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远桥,今年五十二岁,在县城开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做些招牌、喷绘、名片之类的活儿,干了十几年。我二哥叫陈远海,比我大十三岁,退休前在县供销社当会计,干了三十多年。他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老实,本分,不争不抢。二嫂在超市当理货员,两口子有一个闺女,嫁到了省城,一年回来一两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也踏实。
二哥身体一直还行,就是眼睛不好。五十岁那年查出了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医生说,现在还不用做手术,等熟了再做。他问啥叫熟了?医生说,就是等它硬了,看不清了,再做。他说行。他等了十年。十年里,他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先是看东西模糊,像隔了一层纱。后来是怕光,白天出门得戴墨镜,晚上看灯有一圈光晕,像佛光普照。再后来是颜色变了,他看什么都发黄,像旧照片。他看报纸得拿放大镜,看手机得把屏幕调到最亮,看人得凑到跟前才能认出是谁。他跟我抱怨,说这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我说,那你去做手术啊。他说,医生说等熟了再做。我说,啥叫熟了?他说,就是等它硬了。我说,硬了再做,那得等到啥时候?他说,不知道。医生说等熟了。
去年春天,他左眼彻底看不清了。连手指头在眼前晃,他都只能看见影子。他去县医院查了,医生说,熟了,可以做手术了。他问,做了能看见吗?医生说,能。做了就看见了。他问,有风险吗?医生说,啥手术都有风险,可白内障手术是成熟手术,风险很小。他问,做了能管多久?医生说,管一辈子。他听了,高兴了。他跟我打电话,说:“远桥,我要做手术了。”我说:“啥时候?”他说:“下礼拜。”我说:“我陪你去。”他说:“不用,你忙你的。你二嫂陪我就行。”我说:“那行。做了给我打电话。”他说:“好。”
手术安排在县医院眼科。医生说,先做左眼,恢复好了再做右眼。手术那天,我二嫂陪他去的。我因为公司有事,没去。我寻思,白内障手术,小手术,二十分钟的事,没事。可谁能想到,就这个小手术,出了大事。
手术做了,二十分钟,很顺利。医生说,晶体植入成功,回去好好休息,按时滴眼药水,一周后复查。二哥被推出来的时候,左眼蒙着纱布,脸上带着笑。他跟二嫂说:“没啥感觉,比拔牙还快。”二嫂说:“那就好。回家我给你炖排骨。”他说:“行。”
可第二天,问题来了。
早上起来,二哥说眼睛疼,胀得厉害,像有人往里塞了块石头。二嫂赶紧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可能是术后反应,让吃点止痛药,观察观察。到了下午,二哥不光疼,还开始吐,头疼得撞墙,左眼红得像兔子。二嫂吓坏了,叫了救护车,送到县医院。医生一查眼压,五十多,正常是十几。医生说,急性青光眼发作,可能是手术引起的。赶紧降压,挂水,滴药。折腾了一晚上,眼压降下来了,可二哥的左眼,看不见了。
医生说,视神经受损,不可逆。二哥的左眼,从此失明。
他躺在病床上,右眼还蒙着纱布,左眼已经没用了。他问医生:“我右眼还能做吗?”医生说:“暂时不能做了,先观察一段时间,等左眼稳定了再说。”他问:“要等多久?”医生说:“至少半年。”他说:“半年以后呢?”医生说:“半年以后再看。”他说:“看了以后呢?”医生说:“看了以后再说。”他不问了。他躺在病床上,两只眼睛都蒙着纱布,什么也看不见。他问我二嫂:“天亮了没有?”二嫂说:“亮了。”他说:“我怎么看不见?”二嫂哭了,说:“老陈,你别这样。”他说:“我没事,我就是问问。”
他出院以后,整个人变了。他不看报纸了,也不看手机了,整天坐在沙发上,戴着墨镜,一句话不说。他的右眼还有一点视力,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可看不清楚字。他试着拿放大镜看,看两行就头疼。他把书架上所有的书都摸了一遍,一本一本地摸,像跟老朋友告别。摸完了,他坐在书架前面,坐了一下午,没动。
