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专家说实话！既没存款，退休金又少，农村老人养老怎么办

2026年重阳节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接受《农民日报》专访时说了一段话，被多家媒体反复转载。他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超常规老龄化”，而农村老龄化是“超常规中的超常规”。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约23.8%，比城市高出约8个百分点。农村80%的农活由60岁以上老人承担，收入来源单一且微薄。多数农村老人除了覆盖特困群体的乡镇敬老院，较难享受到普惠性养老服务。

把这段话翻译成日常语言：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一场规模空前的老龄化，而支撑这场老龄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网络，都在同时萎缩。

一笔算不过来的账

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在2026年两会的调研中发现，全国农村月均养老金普遍为200到300元每人，部分中西部县乡仍维持在143元的最低标准，远低于城镇职工近4000元的月均养老金水平。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从143元提高到163元，这是连续第三年按每年20元的标准上调。但正如郑功成所指出的，即便加上地方补贴，很多地区也只有190元左右，仅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甚至低于农村低保标准。

用两三百块钱覆盖一个月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山西运城前村党支部书记雷茂端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农村老人仅有二三亩耕地，一亩地一年纯收益不过几百元，全年种地收入也就两千多元。加上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月总收入只有三百多元。但这些钱要支付油盐水电、人情往来，还要攒着以防生病。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不继续种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在多地农村调研时看到的场景更具体：北方一些老人冬天不生火做饭，只在炉子上烤几个馒头、土豆凑合一顿；西南山区一位老人想买一个600元的取暖器，觉得贵，不舍得买，只能借着串门去别人家取暖，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医疗支出放大了这种不安全感。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调研发现，一些农村老人感冒发烧不愿意主动就医，习惯“能扛就扛”。雷茂端也发现，虽然城乡居民医保覆盖率已经很高，但保障水平有限，农民患大病后自付部分压力较大。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结构性因素：农村老人倾向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向子女。张翼总结，他们中许多人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尽全力用积蓄给儿女买房结婚。但子女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在增加，反哺老人的能力被削弱。同时，医疗水平的进步让不少老人还需要赡养更高龄的父母。多重压力叠加，一些农村老人的晚年保障愈加脆弱。

涨钱是共识，但怎么涨、涨多少，分歧很大

2026年两会上，“提高农民养老金”成为热议话题。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不同的路径。

全国人大代表张学武建议通过国资收益合理偿还农民的历史贡献，以专项税拓宽稳定资金来源，从2026年到2030年逐步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月均1000元的水平，其中2026到2027年先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统一提高至每月400元。

卢庆国则提出了更分阶段的方案：短期2026年前提升至300元每月，中期2030年前提升至500元每月，长期2035年前提升至800元每月。

但郑功成对此持更审慎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上不少声音提出将农民养老金普遍提升至500元甚至1000元，但从制度发展规律和财政承受能力来看，“一刀切”的方式并不现实。他的建议是按“分类分层、分年龄段”的标准采取差异化方式——对于中青年农民，要强化缴费激励；对于高龄农民，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人，应当尽快进行“历史性补偿”，因为他们年轻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原始资本，这部分贡献在现行养老金制度中没有得到体现。

这个“历史性补偿”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关键事实：今天七八十岁的农村老人，在他们劳动能力最强的年代，缴的是公粮，出的是义务工，支撑的是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不是没有“缴费”，只是缴的方式和城镇职工不一样。当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他们的工龄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而农民的那段历史贡献，在制度设计中没有对应的认定通道。

钱从哪里来：国资收益、专项税和财政的结构性调整

张学武的建议中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思路——用国资收益偿还农民的历史贡献。国有资本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几代农民通过价格剪刀差提供的积累。把国资收益的一部分定向用于农民养老金，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郑功成则从财政投入的结构性失衡角度提出了另一个观察：财政资金在养老保险中的投入，更多流向了城镇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投入相对不足。这个结构性失衡不调整，单纯谈“涨多少”就没有意义。

从操作层面看，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1.25万亿元，上半年已下达补助资金约1.2万亿元。这个规模在逐年扩大，但它首先保障的是“按时足额发放”，而不是“待遇公平”。兜底和公平是两件事。要让农村老人的养老金从190元向400元、500元甚至更高水平靠拢，需要的不仅是增量投入，更是存量结构的调整。

