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先驱李启汉，参与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是我党最早坐牢最苦的同志

1924年9月，上海江浙战事突起，龙华监狱的看守纷纷逃散。被关押两年多的李启汉终于走出牢门。来迎接他的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几乎认不出他：身体消瘦，脚踝伤痕累累，整个人像被一场暴风雨反复摧打过。

邓中夏见状，既惊又痛，说：“你是我党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这句话，并不是夸张。李启汉从上海公共租界的监牢到军阀控制的龙华狱，前后被囚二十八个月，受尽镣铐和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后来领导大规模工人斗争的人，最早走上政治舞台，并不是从工厂开始，而是从湖南长沙的学生运动开始。

1919年，长沙岳云中学学生李启汉参加五四运动。他与毛泽东等人联络各校学生，组织罢课、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湖南军阀张敬尧压制舆论，杀害和逮捕进步人士，长沙青年便把斗争目标指向了这名军阀。

1920年1月，湖南各界请愿代表抵达北京。李启汉与毛泽东一同到湖南会馆演讲，又赴新华门请愿，并联名通电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暴行。那场斗争后来被称为“驱张运动”，张敬尧最终被迫离开湖南。

这段经历给李启汉留下了一个深刻认识：单靠学生请愿，难以改变社会；真正能够撼动旧秩序的力量，还在人数众多却长期沉默的工人群众中。

到北京后，他在邓中夏帮助下旁听北京大学课程，并到长辛店接触铁路工人。面对工人的困苦，他不再满足于书本上的议论，而是学着用通俗的话聊天、讲道理。这个转变，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方向。

1920年5月，李启汉到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住在渔阳里六号。他在那里接触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年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他前往沪西小沙渡，专门开展工人工作。

小沙渡工人聚居，识字的人却很少。李启汉提出办劳动补习学校，白天教识字，晚上讲工人的处境和团结的意义。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很快成为工人聚集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

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字，又把两个字叠在一起组成“天”字，对工人说：“工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天字。”工人们先是发笑，随后听懂了其中的道理：个人力量有限，联合起来便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21年上海英美烟厂罢工时，八千多名工人处境艰难。李启汉换上工人服，到浦东吴家厅刘公庙寻找罢工骨干，帮助工人建立代表会议。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工人停工一天损失几角钱，厂主却要损失几万元。”这番话让工人明白，斗争不能只凭愤怒，还要有组织、有策略。

这场罢工持续二十多天，厂方被迫基本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更在于工人斗争开始从分散的自发行动，转向有领导、有纪律的集体行动。

李启汉随后参与筹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组织工人和编辑《劳动周刊》。机器、纺织、邮政、海员等行业，都留下过他的身影。1922年4月24日，上海八百多名邮政工人罢工，他继续在暗探监视下指导谈判。

1922年6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等罪名逮捕李启汉。三个月刑满后，他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是被驱逐出租界，转交给上海护军使署，随后投入龙华监狱。

狱中的李启汉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遭受审讯和折磨。党组织多次设法营救，还安排送去食物和衣物，但营救始终没有成功。直到1924年9月，他才因局势突变而出狱。

出狱后，组织没有让他停下来养伤。考虑到上海环境险恶，李启汉被派往湖南水口山、锡矿山开展工人运动。邓中夏见他头发很长，便说工人队伍也应像森林一样不断扎根，建议他改名“李森”。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在湖南和广州的工作。

1925年，他在广州参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筹建，任组织部长。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主持集会，推动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数量达到数十万人，食宿、医疗、交通、宣传都要有人统筹，李启汉担任干事局局长，工人们称那里是“工人内阁”，称他为“内阁总理”。

称呼听起来响亮，工作却极其琐碎而危险。粮食是否够用，罢工工人如何返乡，伤病者如何救治，刊物如何发行，运输线如何维持，都要有人一项项落实。李启汉不是坐在屋里发号施令，而是不断奔走在工人之间。

1926年北伐开始，省港罢工工人又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支援北伐。罢工结束后，李启汉留在广州处理善后。1927年4月15日，广东反动军警突然搜查工会机关，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李启汉也被捕入狱。

面对审讯，他没有承认敌人强加的罪名，只说：“我是做工人运动的，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么所有的工人都是共产党了！”不久，李启汉在广州被秘密杀害，年仅29岁。

他的一生没有留下长久的个人安稳，却留下了从学生运动走向工人运动的清晰轨迹，也留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工作的许多制度和方法。邓中夏称他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劳动运动的健将”，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对这名年轻党员短暂而刚烈人生的准确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