半年后,他问医生,右眼能不能做。医生检查了,说可以,但风险比左眼大,因为右眼本身也有问题,加上左眼出了事,右眼更要慎重。二哥问:“不做会怎么样?”医生说:“不做的话,右眼也会慢慢看不见,可能一两年,可能三五年。”二哥又问:“做了呢?”医生说:“做了有可能恢复视力,但也有可能像左眼一样。”二哥沉默了。
他回家跟我二嫂商量。二嫂说,不做了,左眼已经瞎了,右眼再瞎了,你就全瞎了。可二哥说,不做也是瞎,做了还有希望。他说:“我宁愿赌一把,也不愿意慢慢等死。”二嫂哭了,说:“你赌输了怎么办?”他说:“输了就输了,我认。”
他决定做右眼。我闺女从省城赶回来,劝他,说去省城的大医院做,别在县医院做了。二哥说,县医院有熟人,方便。我闺女说,大医院技术好,安全。二哥不听,说县医院给他做左眼的医生是主任,技术不差,左眼出事是意外,不是医生的错。我闺女拗不过他,只好同意。
右眼手术安排在今年三月。进手术室之前,二哥跟二嫂说,这回要是成了,我请你吃大餐。二嫂说,你先出来再说。他笑了,说,肯定能出来。
手术做了,还是那个医生,还是二十分钟,还是很顺利。医生说,晶体植入成功,比左眼还顺利。二哥被推出来的时候,右眼蒙着纱布,脸上带着笑,说:“这回应该没事。”
可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又来了。眼睛疼,头疼,吐,眼压高。医生说是急性青光眼,跟上次一样。降压,挂水,滴药。折腾了两天,眼压降下来了,可右眼,也看不见了。
二哥彻底失明了。
他躺在病床上,两只眼睛都蒙着纱布,什么也看不见了。他问我二嫂:“天亮了没有?”二嫂说:“亮了。”他说:“我怎么看不见?”二嫂哭了,说:“老陈,你别这样。”他说:“我没事,我就是问问。”
出院以后,二哥被接回了家。他坐在沙发上,两只眼睛睁着,可什么也看不见。他不再摸书了,也不再说要看书了。他每天坐在那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什么,他就听什么。评书,戏曲,新闻,天气预报。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听着听着就哭了。二嫂问他哭什么,他说没哭,是眼睛干。
我去看他,他听见我的声音,说:“是远桥吧?”我说是我。他说:“你坐。”我坐在他旁边,他伸出手,摸我的脸,摸我的头,说:“瘦了。”我说:“哥,你还好吗?”他说:“好,能吃能睡。”我说:“你别难过。”他说:“我不难过。我就是后悔。”
我问他后悔什么。他说:“后悔做手术。左眼出事了,我就该认了。可我不认,非要赌。结果把右眼也赌没了。”我说:“你也是想恢复视力。”他说:“想恢复视力没错,可我太急了。我要是等一等,等左眼稳定了再说,也许右眼不会出事。我要是去省城的大医院做,也许不会出事。我要是听你闺女的,也许不会出事。可我谁的话都没听,我就听我自己的。我当了一辈子会计,算了一辈子账,可轮到我自己,我算错了。”
他坐在沙发上,两只眼睛朝着前方,空空的。他说:“远桥,你知道看不见是什么感觉吗?不是黑,是空。什么都没有。你伸手,抓不到东西。你走路,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你吃饭,不知道碗里是什么。你听见鸟叫,看不见鸟。你闻到花香,看不见花。你活着,可你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我说:“哥,你别这么说。”他说:“我不是抱怨。我是后悔。我后悔没听劝。我后悔太相信自己。我后悔把最后一点光也弄没了。我现在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我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圆脸,大眼睛,爱笑。可你现在什么样,我看不见了。我连你二嫂的样子都看不见了。我跟她过了四十年,现在她站在我面前,我只能摸她的脸。她的脸老了,有皱纹了,可我看不见。”
他哭了。两只空洞的眼睛里,流出泪来。二嫂走过来,抱着他,说:“老陈,别哭了,我在呢。”他说:“我知道你在。可我想看看你。”二嫂说:“你看了一辈子了,还没看够?”他说:“没看够。再看一眼也行。”
那天晚上,我住在二哥家。半夜,我听见他在隔壁房间里说话。我走过去,站在门口。他坐在床上,对着窗户,说:“天亮了没有?”二嫂说:“天还没亮,你再睡会儿。”他说:“我睡不着。我想看看窗外。”二嫂说:“外面黑着呢,啥也没有。”他说:“我想看看星星。”二嫂说:“今晚阴天,没星星。”他说:“那我等明天。”二嫂说:“明天也阴天,有雨。”他说:“那我等晴天。”二嫂说:“行,等晴天,我扶你出去,让你看个够。”他说:“我看不见。”二嫂说:“你看不见,我替你看。我看完了,讲给你听。”他说:“好。”