服务比钱更难解决

钱的问题虽然紧迫，但还有一个更复杂的维度：即便养老金涨到四五百元，一个失能老人独自住在偏远村组，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王建军在四川、吉林、浙江的乡村调研时看到，失能老人多分散居住在偏远村组，交通不便，专业照护服务难以送达；乡镇专业护理机构稀少、设施简陋；农村护工多为留守妇女，缺乏正规资质和系统培训，只会简单喂饭、翻身，应对康复护理和急症处置时往往手足无措。照护岗位辛苦、薪资低、社会认同度不高，导致人才流失。多重难题叠加，让不少农村家庭陷入“想找服务找不到、找到服务接不住”的困境。

贵州山区68岁的张兰芝，丈夫脑梗卧床3年，她几乎没有睡过安稳觉。王建军在调研中反复听到的一句话是：“不敢病，不敢倒，我要是垮了，老伴儿咋办？”

王建军认为，长护险的全面推行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就是把原本压在单个家庭身上的照护责任，转移到全社会共同承担。他建议在服务供给上探索流动护理车巡回服务、在偏远地区设固定护理站；在资源整合上鼓励低龄健康老人照料高龄失能老人，配套设立激励机制；在兜底保障上依托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立包联服务，让专业照护走进乡村。

正在跑通的几种模式

政策层面在2026年有实质性推进。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通知明确服务内容包括服务需求收集和资源链接、政策和知识宣传、紧急援助，以及协助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和老年助餐服务。

各地在实践中已经跑出了一些可复制的模式。

福建南平在全市推广“幸福里”社区互助养老，引导独居、留守等特殊困难老年人自愿集中安置，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解决日常出行、购物、就医等问题。核心理念是“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省级财政安排2000万元对完成建设的项目予以奖补，单个项目最高补助150万元。

山东泰安泰山区的做法更细致。他们把农村老人分为三类：60到70岁的低龄老人是志愿队伍主力，70到80岁的根据身体情况选择性参与，80岁以上的为服务对象。全区筛选出562名低龄老人，组建12支互助队伍，服务内容列了清单——助餐、助洁、助急、助浴、助行、助医。志愿者每次服务获得积分，可在村级慈善超市兑换生活用品。一位志愿者说：“现在我帮别人，将来也有人帮我。”

湖南汨罗的做法是从“村”下沉到“屋场”。过去在行政村层面建养老服务中心，效果不理想，“老人不来、运转不开、持续不了”。问题出在距离远、熟人少、情感淡。把养老服务的最小单元设在屋场——群众身边的场所，对闲置民房、老供销社、祠堂进行低成本改造，老人走几步就能到，身边都是熟人，服务就有了温度。

吃饭问题也有进展。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各地摸索出“五个一点”的资金模式：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把2026年的政策信号和基层实践放在一起看，农村养老正在经历一个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

2009年国家为农民建立养老金制度，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从2024年开始，基础养老金连续三年按人月均20元调升，调整频次跟上了城镇退休职工的节奏，调整幅度也在加大——三年累计上涨60元，超过了此前14年累计增长48元的幅度。

但“有”和“好”之间的距离还很大。一个每月领190元养老金的老人，和一个每月领190元养老金但家门口有助餐点、有助老员定期探访、有互助养老点可以去的老人，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完全不同。前者只有一笔钱，后者有一个系统。

郑功成说，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成不成功，最终要看农村的老人能不能过好晚年。对待农村老年人的态度，不只是家之大事，更是国之大事。

这个判断的分量在于，它把农村养老从一个“民生问题”提升到了“战略问题”的高度。中国有1.6亿到1.7亿农村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存款、没有退休金、没有子女在身边。他们养老的底气，不来自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来自这个社会愿不愿意为他们建一个能托住底的安全网。这个网需要钱，但更需要制度设计上的优先级排序——把农村养老放在财政投入的什么位置，把高龄农民的历史贡献放在制度补偿的什么位置，把助老员和互助养老点放在基层治理的什么位置。

这些排序做对了，钱少也能把事办好。排序做错了，钱多了也只是在填补上一个错配留下的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