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AMRO首席经济学家何东：东盟+3一体化优势凸显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报道

今年10月，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发布《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AREO）季度更新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能源冲击的影响，“东盟+3”区域整体仍表现稳健，同时上调2027年区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近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首席经济学家何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两年，东盟+3区域展现出的经济增长韧性，很大程度上源自高度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国正处于这一一体化产业链的中心。而且不同于二十年前东盟+3区域的生产大多面向欧美市场的状况，如今该区域已经成为本地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市场，在供给端和需求端的重要性都大幅提升。

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正经历深刻调整，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着多重挑战。尽管如此，亚太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并未因此减弱——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到各种区域经贸安排，日益密集的“自贸网络”已覆盖亚太地区。其中，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恰恰为亚太区域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区域实践案例。“像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类符合WTO规则的区域自贸协定，是多边贸易规则的重要补充。”何东表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中，95%的产品税目实现零关税，覆盖中国与东盟之间绝大部分贸易，这些安排意义重大。展望未来，新协定不仅保障货物贸易持续发展，还拓展至服务贸易，有望进一步带动投资合作。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APEC如何凝聚合作共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接融合，以及拓展亚太自贸区建设路径，备受各方关注。何东表示，APEC要坚守全球经济开放方向，抵御经济碎片化趋势。维护国际合作、保障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有效运行，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石，而中国正为此发挥核心作用。

何东曾长期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聚焦宏观金融、跨境资本流动、数字支付、央行数字货币与区域货币合作等前沿领域。

21世纪：今年 10 月，东盟与中日韩（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布了《东盟与中日韩区域经济展望》季度更新报告，将该区域2026年和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 4.1%。你认为支撑该区域经济韧性的因素是什么？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否仍将是影响2027年区域增长的最大变量？

何东：我认为，影响本次东盟+3区域经济预测结果的核心因素，本质上是两股相互博弈的力量。一方面是下行风险尚未出清。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仍存在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去年美国政府实施“对等关税”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其后续遗留的担忧也尚未消散。从这一角度看，不确定性并未完全消除。

另一方面是 AI 投资热潮构成重要正向支撑。当前全球范围内正掀起一轮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热潮，而本区域正是这股浪潮的核心地带。东盟+3区域占全球 AI 赋能商品及 AI 标识商品销售额的 50%，而此类 AI 相关出口贡献了 2026 年上半年出口增量的三分之二，是拉动增长的关键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红利正在向外扩散。它并不局限于狭义的 AI 产业本身，而是带动了区域内更多品类产品的发展。

当然，区域内不同国家在 AI 供应链与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各不相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最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已经不再是贸易关税或油价问题，而是AI增长动能能否持续。

一旦 AI 增长势头回落，其带来的冲击将是最大的。我们曾进行情景模拟分析：以美国2024年AI 投资增速为参照，若全球 AI 投资在2027年仅出现增速放缓，而非绝对萎缩，就将直接拉低经济增长预测值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AI 投资的势头是当前宏观形势的关键变量。当然，这是一种双向风险：若 AI 发展提速，也将带来更强的正面拉动效应。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风险：其一，中东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推高区域能源成本；其二，需关注厄尔尼诺现象，相关机构预测今年晚些时候，即11月至12月，将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其影响将持续至2027年，从而推高通胀水平。不过，厄尔尼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不会特别显著。

21世纪：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在AI热潮之下，东盟各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出现分化。AI周期与科技相关投资将如何塑造东盟的经济走势？AMRO更新版报告也显示，AI 相关出口与投资动能正在不断增强。你如何评估 AI 驱动的需求对本区域出口的拉动效应？

何东：东盟+3区域的许多经济体已深度嵌入AI供应链。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尤其是韩国，从股市表现即可见一斑，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正是本轮热潮的核心企业。东盟国家也参与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均有布局。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正在大举投资数据中心，规划建设的数据中心总规模约7吉瓦。这些国家都搭上了本轮投资热潮，不少东盟国家更将其视为提升本土产业能力的机遇。

东盟及东盟+3地区制造业基础雄厚。但不少国家仍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越南和印尼人均收入约为5000美元，马来西亚约为其两倍半，泰国约为7000美元。各国希望借助AI提升生产率，进而迈入更高收入阶段。这对它们而言具有战略意义。

目前，多数经济体仍处于需求拉动阶段——即投入资金建设 AI 模型、采购 AI 赋能硬件，如数据中心、半导体等，由此带来大量投资需求。未来，各国的发展重心将转向 AI 应用落地，推动 AI 技术广泛渗透。这有望从供给端提升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体的潜在产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涉及技术扩散与劳动力技能升级。其中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这一进程中持续保障劳动力的价值。我们还必须确保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与收入增长能够广泛惠及社会。如果只是供给侧产能提升，而居民消费需求持续疲软，增长将难以为继。若想依靠生产率红利拉动内需，就必须着力改善收入分配。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东盟+3在应对经济碎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能否以区域金融合作与一体化的实例加以说明？

