色自若，才消除了宣帝的疑心”。

每一次都是“神色自若”。

这四个字，在《隋书》《周书》《资治通鉴》中反复出现，几乎成了杨坚在宣帝朝的存在方式。

但宣帝对杨家的威胁，不止于朝堂上的试探。

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宣帝与杨丽华再次爆发冲突。

这一次，宣帝直接“赐后死，逼令引诀”——命令杨丽华自尽。

杨丽华没有求饶。

据《周书》记载，她“进止详闲，辞色不挠”。

一个皇后，面对皇帝赐死的诏令，举止从容，神色不变。

消息传到杨家，独孤伽罗的反应比丈夫更快。

《周书·宣帝杨皇后传》记载：“后母独孤氏闻之，诣阁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

独孤伽罗，杨坚的妻子，独孤信的第七女。

她十四岁嫁给杨坚，婚后不久父亲便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尽，家族遭流放。

她与杨坚隐忍多年，深知宫廷政治的残酷。

这一次，她没有让丈夫出面，而是自己闯进宫中，跪在宣帝面前，“叩头流血”。

一个贵族女性，一个皇后的母亲，用最屈辱的方式，换回了女儿的一条命。

杨丽华免于一死。

但宣帝的怒火并没有真正平息。

《周书》记载，宣帝对杨家的猜忌“自此益深”。

杨坚的处境，已经不只是“如履薄冰”，而是冰面正在一寸寸碎裂。

就在这个当口，宣帝的身体出了问题。

宣帝宇文赟的荒淫，在《周书》中有直白的记载。

他即位后不久便厌倦政务，传位给七岁的太子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然后“大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

他同时立了五位皇后——除了杨丽华，还有天皇后朱满月、天右皇后元乐尚、天左皇后陈月仪、天中太皇后尉迟繁炽。

五皇后并立，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大象二年五月，宣帝病倒了。

《周书·宣帝纪》记载：“帝不豫，大渐。”

大渐，是古代史书中对帝王病危的标准用语。

宣帝病重时，身边有两个人至关重要。

一个是刘昉，御正下大夫，以“技佞见狎”，深得宣帝宠信，“出入宫掖，宠冠一时”。

另一个是郑译，内史上大夫，宣帝的心腹之一。

宣帝将他们召入卧内，想要托付后事。

但《隋书·刘昉传》记下了那个关键细节：“帝喑不复能言。”

皇帝说不出话了。

刘昉和郑译对视一眼。

他们都清楚，宣帝一死，七岁的静帝宇文阐根本不可能亲政。

谁来辅政？

宗室诸王，还是外戚杨坚？

刘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

郑译与杨坚有旧交，两人早年同在宇文泰府中。

他们做出了选择。

《隋书·刘昉传》记载：“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

高祖固让，不敢当。”

杨坚的推辞，是真心还是姿态？

刘昉没有给他太多时间考虑。

“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杨坚答应了。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

矫诏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刘昉和郑译用宣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诏书：“以隋国公坚受遗辅政。”

《周书·静帝纪》记载，宣帝驾崩于天德殿，“时年二十二”。

二十二岁。

五年前被武帝棍棒之下打磨出来的太子，登基不到两年就撒手人寰。

宣帝的死讯还没有正式发丧，杨坚已经开始行动。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征召在外藩的周氏诸王入京。

赵王宇文招是武帝的弟弟，在宗室中威望最高。

杨坚以嫁女为名把他召来，是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看管。

诸王陆续抵达长安。

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五位亲王，聚集在帝国的心脏。

杨坚以正阳宫为相府，以郑译为长史，刘昉为司马，“具置寮佐”。

正阳宫本是宣帝的离宫，杨坚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权力中枢。

但刘昉和郑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他们最初商定的是：杨坚任大冢宰，郑译摄大司马，刘昉任小冢宰，三人共掌朝政。

