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我国从来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冲上热搜。
同一天,长沙“00后”小缪在复盘失败的入职。
春招期间,他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五轮面试,为此辞掉了工作。
入职审核表里,他如实填写了专升本经历。
HR答复只有一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岗位必须是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
八年,专科三年、本科两年、研究生三年,换来的“双一流”硕士文凭没能推开那扇门。
一边说学历不值钱,一边把一张旧文凭当硬通货,这是怎么回事?
⑴ 五轮面试,输给八年前的一场考试
春招期间,小缪投的是这家大厂的采购招商岗。
招聘信息上写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能力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全程没有人提过另外三个字。
五轮线上面试,他一轮一轮地过。
拿到通过的消息后,他辞掉了在良品铺子的工作,开始准备入职。
几天后,HR打来电话:公司总部要求,采购招商岗必须为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你的入职审批无法继续推进。
他往后退了两步,说薪资可以再降,也可以先试用一段时间。
答复没有变。
他又投了这家公司在其他区域的同一个岗位,主动说明自己的专升本经历,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从2018年考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算起,到2023年考上东北农业大学的硕士,他走了八年。
那张“双一流”高校的硕士学位证书是真的,五位面试官的认可也是真的。
被判定无效的,只有十八岁那年没考好的那一次。
这像一场跑了八年的马拉松,冲线之后裁判告诉你:起跑时那一步迈得不对,成绩不算。
今年8月,他入职了老家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岗。
被拒的理由他至今想不通,最想问对方一句:你们看重的是能力,还是学历标签。
小缪不是第一个被拦下的人,也不是被拦下的人里学历最高的。
一名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在已经拿到录用意向后,因为本科读的是成都理工大学,被企业要求重新面试。
原本谈好的40万元年薪被下调5万元,最终定在35万元。
当事人后来说,这件事带来的压力,比当年备考北大还大。
有求职者在社交平台上贴出过HR的回复:专升本拿到全日制本科学历后,一律视为专科,只看第一学历。
一份覆盖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研显示,七成受访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
本科毕业于985、211院校的求职者,成功获录比例是“双非”院校毕业生的1.8倍。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给出了更宽的口径:64.9%的人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
在遭遇歧视的类型里,“第一学历”以52.1%的获选率排在第一位。
65.4%的受访者说,这种一刀切的出身偏见,挫伤了他们的自信和职业热情。
于是就有了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自嘲: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又不是有案底。
这十个字能引爆情绪,不是因为它刻薄,而是因为它精准。
它精准地描述了一套正在收紧的筛选系统:你后来的每一次努力,都可以在最后一道工序里被一键清零。
这套系统并不只装在招聘启事里。
它分散在三个环节:写在纸面上的学历门槛、简历系统里的过滤条件,以及入职审批和定薪时那句“总部有规定”。
前两个环节还能被政策盯住,第三个环节几乎不留痕迹。
小缪倒下的位置,恰恰是第三个。
⑵ 文凭通胀之后,标签往下挖了一层
要解释“第一学历”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硬,得先看另一组数字。
教育部统计,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
学历结构还在整体上移。
据前程无忧《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2017年到2026年,硕士毕业生从52万人增至111万人,增幅113.5%,是所有学历层次里涨得最快的一档。
2025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分别是25082元、13749元、8698元和6387元,硕士的起薪增速高过本科与专科。
照常识,供给翻倍,价格该跌。
可文凭的价格没怎么跌,跌的是它的区分度。
这跟钱变多以后的情形一模一样:面额不再可信,人们就开始看年份、看成色、看编号,不是因为这些更值钱,而是因为别的都不敢信了。
麦可思研究院连续第18年发布就业蓝皮书,2026年版基于19.5万份有效样本。
里面有几组专门打破常识的数字。
2025届高职专科应届生的offer获得率是56.7%,本科生只有45.4%,差了11.3个百分点。
就业满意度上,高职84%,本科81%,这是有统计以来专科生第一次反超。
整体月薪仍然是本科更高,6435元对4882元。
但把样本切开看,双高院校加双一流院校的毕业生合计月薪8366元,地方普通本科加非双高专科是6095元,差了2271元。
结论不是“本科不如专科”,而是“好学校比差学校强”,以及“对得上产业需求的,比握着文凭标签的更值钱”。
教育部2026年7月的数据顺着同一个方向:2026届高职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超过92%,高于本科平均水平,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超过95%。
麦可思的统计里还有一条更细的线索:2024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是6199元,高职专科是4775元,差距1424元。
五年前,本科与专科应届生的起薪差距普遍在两千元以上。
学历溢价在收窄,收窄的速度比多数人想象的快。
与此同时,学历门槛本身还在往上抬。
白皮书显示,2025年校招职位中面向研究生的需求占比达25.3%,比2021年提升11.5个百分点;对大专学历的需求占比则从15.6%降到8.7%。
门槛抬高,不等于岗位对人的要求变高了。
它只是意味着,同样的岗位,现在可以用更高的学历标尺去量。
年轻人已经在用脚投票。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里,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从2023年的474万高点,一路降到2026年的343万,连续三年下滑。
一边是111万硕士毕业生涌入市场,一边是考研报名少了131万人。
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说的是同一件事:学历这笔投资,回报率正在被重新定价。
宏观上的通胀,在微观上被翻译成了一句招聘黑话。
当“最高学历”能提供的信息量被稀释到接近于零,企业就会往下挖一层,找一个更旧、更硬、更难被补齐的标签。
研究生可以再考,证书可以再拿,实习可以再刷。
唯独十八岁那场考试对应的学校名字,改不了。
不可更改,才是最好的筛子。
这就是那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画面:学历在贬值,第一学历却在升值。
两者不是两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⑶ 筛人的成本,被转嫁给了求职者
企业不是不知道这样会漏掉好人。
它只是算过另一笔账:漏掉的好人,损失由谁承担?
