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真相树》：现代人的困境，是被“既要又要”撕扯

赵四的新诗集《时间的真相树&20年诗选》，像一个巨大的胃，吞下尽可能多的中西文明历程，诗人欲与一流诗人并肩的宏愿，则成为消化这一切的胃酸，而诗中的独特认识和语言，可视为消化吸收后的营养。因诗集包罗万象，宏阔壮观，本文以采样的方式，主要着眼全书六辑中的前两辑，对诗集作管窥式的评述。

《时间的真相树&20年诗选》

作者：赵四

版本：作家出版社

2026年5月

人如鲱鱼

置于卷首的引诗《暮》和组诗《人之诗》，传递出在经年累月探索后，诗人试图协调、整合人内心诸多矛盾的种种努力。即在心理层面，“发现”和印证历史与文明运行的内在逻辑。譬如，她为难以自洽的人类，找到了非常贴切的比喻“鲱鱼”（《人如鲱鱼》），这种饱含悖论的黑暗料理，既臭又能赢得味蕾的王冠，还具备历史的普适性，“饥饿的人，不畏腐臭一路走来”，“存储在人味觉密码里的/生存智慧，那臭味的刀锋”。人类的以往，是多数人像海鱼般“被处理”的时代，底层人有着受压且坚韧活着的艰难命运。诗中以鲱鱼之“腐臭”对于味蕾的“王冠”价值，来暗示人类历史的真相，即喂养文明的恰恰是腐臭。

臭味既被文明排斥，又成为养活文明的胃，臭味成了成就文明的资本，比如曾推动荷兰持续的海上贸易等，而海上贸易含有的掠夺，依然难脱臭味。“臭味的刀锋”则暗示人类的“生存智慧”，此智慧早已沉淀在“人的味觉密码里”，是与臭味共舞的生存悖论。“如果我们和一条鲱鱼没什么区别/至少，请把我做成酒渍的，而非醋渍的”，醋是酒继续发酵的产物，一旦开启醋化，那么在持续“醋化”命运中的那些人，将无从选择自己会成为酸臭的命运。诗人对于“酒渍”的请求，意在阻断它继续发酵，封存住酒的醇香，哪怕它比臭味更呛人。诗人笔尖的微妙转向，让诗摆脱了只谈悲悯的苦难诗。

图源/unsplash

既臭又爱，乍看只是味蕾的遴选机制，实则也是现代人精神的遴选机制。是否可视为人类原始期的腐食者生涯在精神中的遗存？尤其现代性的降临，让人对“坏”有了渴求，甚至视“坏”为美。但包括“臭”在内的“坏”，从被动的生存策略变成主动选择的审美立场时，其中的区别则显而易见。鲱鱼的“臭”来自拯救饥饿的发酵，现代人追捧的“坏”，却来自对旧的崇高作“醋化”发酵，新的“抗酸”信念出现之前，“坏”便上位。究其实质，是在罹患精神的厌食症后，以重口味刺激已生茧的味蕾。所以，赵四以脸为喻，发问道：“从天真到练达”“从迷恋到冷漠”“在显露和遮蔽间”“暌隔着多少重文化和偏见的沉沉面纱？”（《人的脸》）诗人似在反思：现代的“坏”，可能源自思考不济时，急于用带刺的面具作自我辩护，仓促导致的标新立异情绪，会将消化不良的文化残渣（即偏见），珍视为自己的立场。

同时赵四的东方修养，让思辨的诗行里，还有让人超脱的智慧，“一个受恩宠的胖人儿站着等车，/远离苦大仇深、暴戾横生”“笑容可掬/道出一偈：也无风雨也无晴”（《人如弥勒》）。“也无风雨也无晴”不是逃避，而是在臭味与坏味之外，辨认出第三味：不选边，不站队，不主动给“脸”戴上某种面具。现代焦虑中的二元对立，非好即坏，遭遇到了古老偈语的化解之力。当人类被迫发酵，能做“酒渍”而非“醋渍”的人，不是靠锋利的立场独善其身，而是像酒一样维持住更纯的精神力。赵四的这些“酵母菌”之诗，将文明中的结节、积食、肿块，皆酿成了回甘无穷的温醇之酒，显示出她对中西文明历程中诸多问题的理解，具备了通透的消化力。

失败之书

十年前的诗集《消失，记忆》中，虽然短诗《清空》《恋舞》《乘》《小朵》等（皆入该书《赵四诗选》辑中）的诗性表达颇为引人瞩目，但现实显然像思辨一样不再是这位谙熟“抒情性”诗人的目的地，而成为一条隐喻的通道。诗人用“现实主义的车轮”，来提示其中的用心。自从卡夫卡用《城堡》书写了土地测量员K的失败，“失败之书”就成了现代诗人们的一种立场，即他们就像中国古代的文人隐士，自愿与主流的成功脱钩，甘愿站在失败一边。赵四同样书写了这一情结，只是“失败”的隐喻边界，在她笔下也扩展到世俗的街头文化，“所有的纸片啊，也未能/未能在永恒之墙上/留下一句‘吉劳埃到此一游’”（《失败之书》）。

