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竞争下半场，胜负在地下

越发达的城市，越在往地下延伸

聊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现象，最近几年，全世界最有钱的一批城市，都在干同一件事

——往自己地底下加大投入。

伦敦，在泰晤士河河底挖了一条25公里长的巨型隧道——泰晤士潮汐隧道，总投资约46亿英镑，折合人民币超过400亿元，已于2025年投入使用。

隧道内径7.2米，最深处埋在河底67米，一路串联起泰晤士河沿岸34个最脏的合流溢流口，把原本每逢暴雨就直接排进河流的污水，全部截流下来，输送到伦敦东部的贝克顿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新加坡更夸张，一个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家，投入近100亿新元（约520亿元人民币），在地下30到60米的深处，修了一条贯穿全境的“污水高速公路”。

官方名称叫深层隧道排污系统，英文缩写DTSS。主隧道总长88公里，靠重力让污水自己流进集中式的再生水厂，处理之后变成新生水和工业用水。

新加坡人对这套系统的评价是：设计寿命100年，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全面升级。

伦敦、新加坡，这两座城市是什么量级？全球金融中心，土地资源极度紧张，治理水平公认顶尖。

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相同的解法，在现有城市系统的底盘之下再往下挖一层，构建一个深埋地下的排水和污水处理体系。

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了看，往地下投入其实是所有超大城市逃不掉的一道题，伦敦和新加坡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就是很多大城市的明天。

就拿伦敦来说，现在使用的排水系统主干，还是1860年代“大恶臭时代”之后修建的，当时伦敦只有200万人口。

一百多年过去，伦敦人口翻了三倍多，超过800万，地面硬化面积成倍增长，可地下的管网还是那一套。

结果是每到下大雨，合流管道不堪重负，污水混着雨水直排泰晤士河，一年溢流几十次。泰晤士潮路隧道开工前，伦敦平均每年要发生约50次合流溢流，一年排进河里的溢流污水接近4000万立方米。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地表空间逼近极限，往地下要空间、要容量、要效率，就成了必然选择。

香港、武汉、上海、广州，已经悄悄蹚出一条路

海外经验固然有说服力，但中国城市面临的挑战更复杂，人口密度更高、地下管线更密、老旧城区改造难度更大。

正因如此，国内的先行探索格外值得关注。

香港为了治好维多利亚港的水，从1994年开始推进“净化海港计划”，在海底修了23.6公里长的深层污水隧道（隧道埋深约70至150米），把维港两岸的污水通过虹吸原理收集，先在沿岸小型基本污水处理厂做预处理（隔栅、除砂），再一路输送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

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期设计日处理能力170万立方米，主泵房直径55米、深40米，号称全球最大。整套系统最终能为570万市民服务。

香港这套工程同样是解决一个核心矛盾：人口高度密集、土地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不可能持续新增大量地面污水处理构筑物，远距离深隧输送+集中处理，兼顾环境、土地和城市运行。

武汉是内地最早吃螃蟹的城市之一。大东湖核心区污水传输系统工程，业内简称“大东湖深隧”，是国内首条投运的城市深层污水传输隧道。

主隧全长17.5公里，起于二郎庙预处理站，沿沙湖大道、欢乐大道延伸至三环线，穿越严西湖与北湖公园，最终抵达北湖污水处理厂。

工程收集武昌、洪山、青山及东湖风景区部分污水，经预处理后送入隧道，服务大武昌片区130平方公里内约300万居民。

截至2025年的最新公开数据，累计输水量突破10亿吨，相当于搬运了8个东湖的水量，让东湖这个城中湖的生态环境终于有了根本性改善。

上海的打法略有不同，苏州河深隧工程定位为深层排水调蓄管道系统，核心功能是三个：系统提标、排水防涝、初雨治理。

工程规划由15.3公里主隧、37公里二三级输送管道、8座综合设施组成，调蓄规模不小于74万立方米。它的逻辑不是简单地把污水送走，而是在降雨高峰期把初期雨水暂时存进深隧，等雨停了再错峰输送到处理厂，用“削峰缓排”的方式，既解决内涝，又控制污染。

考虑到上海中心城区建筑密集，根本没有空间在地面上改造老旧管网，向地下40–60米深处要空间，几乎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唯一解。

而广州在这条赛道上的起步，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都早——东濠涌深层隧道排水工程试验段是全国首条兼具治污与排涝功能的大型深层隧道。

