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速览】《社会科学》2026年第10期目次及摘要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不当域外管辖的反制路径与中国模式

摘 要: 国家超越国际法的许可限度行使域外管辖权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反制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的路径可分为国际法和国内法两种路径。当前，中国在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一方面积极运用各种国际机制反对不当域外管辖，另一方面构建了以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这一“三反”协同机制为支撑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制度。未来，“三反”工作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在立法维度，应在《检察公益诉讼法》制定中纳入涉外条款，明确检察机关是涉外领域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有权代表国家提起维权诉讼，同时持续完善、优化和升级我国“三反”措施条款。在执法维度，行政部门应站在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的高度不断提升“三反”执法效能。在司法维度，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快“三反”司法政策制定，引导各级人民法院妥当行使司法权限，为实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目标提供坚实司法支撑。在此基础上，我国应积极参与和努力引领国际法规则的制定、改革与完善，为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海外利益司法保护中的法院建设：

角色、机制与能力

摘 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持续拓展，同时面临单边制裁、外国不当域外管辖等多重风险，海外利益保护已成为涉外法治的核心任务。当前我国已构建起以《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等为核心的涉外法治立法框架，搭建了以国际商事法庭、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为支柱的专业化审判体系，形成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相配合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法院依托“一站式”纠纷解决、司法阻断、判决跨境互认等制度成果，在抵御单边打压、保护航运与知识产权安全等方面成效显著。面对管辖规则不足、域外法查明困难、反制机制不健全等短板，未来应进一步提升涉外法治的司法理念和主动意识，完善涉外管辖权配置，加强域外管辖权和域外法律适用能力建设，强化司法阻断与追偿诉讼，优化域外法查明机制，推动中国裁判规则国际化，全面提升法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海外利益的能力。

涉外法治视域下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之争与中国方案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成为涉外法治的关键议题。当前，主要国家人工智能立法和监管模式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数字时代大国战略博弈的新形态。欧盟以《人工智能法》为核心，确立了基于风险分级的严格规制路径；美国则延续其市场主导传统，奉行创新优先的弹性治理。与欧美不同，我国通过一系列全球倡议、多边协商及区域合作实践，已初步构建起理念型、制度型和平台型公共产品相互支撑的立体化全球治理参与体系。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价值根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和监管形成了政策指引，国家法律、部门规章与地方试点协同推进的多层协同治理模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兼顾发展、安全与公平的治理方案。在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新阶段，我国人工智能治理亟须在国内外规则治理与制度衔接、反遏制能力建设、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话语权三个方面实现从碎片化向体系化的跃升，以法治力量推动构建公正、包容、共享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格局。

世界时间视域下中国价值观的“出场”

摘 要: 从“钟表时间”“历史—世界时间”与“生活—世界时间”三个维度的时间视域的交织出发，理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任务，其实质是让中国时间与世界时间在相互诠释中回应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时间如何成为世界时间，即在“以千年计”的新轴心时代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如何通过提炼标识性概念，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第二，世界时间如何成为中国时间，即在“以百年计”的变局中，中国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二个结合”），生成一种承载具体普遍性价值的自主知识体系。两者的相互契合，最终落脚于一种“位置性”的伦理重构，成就一种既能安顿个体性的此在，又能通达并兼济天下的当代中国价值观。

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的内涵诠释与实现机制

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政策给力，也要改革发力，必须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改革举措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宏观政策批判借鉴主流宏观政策理论，二者内涵不同、各有侧重。只有将二者高度协同起来、形成合力，才能既为改革举措推进提供缓冲和过渡条件，又将政策效果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内生增长动能。据此，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内在要求二者取向一致、运行协调、效应叠加，聚焦实践维度，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的实现机制应由主体协同、内容协同、推进协同与结果反馈四部分构成。四类机制环环相扣、双向赋能，推动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在组织体系、具体内容、实施推进和优化调整中有机衔接，持续汇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能。