我对西方建筑立面上的涂鸦文化，早已从当初的新奇，转为对其千篇一律的厌恶，甚至学会用它来辨识某个街区的落败。“吉劳埃到此一游”代表的涂鸦文化，证实了平权时代人人的心愿：期待留痕。哪怕结局如诗人所言，“一个从头读到最后一行的天赐知己/400年后读到了最后一页的遗嘱遗赠”（《失败之书·4号》），或如安迪·沃霍尔所言，每个人都能当十五分钟的明星。无论哪种，人都要经受变动不居的现代性折磨，而陷入人自身的悖论：既要又要。少有人能像阿米亥那样，不把变动固化成永恒，“他以坚持不拿到博士学位/为实践哲学方法论/以让他体内那个根深蒂固的人/一生都有机会修订自己/不定型思想的版本”（《未定稿·阿米亥轶事一则》）。诗人意识到了这一悖论的社会来源，即科学与诗的貌合神离，“科学时代，‘自然’成为最高神祇/诗人们也是自然法则之信徒”“我们体会到了/艺术根本就是不自然的，从古至今/即便在现实主义风潮之下/它也仅仅只是貌似自然”（《自然诗人》）。街头文化也好，著述也好，艺术也好，皆期盼有科学那样确定的永恒性，所谓捉住变化令其不变，这恰恰又违逆艺术的变化本性，即人的变化本性。这样就有一类人格外令人钦佩，如诗人所提示的“大智大勇”的恺撒、项羽，“世间有如此登对的一双人/留下同一条不留后路的历史不归路”（《一双人》）。这并非简单的英雄史观，毋宁说，诗人要确认何为突破基因限制的杰出，譬如项羽不回江左东山再起，令其事业跃出常与变的悖论，把永恒的负重及叹惋抛给他人，由此完成他千古一绝的“失败之书”。

图源/unsplash

这本诗集最动人处就在于，现实是进入历史和幻想的入口和出口，读者经历的诗中“游历”，如同出门旅行，会带回更多意味无穷的想法，和沉浸其中的情绪。譬如，《宽窄》借助现实意象椅子，将通天塔、汉人的席地而坐、按摩椅、弹射椅、梵高的椅子等诸多时空串联，产生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幻觉，即由诗人提示的独属椅子的“意识”，前后连贯，在历史中一直延绵不绝，“椅子都是一个宽慰的怀抱/尽管那椅子空空如也，孤寂存世”“休闲躺椅许你片刻浮生如梦”“你也知它承载着人的深情如海”。这一物道思想，也意味对人的行为进行自我审视和约束。譬如，诗人在《巨大的裙岛》中，展示了人的私欲可有多大——有人想把外太空申请为私产，“世界错愕了三十年/1967年，人类最终出台《外层空间条约》”，令其申请的妄想破灭。让现实意象在幻想中“游历”，还会产生诸多超验的“体验”，“我把这秘方告诉了另一个牙疼的人/她加大剂量/放了一蓬花椒/结果你为她施行了麻醉手术/连她的月亮也被麻翻”（《月亮与花椒》）。即使是现代人，也忘不掉月亮的传统意味，它“被麻翻”，可视为现代人安顿传统的方式：我们给自己做局麻，给传统做全麻。如果真有人像诗人那样，非要坚守那份纯真的传统之爱，就得忍受痛，“你若爱我，今晚我能看见三颗星/若不爱我，一只野鹿前蹄疼”“晚上我看见了三百颗/我的胃里鹿扬蹄/一直疼到了大清早”（《爱的代价》）。诗人甚至巧用工业意象，来为虔诚如宗教的情感效力，“在你们的手机新教堂里，我是/最早受月光宝盒洗礼的忠诚小苹果”（《受洗的小苹果》）。

读完诗集，我尤为激赏诗人的思辨力和博学，它们没有让诗人遗忘诗歌与情感的永恒联系，没有让智性成为诗歌的目的地，而始终是通道，通向更勇敢的去处：诊断我们时代被分裂困扰的人。她用完整性的诗来弥合内在的冲突。这里的“完整性”，不是万花筒般的包罗万象，而是让悖论得以安身。赵四洞悉现代性的真相：现代人的困境从来不是“选择”，而是被“既要又要”撕扯——要成功也要自由，要永恒也要变化，要现代性的利刃也要传统的温厚。她的诗不解决这些悖论，而是这些悖论共存的容器：鲱鱼的臭与味蕾的王冠共存，失败与千古共存，手机的“新教堂”与月光的古老洗礼共存。这一共存容器，正是经由她对人性、对文明通透的消化力所锻造。

虽然诗人体会到的人生常常是，用“‘永远的痛苦’去铸一尊‘一时的欢乐’”（《宠儿》），但赵四注入了独有的智慧，她以词为“酵母”（“一个词是一粒酵母”《现代诗歌》），用“酵母菌”去发酵痛苦，让快乐成为副产品。这才是她给予我们的那个“黄金的世界”：不必在古今、中西、常变之间被迫站队的世界，可以在悖论中从容呼吸的世界。或许这正是当代诗歌稀缺的一种能力——不是对抗时代的锋利，而是化解时代的无动于衷。

撰文/黄梵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