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上海黄浦江边,毛主席视察江南造船厂,陪同人员中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范。江风很硬,毛主席却兴致颇高,一眼认出了他,问起工作和家庭情况。陈毅在旁笑说:“他可是个包打听。”毛主席接过话头:“红色包打听嘛!”
这句带着亲切意味的称呼,并非临时起意。王范早年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工作,善于从细节中发现异常,也敢于接触复杂环境。可谁能想到,这样一名曾被中央肯定的干部,到了1958年,职务竟骤然下降十级。
王范出生于江苏如皋。1926年,经中共党员王盈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红十四军,在家乡坚持斗争。部队失利时,他跳入河中脱险,随后辗转来到上海。
初到上海,王范没有固定身份,便化名张云飞,在黄浦江码头做苦力。为了寻找党组织,也为了获得掩护,他进入巡捕房工作。这个身份危险,却给了他接触各色人物、搜集情报的机会。
1932年,王范在四马路执勤时,被一名叛徒认出。对方立即向捕房告密,他被押进三德里捕房的刑讯室。王范明白,一旦承认党员身份,等待他的将是更严酷的打击。
他没有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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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押到上海警察局后,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王范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
监狱里,他因身体强健,被安排挑水、挑菜、做厨工,还负责给监房送饭。看似处处受管束,王范却利用这些机会传递消息,照应难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他和部分难友获释。
出狱当天,王范便要求恢复党籍,接受组织安排。同年秋天,他前往延安,先在中央党校学习,后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参与政保工作。
延安的工作,考验的不只是胆量,还有判断力。王范配合周兴等人侦破日军间谍和国民党特务案件,后来担任保安处副处长。对外,他处理敌情;对内,他还参与训练情报干部,把实际斗争中的经验讲给年轻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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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延安举办侦察情报干部训练班,王范担任支部书记兼教员。他讲课不摆架子,语言朴实,常把复杂的侦察问题说得通俗易懂。学员课后围着他追问往事,他也愿意结合亲身经历,提醒大家办案不能只凭猜测。
在群众大会和重要会议期间,王范还承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一次会议结束后,几名身份可疑的人围着毛主席纠缠,王范及时上前分开人群,使毛主席顺利登车。此后,他多次负责现场警戒,工作中没有发生重大差错。
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各条战线上的干部进行奖惩,王范因自卫防奸工作突出,被授予模范工作者称号。这个称号,既是对能力的认可,也说明他在延安保卫战线上的位置并不普通。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城内仍有特务、盗匪活动。王范白天奔走于街巷,摸排情况,检查警卫部署;夜间整理汇报,反复核对进出路线。3月23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王范乘坐第一辆车开路,提防沿途可能出现的袭扰,最终护送车队抵达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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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王范调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办案强调证据和程序,主张有反必肃,也要有错必纠。正是这种办事风格,使他在复杂环境中得罪了一些人。1958年,他受到严厉处理,被下放到上海市郊七一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行政级别连降十级。
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平静,曾表示:“王范同志对党和人民是忠心的,这个事情我要亲自过问。”随后,相关问题得到重新审查,王范被无罪释放。
1962年,王范调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无论在上海还是江苏,他仍保持着朴素作风,常到基层了解情况,推动体育场地、训练队伍和群众体育工作的建设。那句“红色包打听”,也由此从一个玩笑称呼,留下了特殊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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