企业“双化协同”发展与供应链韧性提升

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低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对提升供应链韧性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大语言模型改进的词典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企业层面的“双化协同”发展指标，并实证检验企业“双化协同”发展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化协同”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且上述效应在行业竞争度较高、非技术密集型以及供应链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显示，“双化协同”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声誉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三条路径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本文丰富了“双化协同”发展影响企业供应链韧性的相关研究，为在数字经济与“双碳”背景下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重审不稳定性：

草根带货主播的数字劳动与进取精神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对传统就业格局的重塑，以网络主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群体的劳动状况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多聚焦平台控制以及劳动者的妥协、博弈或反抗；劳动者在劳动中形成的积极认知与体验被视为虚假意识，是其劳动异化的表现。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本文研究发现，草根带货主播的数字劳动的确呈现出收入和身份的双重的不稳定性：其收入水平深受算法等外部因素影响而起伏不定，劳动风险由个人承担；收入的不稳定进一步导致其职业的高流动性，频繁更换主业、兼营多种业态成为常态，多数人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身份。但他们并未全然消极地认知这种不稳定，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将其视为自我实现、自我提升以及灵活择业的推动力。通过深入考察草根主播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不稳定劳动的自我认知与实践，本文主张正视并尊重劳动者的多元主体性，从而拓展对劳动意义多样性的理解。

何以“属地化”？

新就业群体治理的空间转向

摘 要: 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其高度流动、劳动关系非标准化和劳动空间脱域等特征，与以户籍和固定单位为基础的传统基层治理体系之间形成新的治理张力。基于上海市W街道的案例，从社会治理空间化的视角分析新就业群体属地化治理的空间转向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横向辖区化与纵向层级化构成新就业群体属地化治理的空间组织基础，前者重构治理对象的识别逻辑，后者以属地单元为枢纽整合条块资源、衔接不同治理层级。在此基础上，多级回应、多方共治与纵向联动三类机制协同运行，分别推动治理事项的分层回应、多元主体协同与跨域衔接，增强新就业群体治理过程的连续性。属地化治理通过空间与机制的再组织，有效回应了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挑战，为数字时代新就业群体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启示。

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宿命：

以文化—政治关系为中心的再审视

摘 要: 现代国家的文化—政治关系本质上是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之间的平衡问题，是治国理政的核心议题和长期考验。多元文化主义是西方左翼文化主义思想转向中涌现的激进思潮，具有一种天然的文化—政治特征。它既是一种进步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追求多元包容、底线关怀的平等主义目标，又是一种以多元文化融合和保障少数群体权利为内容的公共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了充分实践。21世纪以来，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实践衍生了文化权争夺加剧、身份政治泛滥和政党政治极化等诸多问题，激起极端右翼思潮的强烈反弹，造成了西方政治的整体右转。由于多元文化主义致力于“异中求和”的进步主义目标遭到挫败，西方国家进入所谓的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开始转向新同化主义“异中求同”的目标，重新强调主导文化和公民融合，这种新模式能否校正失衡的文化—政治关系，能否解决西方当前的认同危机和治理危机，仍是一个未知之数。

资本主义

与“精神痛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摘 要: 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中普遍泛滥的精神问题，不应仅局限于心理学或医学的个体化诊疗框架，而应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剖析其社会结构的根源。从历史上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转化，将人的“精神痛苦”建构为生物—医学维度的精神疾病叙事，掩盖了其作为资本主义症候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本质。事实上，“精神痛苦”内嵌于资本逻辑的运作之中，数字时代的蔓延更是这一“资本病原体”在新技术环境下的迭代表现。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个体洞察资本逻辑与生命本真需求之间的裂隙，认清资本主义制造“精神痛苦”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将其重塑为改变世界的主体性力量，以“总体的人”的复归实现全人类的精神解放。

手的现象学

——对列维纳斯哲学的一项解读

摘 要: 在享受、劳动、占有、居家、示意、给予、抚爱这一系列构成列维纳斯哲学的关键词中，都可以看到“手”的不容忽视的在场。手的不同姿态表达出自我实存的不同样态。列维纳斯既对手的丰富姿态进行了意向分析，又对手在自我“实存的历险”中处于何种构成性位置进行了实存论分析。在此意义上，可以从列维纳斯哲学中提炼出一门系统性的、独树一帜的“手的现象学”。列维纳斯“手的现象学”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手的现象学分析鲜明地运作在前—世界、世界、超—世界三重维度的张力性关系之中。其中，感性之手对于元素之流的享受处在前—世界维度；摸索、抓取、劳动、把握、掌控、占有之手通过赋形活计将元素性自然转化为用具性世界；示意、给予之手，以及抚爱之手，则将居住于世界之中的自我带入与超越世界的他人的关系之中，这是一种绝对的分离和非融合式的切近。