答案是没人承担。
财新在报道《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时提到,截至今年5月,2026届毕业生中有23.3%的人没有获得任何面试机会。
需求端的收缩更直接:2025年校招岗位总量比2022年峰值时期收缩约四成,只有不足三成的企业计划在2026年增加校招人数,近四分之一明确要缩减。
其中央国企收缩最狠,仅12.9%计划扩招,32.9%选择缩招。
供给在膨胀,需求在收缩,筛选的逻辑就从“挑出最好的”,变成“先砍掉九成”。
第一学历是这一刀里最省事的落点。
算一下时间账:认真读一份简历要三分钟,看清“本科院校”这一行只要三秒。
三秒和八年之间的汇率,是零。
技术把这个比例又推远了一步。
白皮书显示,65.3%的企业在招聘中引入了AI工具,校招周期明显缩短;同期91.5%的毕业生使用AI辅助求职。
当双方都用机器,比拼的就不再是说服力,而是关键词。
这里藏着一个反讽。
AI让每一份简历都能被写得工整、专业、挑不出毛病,也让简历本身的可信度降到了谷底。
实习经历可以润色,项目描述可以拔高,自我评价可以套模板。
在一张人人都能被包装得无懈可击的纸上,唯一没法包装的,恰恰是那行改不了的学校名字。
出身标签的稀缺性,是被AI的普及重新制造出来的。
企业侧的抱怨同样真实:简历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雷同,HR能从里面读出的有效信息反而变少了。
当所有人的简历都像同一个模板刻出来的,筛选者只能退回到那个最原始、最省事的坐标。
这场技术的军备竞赛,最后把双方都推回了出身。
智联招聘《2025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里的数字更冷:海归求职者的面试邀约率只有4.3%,平均要投23份简历才能换回一次面试。
而那些本科来自双非、硕士读的是海外名校的人,转化率还要更低。
中介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研给了这一章最直接的注脚:七成遭遇过第一学历限制,985、211本科出身者的获录比例是双非的1.8倍。
翻译一下:一个人花几十万学费和两三年时间去补一张更高的文凭,回来后发现,第一轮筛选根本没打开他的简历。
付出的代价不会记在任何一张招聘报表上。
压力顺着漏斗往下走,最后变成行为选择:截至今年5月,25.1%的2026届毕业生计划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和教师等体制内岗位,较2025年提升2.6个百分点;36%意向央企、国企;民营企业意向度则从11.3%回升到16.7%。
年轻人不是不想冒险,是被筛得不敢冒险了。
企业的效率确实提高了。
提高的那部分效率,是从招聘预算里省下来的钱,也是从某个人的人生里扣掉的时间。
成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付款人。
⑷ 管了十二年,歧视搬进了后台
“第一学历”这四个字,官方从来不承认。
2014年8月,教育部在答复网友提问时就说过: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最高或最后的学历,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2021年,教育部就同一个问题又一次作答,措辞基本一致。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
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里写得更硬: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
十二年,两轮正面回应,多份文件。
效果写在另一组数字里。
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引用过两组调查数据:四分之三的央企招聘公告中存在“第一学历”区别对待,高校招聘中这类现象更为突出;北京大学课题组开展的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显示,“第一学历”现象的总体发生率高达47.62%。
将近一半的博士,在离校时撞过这道门。
问题出在禁令的作用位置上。
它管得住白纸黑字,管不住后台筛选。
现在的招聘启事很少直写“限985、211”,取而代之的是“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校层次优秀”这类说法。
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写,只在简历系统里设一个过滤条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规范招聘信息促进平等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把性别、民族、年龄都列进了禁止清单,还留了一条兜底:不得设置其他与岗位职责适配性无关的限制性条件。
处罚也写得很具体,责令改正、罚款、吊销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举报渠道包括12333热线。
可这份清单里,没有“毕业院校”这四个字。
这像要求超市下架高价商品。
超市就把价签撕了,改由导购凑到耳边报价,价格一分没降,只是再也拍不到证据。
违法成本接近于零,守法成本却是实打实的:认真筛一万份简历,要加人、要加时间、要承担看错人的责任。
小缪被拒后向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反映,没有收到实质性反馈。
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维权要留证据、要耗时间、要在还没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打一场官司。