我站在门口,眼泪下来了。
后来,二哥慢慢接受了失明的生活。他学会了用盲杖走路,学会了用手摸东西辨认,学会了听声音判断方向。他在家里走来走去,从卧室到客厅,从客厅到厨房,从厨房到阳台。他走得很慢,但很稳。他不再摔跤了。他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听收音机,跟二嫂说话。二嫂成了他的眼睛,给他讲外面的事。楼下有人吵架,二嫂给他讲。小区里有人结婚,二嫂给他讲。电视里放新闻,二嫂给他讲。他听着,点头,或者摇头,或者笑。
有一次,我回去看他,他坐在阳台上,听见我的声音,说:“远桥来了。”我说:“哥,你今天气色不错。”他说:“是吗?我看不见。”我说:“你看着挺好。”他说:“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可我比以前看得多了。”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以前我眼睛好的时候,我只看得见账本。算了一辈子账,算得清清楚楚。现在我看不见了,可我记得那些数字。每一个数,每一笔账,我都记得。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它们。一排一排的,在黑暗里发光。我以前算账是用眼睛算,现在算账是用心算。用心算,比用眼睛算,算得清楚。”
他顿了顿,又说:“远桥,我跟你说个事。我前几天做了个梦,梦见我的眼睛好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看完了一本,又拿一本。看了一夜,天亮了,我的眼睛又瞎了。可我不难过。我看了一夜的书,值了。”
我说:“哥,你后悔做手术吗?”他说:“后悔。可后悔有什么用?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瞎了,可我还活着。我还能听,还能摸,还能想。我还能跟你二嫂说话,还能听见你的声音。我还能晒太阳,还能闻见花香。我还能做梦,梦见我看书。这就够了。”
他伸出手,摸到我的手,拍了拍。他说:“远桥,你回去告诉你闺女,让她别自责。她劝我去省城,我没听。她劝我别做右眼,我没听。是我自己选的,不怪她。”我说:“你自己跟她说。”他说:“我不说。她来看我,我就摸她的脸。她瘦了,我摸得出来。她工作累,我帮不了她,只能不给她添麻烦。”我说:“哥,你从来不是麻烦。”他说:“我知道。可我是她爸。当爸的,总得替闺女想。”
我走的那天,二哥站在门口,两只眼睛朝着我离开的方向。他说:“远桥,路上慢点。”我说:“知道了。”他说:“下回回来,给我带本书。”我说:“你看不见。”他说:“你看。你念给我听。”我说:“好。”他说:“带《红楼梦》。”我说:“好。”他笑了,说:“我听了多少遍了,可还想听。”我说:“我下次来,给你念。”他说:“行。我等着。”
我走出院子,回头看了一眼。二哥还站在门口,二嫂扶着他。他的眼睛睁着,空空的,可他的脸上带着笑。风吹过来,吹动了他头上的白发。他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土里,枝叶虽然枯了,可还站着。
我走在路上,想起他说的那句话——“用心算,比用眼睛算,算得清楚。”我二哥,当了一辈子会计,最后把自己算明白了。他失去了眼睛,可他没有失去光。那光在他心里,在他记得的每一个数字里,在他听见的每一个声音里,在他摸到的每一张脸上。他看不见了,可他还活着。活着,就是看得见。
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门口。我挥了挥手,他看不见,可他知道我挥手了。他也挥了挥手,朝着我走的方向。他的手在风里轻轻摆着,像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告别,又像在跟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打招呼。我转过身,继续走。风从背后吹来,带着他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香味。我深吸了一口,觉得心里亮堂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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