清华简《子产》

与东周治国理论体系的建构

摘 要: 学界或认为清华简《子产》是春秋时期的实录，或将它视为战国时代诸子的假托、杜撰，这都忽视了先秦古书编纂往往是一个“长期层累”的过程。清华简《子产》很可能是以春秋时期的原始史料为基础，熔铸战国时代的观念编纂而成的。子产“铸刑书”颇受訾议，但清华简《子产》刻意回避其不足，全力颂扬子产的道德品格与施政业绩。子产明明是卿士，简文却将他与“昔之圣君”“善君”相类比。清华简《子产》的主旨不在于讲清楚具体史实，而是以子产的治政实践为基础，为诸侯国国君擘画一幅可资效法的治国蓝图。为政者克己修身、以信得民、刑教结合、尚贤使能、和睦邻国、敬神礼天，清华简《子产》几乎对当时所有的执政难题，都提供了自己的应对策略或解决方案。

春秋时期铜器铭文所见天命观念的下移与泛化

摘 要: 天命作为王朝正统的象征符号，原为西周王室所专有。随着西周王朝灭亡与王室权威丧失，“周德”已然衰落与天命即将转换成为时人共识。同时，诸侯也逐渐获得独立的政治、宗教权力。于是，春秋诸侯纷纷自称“受命”，宣扬邦国领土统治权的神圣性，并将自身的政治境况与抉择正当化。在缺乏统一政权的历史环境中，天子沟通圣俗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与作为无上意志的“天/帝”建立直接关联的人群范围日趋扩大。天命最终被视作一切社会行动的主宰力量，并与个体的生命历程发生联系。正因如此，战国以来天命不仅被视为统治正当性的象征，亦成为自然哲学与性命之学关注的核心概念。

兰台体与汉晋赋嬗变

摘 要: 在汉晋赋发展的过程中，东汉时期身居兰台令史的作家的赋颂作品，以其雅赡而绵密的风格，成为中转枢纽。兰台体赋的形成，特别是以班固为代表的赋文写作体法，在创作思想方面，对赋家的学术定位发生了变化，即由子学转向史学，其创作功用，又从西汉的“辞赋”转向东汉的“赋颂”，继“讽”转“颂”，并赋予“宣上德”与“抒下情”的特定涵义，其创作主旨也由宗教性的媚神转向实录性的纪功。而追溯兰台体赋的历史批评，或论时代变迁，或论兰台文法，或论语言风格，既多启示，亦流于皮相，惟须通过语言、思想、功用多维度的考述，通过赋物与赋事、赋心与赋迹的关联，证明兰台体赋义，方可期望于汉晋赋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

性别·角色·声音——

论北美汉学界唐宋词研究的表演性视角

摘 要: 艾朗诺在新近出版的《才女之累》一书中提出的李清照词中的女性人物并非李清照本人这一观点影响巨大，本文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追源溯流，试图揭示出中西学界唐宋词研究的根本性差异。北美汉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陶玮、白润德等人便以表演性视角研究词，并反思了自传体读词的弊端，提出词中人物并非词人本人的观点；到20世纪90年代方秀洁等人提出“角色”“面具”等概念，认为词的表演性特质使得词具有虚构性，词人会在词中利用角色、面具等来塑造自己，明确了这样一种写法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与美学意义。新世纪以来，钟梅嘉等人对词的表演性研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试图用西方文学理论探讨词中谁在说话的问题。西方汉学界词学研究的表演性视角受到抒情诗（lyric）的文体理论、面具理论、文学表演性理论等理论背景的深层影响，其优点是增强了文本的解读空间，弊端是有时会陷入过度阐释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