主隧埋在地下43.2米处，直径6米，近2公里长的试验段投资约7亿元。从2022年系统正式运维，已经做到用智能清淤机器人在40多米深的地下作业，31天清出358立方米淤积物。

而整条东濠涌的治理效果，更是写进了官方数据：防洪排涝标准提升到20年一遇，年均减排污水超200万吨，水质从劣V类跨级提升到Ⅲ类。

环境改善成果肉眼可见，26种土著水生植物回归，对水质要求极高的红尾水鸲重新在岸边栖息，甚至入选了2025年广东省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是当年全市唯一一个。‌‌

国内几个样本放在一起看，能读出三层意思。

第一，技术上，中国的软土深基坑、深埋盾构、深隧运维能力已经通过实战验证，甚至部分领域全球领先。

第二，模式上，PPP、试验段先行、全生命周期运营这些做法已经跑通。

第三，效果上，水质改善、内涝缓解、土地释放、提升污水治理效能是实打实的。

所以这条路对国内城市而言，不是要不要走的问题，而是谁先走稳的问题。

城市“长大”之后，污水管网升级是必经阶段

城市污水系统平时看着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投入百亿级资金，挖几十米深的隧道，做这么大规模的重构？

我们不妨跳出工程视角，用城市经济学的框架来理解这件事。

城市基础设施，存在一个显著的代际错配。

一座城市几十年前建设的污水处理系统，是按照当年人口、产业、生活需求设计的。城市持续扩张，人口集聚、建成区扩大、极端暴雨频次增加，旧的设计上限会被持续突破，这就是所有超大城市面临的共同矛盾。

伦敦的案例最能说明问题：同样一套1860年代的管网，200万人口时用得好好的，800万人口时就时不时溢流一次。

新加坡的感受更直接，国土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和产业不断增长，土地规划受限，向地下要空间成了最优解。

香港维港两岸人口持续增长，沿岸小型污水厂没有扩建空间，只能依靠深层隧道，将污水远距离输送到昂船洲集中处理。

可见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原有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到了能力边界，不升级，城市水环境、城市安全就会持续承压，不是主动想花巨额资金建设地下工程。

因此，地下深隧这类工程，属于城市的底盘修复工程，短期GDP拉动弱，但决定城市未来几十年的承载力上限。

河涌、河湖水质改善，滨水片区土地价值提升，滨水空间可以转化为公园、文旅、公共空间，带动片区土地资产增值。香港维港水质改善之后，两岸滨水土地价值持续兑现，就是典型案例。

同时还能规避灾害损失，城市内涝、水体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包括财产损毁、商业停摆、人居健康成本等等隐性损失平时不显眼，但极端年份损失巨大。深隧提升排涝、截污能力，可以说是购买了一份长期城市安全保险。

再算下经济账，表面看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投入是笔巨款，摊开算细账，它往往是最便宜的那个选项。

上海苏州河深隧所服务的中心城区建筑密集，改造地面管网涉及大规模拆迁和居民搬迁，成本不可承受，而深埋地下的隧道不占用一寸地面土地，上面照样是马路、是绿地、是建筑。

武汉深隧的账是另一种算法：把分散的处理设施集中到一个大厂，减少了多个老厂提标改造的需求，运维效率大幅提升。

何况这类工程的设计寿命普遍在几十年到上百年，摊到每年平均成本并没有想象中吓人。

从全球案例复盘，大型地下水环境工程长期来看社会认可度普遍由质疑转向认可。武汉大东湖深隧投运之后，大东湖片区水环境持续向好，周边生态、人居价值兑现。

广州东濠涌深隧投运之后，东濠涌从黑臭河涌转变为城市滨水景观河，市民可以沿河休闲，流域水浸问题明显缓解，民众的获得感实实在在。

尾声

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为摩天大楼惊叹，为跨海大桥欢呼，为高铁飞驰点赞。这些工程有个共同点：看得见。然而城市的真正底气，往往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伦敦160年前修建老下水道，拯救霍乱肆虐的城市；几十年之后，再次投入巨资修建25公里超级深隧，应对新的城市压力。

新加坡国土狭小，把深层污水隧道作为国家水战略的核心骨架。

中国香港依靠深隧系统，拯救维多利亚港；武汉、上海、广州，陆续探索适合自身的深隧体系。

摩天大楼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地下管网决定了城市的底线。

一座城市愿意花上百亿去做一件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事，它传递的信号是明确的：

它在为下一个五十年、一百年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