何东：过去两年，东盟+3区域展现出的韧性，很大程度上源自高度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处于这一一体化产业链的中心。东盟+3区域内贸易中，90%为中间品和资本品，大量产品多次跨境流转，这是一体化生产链的显著特征。需求端同样发生变化：20年前，区域生产大多面向欧美市场；如今，区域自身已成为本地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市场。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区域内部市场的重要性都大幅提升。

从经济周期看，当前区域内部因素与全球因素一样，都会影响区域经济波动。当然，在遭遇重大冲击时，例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冲击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平稳时期，区域因素的影响已与全球因素相当。

随着经济周期日益区域化，金融层面也随之变化。我们刚发布的《东盟与中日韩金融稳定报告》显示，区域金融环境的同步性有所提升，经济体对全球因素的敏感度有所下降。这并非意味着全球因素不再重要——美元周期以及美联储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依然影响巨大。

但各经济体金融环境对全球冲击的反应，正日益受到区域周期的影响。例如，本币债券收益率受美债和发达经济体债券波动的影响较过去有所减弱，汇率传导效应也有所钝化。美元依然重要，但如今汇率波动未必会传导至国内金融环境。这得益于各国政策框架的改善：不少央行采用通胀目标制，实施弹性汇率制度，并增加了银行资本金准备和外汇储备。在极端压力环境下，叠加本国汇率大幅贬值时，全球冲击仍会大量传导至东盟+3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但除此之外，东盟+3经济体在调控本国融资松紧等金融条件方面，有比过去更强的自主空间。

21世纪：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也迎来了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生效后将为区域经贸合作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该协定将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纳入合作框架。这些新领域将为双边经贸关系释放哪些新的增长潜力？

何东：去年贸易冲击与今年能源冲击接连发生，但全球经济和东盟+3经济体依然展现出韧性。原因之一在于，全球大部分贸易仍在WTO框架下运行，多边贸易体系总体仍在发挥作用。全球大部分贸易仍遵循最惠国规则，维护WTO体系、保障贸易可预期性，仍是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

像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类符合WTO规则的区域自贸协定，是多边贸易规则的重要补充。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中，95%的产品税目实现零关税，覆盖中国与东盟之间绝大部分贸易。这些安排意义重大。展望未来，新协定不仅保障货物贸易持续发展，还拓展至服务贸易，有望进一步带动投资合作。

中国与东盟已通过直接投资形成深度绑定的关系。虽然目前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来看，欧美和日本投资者的存量规模仍然较高，但在投资流量层面，中国对东盟投资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

传统上，欧美日企业与当地产业深度绑定，汽车行业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投资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布局，搭建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网络。中国投资者也在沿着这一路径推进，但建立本地产业联系需要时间，也需要持续投入。这对双方都有利：中方投资者若要获得稳定、可持续的投资回报，就必须打造扎实的本地产业链；东盟当地若要充分利用中国投资，也需要增强自身配套能力。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过程，将支撑中国与东盟未来长期紧密的经贸关系。

21世纪：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目前已覆盖 192 个国家和地区。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在其他地区的国际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货币互换协议等政策手段推动的；而在东盟，人民币的使用则更多源于产业链上的内生需求。你如何看待？

何东：人民币国际化主要由市场驱动，政策发挥支撑作用，而非单纯的政策主导。若缺乏真实的市场需求，政策支持的效果将十分有限，关键还在于根本性市场需求的上升。

生产网络一体化带来了贸易层面的人民币结算需求。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已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使用人民币结算。

我认为中国下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培育投资端的人民币需求。你提到的 CIPS，以及e-CNY等基础设施，均有助于完善跨境支付市场体系，为人民币的使用提供便利。

不过，这仍需中国本土金融市场及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流动性的供给，不能仅依赖出口，还需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共同提供。当境外主体愿意承担以人民币计价的负债和持有人民币计价资产，形成良性循环时，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的需求也会随之提升。

在金融层面，仍有诸多工作有待推进，以提升人民币的吸引力：提高政策框架的透明度、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增强汇率弹性。一种货币若想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必须具备区别于美元、欧元的独立特性。而且，当前人民币利率处于较低水平，这为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市场亦需形成对人民币债券作为储备资产的需求。上述因素均有利于人民币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21世纪：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能否简要谈谈你对APEC的期待？

何东：APEC作为全球重要的经贸合作平台，充分体现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坚守全球经济开放方向，抗拒经济碎片化趋势。维护国际合作、保障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有效运行，是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正为此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少东盟国家将中国视为核心市场。中国也是绿色技术的供给方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中国仍需进一步扩大进口需求，这有助于持续巩固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