多数人选择沉默。
沉默本身,又反过来压低了歧视的价格。
多年来,一直有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呼吁,明确学历歧视的界定标准、处罚措施与救济渠道,把人才评价体系拉回“能力本位”。
呼吁与文件之间,隔着的不是态度,是可执行的清单和能落地的罚则。
⑸ 撕掉标签,不等于换了一把尺子
有一个现成的对照组,能帮我们看清“删掉那行字”到底有多大用。
2014年到2023年,美国雇主取消学士学位要求的岗位数量增长了近四倍,媒体管这叫“学位重置”。
在此之前,Burning Glass Institute的研究已经发现,2017年至2019年间,约46%的中等技能岗位和37%的高技能岗位不再要求学士学位。
哈佛商学院与Burning Glass Institute决定检验一下这场运动的成色。
研究者选取了11300个确实取消过学位要求的岗位,对比这些岗位在取消前后各至少一年的实际招聘数据。
结果:这些岗位录用无学士学位者的比例,平均只提高了3.5个百分点。
由于真正取消要求的岗位只占3.6%,摊到整体招聘上,净变化只有0.14%。
换算成人头,全年约7700万次招聘里,大约9.7万人因此受益。
不到七百分之一。
研究还把企业分了类:37%是真的改了,45%只是“改了名字”,10%是倒退者——招聘启事改了,招到的无学位者反而更少。
真正做出来的那批企业里,无学位员工的保留率比有学位的同事高10个百分点;被招进原本要求学位岗位的无学位员工,薪资平均上涨25%。
苹果、沃尔玛、埃克森美孚等公司在这份名单上,它们平均多招了18%的无学位员工。
这些公司还多做了一步:给非传统背景的员工补上入职后的支持通道,而不是招进来就撒手。
保留率高出10个百分点,靠的不是招聘时的善意,是入职之后那套机制。
这组数字说明的事情很朴素:撕掉标签本身不产生任何新能力。
它只是把识人的责任,重新交回给了用人者。
那批领先企业做对的事只有一件——重新训练招聘经理,让他们学会在没有学校名字可看的情况下判断一个人。
研究者之一、哈佛商学院的Joseph Fuller说得更直白:改变招聘政策,充其量只是开始的结束;如果只是改了招聘启事,那叫美德作秀。
Burning Glass Institute在另一份报告里写过一句更狠的话:岗位本身不需要四年制学位,是雇主需要。
回到这里,也有人已经想明白了。
河南一家建设工程企业2026年3月的公开招聘,学历要求只写了“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招聘原则一栏写着任人唯贤、人岗匹配、能力为本。
还有一批双非本科出身的学生,靠国家级竞赛奖项和顶刊论文敲开了顶尖院校的门,并在毕业时拿到了不错的岗位。
这些反例说明标签可以被穿透,但它们同时说明另一件事:穿透标签需要的证据强度,高得不成比例。
一个985本科生用三天写完的简历就能通过筛选,一个双非生要拿出二十余项国家级奖项,才能站到同一个位置。
所以真正要做的,不是劝人多努力,而是把通道的价格降下来。
能做的动作其实不多,但都很具体。
第一件,是把“毕业院校”和“学习方式”明确写进招聘信息的禁止清单,跟性别、年龄写在一起,不留模糊地带。
第二件,是把举证责任倒过来:筛掉人的人得留下记录,得在求职者质疑时,给出与岗位相关的理由。
第三件,是给歧视定一个价格,让一次被查实的违规筛选,罚得比认真筛一遍简历更贵。
这三件事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要求企业变得更善良,只要求它为自己的判断付费。
一家公司如果只敢相信十八岁的你,它其实是在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评估二十八岁的你。
最后的话
从2018年那个专科班级,到2023年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小缪走了五年,又走了三年。
八年后,他握着一张“双一流”硕士文凭,被一句“第一学历是专科”挡在门外。
这一年,全国有1270万高校毕业生,111万硕士毕业生,343万人报名考研。
数字一直在涨,筛选却退回每个人的十八岁。
学历没有贬值。
贬值的是“用一次考试定义一个人”这件事的信用。
“第一学历”从来不是能力的证明,它是企业把识人的成本和风险,外包给十八岁那场考试的凭证。
真正的转折,不会发生在某家公司删掉招聘启事上那行字的那一天。
它会发生在另一天:当一个招聘经理,必须为自己看错的每一个人说出理由。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被挡在门外的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网:教育部: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70万人
[2] 中国新闻网:教育部: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43万
[3] 财新:稳就业|2026校招观察:用人需求收缩,毕业生如何应对?
[4] 中国新闻网:别让职场学历歧视消解奋斗价值
[5] 人民日报:时评:坚决杜绝“第一学历”歧视
[6] 麦可思研究院: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
[7] 智联招聘:2025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
[8] 哈佛商学院与Burning Glass Institute:技能型招聘,从宣言到实践的漫漫长路
[9]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规范招聘信息促进平等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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