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专访郑永年：我国卫生健康治理进入新阶段

编者按· 2026.10.16

健康，不只是“看病吃药”。它关乎每个人，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治理逻辑。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在健康中国建设引领下，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性跨越——由传统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迈向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健康治理新阶段。

近期，《健康报》记者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从公共政策视角解析这个重要课题。

健康报：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健康中国建设拉开大幕。您如何评价这些年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最根本的变化？

郑永年：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最根本的变化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以人民为中心和系统治理。

以人民为中心，是卫生健康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去，我们讲医疗卫生，容易把重点放在医院、医生、药品和技术上。现在，更强调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更强调老百姓能不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能不能在基层、社区和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健康保障。这是理念上的深刻变化。

系统治理，是指健康中国建设超越了单一医疗体系建设的范畴。影响健康的因素越来越复杂，既包括医疗服务，也包括公共卫生、生活方式、环境治理、食品安全、基层治理、老龄化应对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健康中国建设不是简单地多建医院、增加床位，而是要把预防、治疗、康复、养老、公共卫生和社会支持体系等更好地结合起来。

这些年的变化说明，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正从医疗卫生体系走向健康治理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既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重视人的现代化、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健康报：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于推进共同富裕来说，建设健康中国的紧迫性和意义是什么？

郑永年：

共同富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收入分配问题。一个社会是不是共同富裕，还要看老百姓能不能享有稳定、可及、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这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和基本安全感。医疗卫生，正是其中最为基础的一项。

衡阳乡村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团队队员上门为村民进行健康检查（图源：新华社）

健康是人的发展最基本的条件。一个社会如果医疗资源高度不均衡，大城市看病比较方便，基层和农村看病仍然困难，那么共同富裕就缺少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健康中国的紧迫性和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有助于保障基本民生。共同富裕首先要防止低收入群体因为疾病陷入困难，也要防止中等收入群体因为重大疾病返贫。守不住这一底线，社会就会很脆弱。

第二，有助于稳定中等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扩大并稳定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靠稳定的就业、收入和公共服务支撑起来的。如果医疗这类基本民生问题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家庭就会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消费相对低迷，创新创业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卫生健康体系建设本质上是在减少中等收入群体在重大民生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有助于增强发展基础。很多人把医疗卫生看成支出，实际上它也是发展条件。健康人口、健康劳动力、健康老龄化，都是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相当紧迫。如果老龄化和慢性病等问题处理不好，家庭、社会和财政压力都会上升。反过来，如果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得好，会形成新的产业、新的就业空间和新的发展动力。

因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能只靠收入政策，也不能只靠产业政策，还要靠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均衡化和可及性的增强。

健康报：

如何通过健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化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郑永年：

健康中国建设，就是让现代化更好地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除了要补基层短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更加均衡布局，也要继续强调公立医院公益性。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协同治理。

健康中国建设不是卫生健康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事情，也不是多建几家医院就能解决的问题。现代化越往前走，健康问题越具有综合性，越来越取决于人的生活方式、社区支持和公共环境。不应该等人生病以后再花很大代价治疗，而是要预防疾病。

其中，控烟和营养教育应成为前移健康关口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持续压低吸烟率，减少慢性病和家庭健康负担。另一方面，提高全社会对营养学的基本认知水平，把营养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议从初中阶段起将营养学列为必修课，并纳入中考、高考以及中职升学必考内容，使青少年尽早形成科学饮食、合理运动和自我健康管理的基本能力。

2025年8月21日，在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人民医院医保便民服务站，居民办理医保业务（图源：新华社）

健康报：

您曾指出，公共卫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现实的抓手。我国如何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参与全球健康治理中发挥更多作用？

郑永年：

公共卫生问题天然具有共同体性质，也应是各国最容易形成合作共识的领域之一。在全球健康治理中，我国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提供自身实践经验。我国有超大规模社会治理经验，也有从基层防控到医疗救治、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到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丰富实践。这些经验对很多国家有参考意义。虽然不同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制度能力不一样，但这些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方案和选择。

第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基本医疗卫生能力，比如药品供应、人员培训、疾病检测能力等。我国在医药生产、医疗设备和数字健康等方面有产业基础，可以把全球健康治理和中国企业、中国技术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我国的优势不仅在高端技术，也在成本优势和应用场景。我国企业可以围绕当地真实需要，提供适合当地条件的产品和服务。这既是对全球健康公共产品的补充，也有助于我国企业在国际合作中获得更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开源”的现代化，放在公共卫生领域，就是帮助更多国家建立基本健康保障能力，让现代化成果惠及更多普通人。

第三，坚持多边主义，公共卫生需要科学精神和专业精神，也需要成熟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应继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推动更多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形成基本共识和合作规则。

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控烟措施已覆盖全球超过61亿人口，但还需继续行动推进控烟（图源：联合早报）

把自身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好，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合作机会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更多国家提高基本卫生健康水平。这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最现实的意义。

本文作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本文原载于《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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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詹蕴第

审核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