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4年5月31日，北京，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与苏俄代表加拉罕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很多人后来把这一天看成“苏俄归还沙俄特权”的开端，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协定确实确认了废除旧有不平等条约的方向，却没有立即把沙俄留下的权益一项项交还中国。
这场外交纠葛，源头要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新政权刚刚建立，国内战争尚未平息，英法美等国又对其采取敌视态度。为了突破外交孤立，苏俄急需争取东方邻国。中国地位重要，便成了莫斯科释放善意的对象。
1919年，苏俄发表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声称放弃沙俄在华攫取的特权、租界和赔款。1920年、1923年，苏俄又两次重申类似立场。消息传到中国，确实引发了不少期待。尤其是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之后，西方国家的形象在中国舆论中迅速跌落，苏俄的声明自然显得格外醒目。
不过，外交从来不只看宣言，还要看交换条件。北京政府很快发现，苏俄愿意谈“废除旧约”，却把中东铁路、旧使馆资产以及原沙俄机构的处置放在前面。中方代表曾追问：“既然宣布放弃特权，为何还要先谈铁路？”苏方的答复很现实：铁路问题不解决，其他事项难以推进。
中东铁路不是普通交通线。它横贯中国东北，关系到运输、财政、驻军和地方控制，沙俄曾凭借铁路取得广泛权益。十月革命后，苏俄既想摆脱沙俄帝国主义的旧名声，又不愿轻易放弃这条铁路带来的实际利益。于是，口头上的放弃与谈判桌上的坚持，形成了明显落差。
1924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主要先处理了建交和中东铁路等问题。对于旧约废止、边界、债务、司法以及其他在华权益，双方约定另行会谈。按原定安排，正式会议应在协定签署后不久举行，最迟也不应拖过半年。
事情偏偏没有照计划发展。苏俄要求北京政府先履行有关义务，包括移交原俄国使馆、领事馆及东正教堂等资产，并处理铁路管理权。中方认为，苏俄若真有诚意，就不该把这些条件当成谈判门槛。双方在1924年夏天多次交涉，彼此都指责对方没有履约，会议因此迟迟无法展开。
局势变化又添了一层复杂因素。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苏俄绕开北京政府，直接同张作霖方面接触，并签订《奉俄协定》。原本一份中苏协定，旁边又出现一份奉俄协定，两个谈判渠道互相牵制。北京政府的权威本就有限，外交谈判也随之陷入军阀政治的泥潭。
1924年11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王正廷出任外交总长，双方一度准备重启会议。可张作霖随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王正廷下台，会议再次中断。张作霖为减少冲突，后来同意把奉俄问题并入中俄会议，但这只能暂时整理程序，无法消除双方的根本分歧。
1925年8月26日，中俄会议终于举行开幕式，11月18日正式进入谈判。此时的苏俄已经不是1919年那个急于打破孤立的新政权，国内局势逐步稳定，对外关系也有所改善。与此同时，苏俄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广州国民政府及中国革命力量身上，对北京政府的耐心明显减少。
会议涉及商贸、司法、债务、中东铁路、边界和领土等重大问题，每一项都牵连沙俄时期留下的历史账目。北京政府频繁改组，军阀之间不断开战，谈判时开时停。1926年北伐开始后，张作霖与苏俄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已经很难保持正常协商。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警搜查苏联驻华使馆，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中苏会议也随之终止。那场持续一年多的谈判，没有完成对沙俄在华权益的全面清理。苏俄确实在政治文件中承认过废除旧特权的原则，却始终把中东铁路等现实利益摆在重要位置。所谓“全部归还”，最终停留在宣言和协定的框架里，距离真正落实还有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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