杨坚私下问李德林该如何应对。

李德林说：“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

杨坚采纳了。

大丞相，假黄钺——这是人臣所能拥有的最高权位。

“假黄钺”意味着可以代表天子征伐，都督内外诸军事则把军权全部收入手中。

刘昉和郑译设计的三头政治，在杨坚这里被改为一人独大。

《册府元龟》记载，杨坚被拜为假黄钺、左丞相后，“百官总己而听焉”。

所有官员，必须把职权交付给丞相。

这不是辅政，这是摄政。

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宣帝时期的刑政以苛酷著称。

“宣帝时，刑政苛酷，群心惶骇，莫有生意。”

杨坚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

这几个字，《隋书》《北史》《册府元龟》都有记载，措辞几乎一致。

效果也很明确：“天下悦之。”

然而，“天下悦之”不代表所有人都愿意接受一个外戚掌权。

周氏诸王在长安，被杨坚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礼遇稳住——这是对权臣的标准笼络手段，当年曹操、司马懿都受过类似的礼遇。

但诸王并不傻。

雍州牧毕王宇文贤与赵王、陈王等人密谋作乱。

杨坚“执贤斩之”，却“寝赵王等之罪”，暂时放过了赵王宇文招等人。

更大的风暴，来自地方。

相州总管尉迟迥，北周宿将，宇文泰的外甥。

他“自以重臣宿将，志不能平”，举兵东下。

“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

宇文胄以荥州、石悬以建州、席毗以沛郡响应，尉迟迥甚至派儿子去陈朝求援。

这是北周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叛乱。

杨坚命上柱国韦孝宽讨伐。

与此同时，郧州总管司马消难据州响应尉迟迥，益州总管王谦也在巴蜀起兵。

三方之乱，几乎覆盖了北周的全部版图。

但这场叛乱只持续了六十八天。

韦孝宽是北周最善战的将领之一，他在武陟击败尉迟迥的主力，然后一路追击，传首阙下。

司马消难逃奔陈朝。

王谦被梁睿讨平。

尉迟迥的迅速失败，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原因：杨坚“大崇惠政”的政策，已经让许多地方官员和百姓选择了观望或倒向杨坚。

尉迟迥的“兴复”旗号，在普通军民中并没有太大的号召力。

地方叛乱平定后，杨坚开始处理长安城内的周氏诸王。

大象二年六月，赵王宇文招等五王抵达长安后不久，便密谋刺杀杨坚。

赵王招设宴邀请杨坚，在宴席上埋伏了甲士，准备以“进瓜”为号动手。

杨坚赴宴时，身边带着元胄等侍卫。

《隋书·元胄传》详细记载了这场未遂的刺杀——元胄在关键时刻闯入席间，扶着杨坚离席，赵王招试图阻拦，被元胄挡开。

杨坚脱险后，立即下令诛杀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

九月，诛陈王纯；十一月，诛代王达、滕王逌。

到年底，北周的宗室诸王，已经所剩无几。

《册府元龟》记载，大象二年九月，“周帝诏授高祖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

十二月，杨坚“进爵为王”。

大定元年二月壬子，“加九锡，遂受周禅”。

从矫诏辅政到登基称帝，不到八个月。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论此事：“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赵翼看到的是结果——一个外戚，借着皇帝早崩、幼主在位、内臣矫诏，就这么把江山拿到了手里。

但他没有看到的是，从建德四年河桥之战到天德殿前的那一刻，杨坚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在每一次试探中活下来。

来和说他“可镇一方”，赵昭说他“顶多是个将领”，武帝说“此止可为将耳”，宣帝面前的每一次“神色自若”——这些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杨坚把自己压缩成一个“将才”的尺寸，把一个可能被解读为“帝王之相”的形象，一次次缩小、收敛、藏匿。

直到那个说出“如不为，昉自为也”的下午，天德殿的门从里面打开，他终于不用再藏了。

大象二年五月己酉日，天德殿外，刘昉的声音还在回响。

杨坚站在殿门前，没有再推辞。

他转过身，走向正阳宫的方向。

身后的天德殿里，宣帝的遗体尚未发丧。

前方的相府中，郑译和刘昉正等着他商议接下来的事。

五月的长安，蝉还没有开始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