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载案续 | 从 "形式平等" 到 "实质判断"：再婚家庭后事权属纠纷的司法创新与制度启示

推介语

在《民法典》实施后的司法实践中，本案以"北京首例骨灰安置纠纷确权案"的身份，触及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法律命题 —— 当法律对骨灰安葬权的行使顺位付之阙如，裁判者如何为逝者的 "最后的归宿" 确立规则。

骨灰非遗产，不适用继承规则；亦非普通物，不适用物权规则。面对这一规范空白，重审法院参照《民法典》第 1045 条界定亲属范围，突破 "形式平等、共同管理" 的传统思路，以共同生活年限、扶助事实、情感依赖等实质因素综合判定安葬权顺位，构建起"形式亲属关系＋实质依赖程度" 的双层判断模型。这不仅是单案的胜诉，更意味着中国家庭法裁判理念正从 "形式亲属法" 向 "实质亲属法" 转向 —— 在法理与情理的交融处，为同类案件开辟了一条可复制、可援引的裁判进路。

本案的行业价值与社会意义同样深远。一方面，随着再婚人口持续增长，"现任配偶与血亲子女" 的后事权属冲突日益成为高频社会矛盾，本案确立的 "付出优先于血缘" 规则，为全国法院处理同类纠纷提供了重要参照，也为律师承办再婚家庭权益案件沉淀了实务范式；另一方面，案件获中国法院网络电视台 "民法典进行时"、北京日报、中国妇女报等权威媒体专题报道，引发司法界与公众对再婚家庭权益保护的广泛讨论，客观上推动着 "生前预嘱" 等观念在公众层面的普及，彰显了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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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1994年，王女士与卢先生再婚。双方均系再婚:王女士携子梁某某，卢先生携与前妻所生二女卢某1、卢某2。婚后二人未再生育子女，共同生活24年。

2004年，卢先生罹患结肠癌、膀胱癌、多发性骨髓瘤等多种癌症。此后15年间，王女士不离不弃，常年陪同就医、煎药照料，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与情感。卢先生生前虽未留下书面遗嘱，但曾多次向王女士表示“这辈子和下辈子都要在一起”，表达了与其合葬的愿望。

2018年9月，卢先生病逝，骨灰寄存于北京市某某殡仪馆。骨灰安放证由继子梁某某持有，骨灰寄存卡由女儿卢某2持有。双方就骨灰安葬问题产生激烈争议——

王女士主张：作为配偶，她应与丈夫合葬，卢先生生前亦有此意，应尽快取回骨灰入土为安。

两个女儿主张：希望将父亲骨灰与原配妻子(两女儿的母亲)合葬，以全血亲传统;认为配偶与子女同为第一顺位，不存在优先安葬权;且质疑王女士与卢先生结婚证存在姓名错别字及印章瑕疵，另案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婚姻无效。

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骨灰在殡仪馆滞留超8个月。王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子女返还骨灰及寄存手续，由其提取并安葬;女儿则提出反诉，要求王女士配合其将骨灰安葬于已购墓地(该墓地已预留与原配合葬位置)。同期，继子梁某某另行提起保管合同纠纷;二女儿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呈现民行交叉、本诉反诉交织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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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法律问题

骨灰的法律属性：骨灰是受物权法调整的“物”，还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存在?是否属于遗产从而适用《民法典》继承编?

骨灰管理及安葬权顺位：在死者未留书面遗嘱时，配偶与成年子女是否享有平等的安葬权?能否确立优先顺序?确定顺位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死者生前口头意愿的效力：无书面遗嘱的情况下，“这辈子下辈子都要在一起”的口头表述能否作为安葬安排的依据?

再婚家庭特殊冲突：子女主张“父亲应与原配合葬”是否符合公序良俗?该主张是否构成对现任配偶安葬权的排斥?

婚姻形式瑕疵的处理：结婚证姓名存在错别字，子女质疑婚姻效力并另案起诉，是否影响本案人格权纠纷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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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填补立法空白，创立实质判断裁判规则

《民法典》第994条仅规定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遗体等受侵害时近亲属的请求权，但未明确骨灰安葬权的行使顺位。重审判决创造性地构建了“形式亲属关系+实质依赖程度”的双层判断模型：先以《民法典》第1045条确定亲属范围，再以共同生活时间、扶助事实、情感依赖等实质因素确定优先顺序。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动态体系论”的司法实践，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范例。

回应再婚家庭社会现实，确立“付出优先于血缘”

随着离婚率、再婚率上升，再婚家庭中“原配子女vs现任配偶”的权利冲突日益突出。2024年我国再婚人数已达303.88万人。本案判决传递了明确信号：法律保护的不只是抽象的“血统”，更是具体的“付出”。十五年如一日照顾患病丈夫的现任配偶，其安葬权优先于已独立生活、未长期共同居住的成年子女。这既符合《民法典》第8条“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也呼应了第10条“可以适用习惯”——中国社会习惯中，配偶往往是丧事的主要操办者和最终决定者。

规范了“血亲合葬”主张的边界

很多再婚家庭中，子女会以“父母应合葬”为由排斥继父母。本案判决并未禁止合葬(王女士同意前妻骨灰合葬)，但明确：合葬安排须经现任配偶同意，不能由单方子女强制决定。这为类似纠纷提供了调解与裁判的尺度，平衡了血亲传统与现任配偶权益。

对律师实务的启示

为再婚家庭提供法律服务时，应主动建议当事人订立遗嘱或生前预嘱，明确安葬方式、合葬对象、墓地选址等，避免身后纷争。在已发生争议时，代理律师应重点收集：共同生活年限、扶助证据(病历、缴费记录、证人证言)、死者口头意愿的佐证、以及原告对对方家庭表现出的善意(如本案王女士同意前妻骨灰合葬)。

本案第一次判决的“平等共同管理”看似公允，实则回避了再婚家庭中不可调和的意愿冲突；重审判决则勇敢地走进实质判断，以“谁付出、谁亲密、谁决定”的原则确立了配偶优先地位。这不仅是一起案件的胜诉，更是对中国家庭法理论中“形式亲属法”向“实质亲属法”转向的一次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