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对越自卫反击战史料汇编》《解放军报》相关报道、越方解密档案及战俘遣返记录。部分细节来自当事人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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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全线响起炮声。
从广西龙州到云南河口,数十万中国军人跨过国境,开赴越南方向。
那是一场持续28天的战事,绝大多数官兵履行了职责,也有极少数人没能经受住考验。
张东林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战斗中脱离部队,随后向对方缴械,成了这场战事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投过去之后,他确实被对方安置下来,领到了口粮和住处,还被安排出镜、播音,当作“投诚样板”对外宣传。
那些年他在河内的生活,被一些境外材料描述成“受到优待”,照片登在报刊上,讲话录进广播里,日子过得比战俘营里的人好得多。
一个人一旦迈出那一步,后面所有的路就都由不得自己选了。
他离开的时候是1979年2月,回来的时候是1991年11月,中间隔着12年。
这12年里他得到过什么、又丢掉什么,外人很难说清。
至于他出狱以后去了哪里、靠着什么生活、有没有人还在等他,公开资料里几乎找不到痕迹。
这个故事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不在于他投敌,而在于他明明活着回来了,却像是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
那场战事里,绝大多数人的名字被刻在纪念碑上,极少数人的名字被划进了另一本册子。
他原本该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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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伍:从华北平原到南部边陲
张东林是河北人,生于1950年代,家境普通。
他成长的那个村子在华北平原上,地是平地,路是土路,村口有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全村人都在树下吃饭。
他家有几间土坯房,父亲在公社里做活,母亲在家里种菜喂鸡,日子不算宽裕,也不算太难。
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弟妹,从小就要帮忙干活,挑水、劈柴、割草,手上很早就有了茧子。
他在村里的学校念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村里能念完初中的孩子不多,他算一个。
老师说他记性好,一篇课文读两遍就能背下来,数学也还行,就是字写得比算得慢。
他后来在部队里把字练出来了,营里的通报和墙报都找他写,那手字工整,笔画清楚,不像一个只念到初中的人写的。
他当兵的心思,在念初中那会儿就有了。
村里每年都有人来征兵,敲锣打鼓地把人送走,回来探亲的时候穿着军装,胸前别着红花,全村人都围着看。
他跟父亲提过一次,父亲没答应,说你在家干活也是干,去了外面吃苦。
他没再提,只是每年征兵的时候都站在村口看一会儿。
后来他还是去了。
去的那年他19岁,个子不算高,肩膀窄,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身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一包家里晒的红薯干。
母亲把红薯干塞进包里的时候手有点抖,他说妈你别这样,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他果然没能按原先想的那样回来。
1970年代初,他应征入伍,被编入广州军区所属部队。
那个年代当兵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他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父亲把他的行李捆好,母亲在旁边抹眼泪,弟弟妹妹跟着走了半里地。
新兵连的日子很苦,他不觉得苦。
他说过一句让班长记住的话:在村里干活也是累,在这儿累得有意思。
班长后来常拿这句话去教育新兵,说你们看看人家张东林,干活干出精气神来了。
他听了只是笑,没接话,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
入伍以后他表现不差。
新兵连三个月,他学会了打背包、投手榴弹、拼刺刀,也学会了在夜里不咳嗽、走路不发出声音。
班长说他脑子灵光,嘴也甜,是个当文书的好苗子。
后来他被送进炮兵部队学习观测专业,成天背着仪器在山上跑,记坐标、算距离、报数据,这一套本事他学得很扎实。
观测兵这个活儿听着简单,其实很磨人。
白天要在山顶上架仪器,太阳直晒,后颈脱一层皮;夜里要守着电话,听前沿报过来的口令,一个数字听错了,炮弹就可能落到自己人头上。
他在这方面很少出错,营里把他当骨干用,有几次演习,别的班算错的坐标他能在半分钟里发现。
观测专业的课他学得很用心。
这门课要背的东西多,各种坐标换算、地形判读、气象修正,一堆数字和公式,他用一个笔记本抄下来,睡前翻一遍,早上起来再翻一遍,翻到后来纸都磨毛了。
教员说他是个肯下笨功夫的人,这种人在观测兵里不多见,因为观测兵要的正是那点不肯出错的笨劲。
再往后他转为干部,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一张办公桌。
那张桌子上放着一叠坐标纸和一支钢笔,他在这张桌子上度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
那几年的日子过得挺规律。
早上出操,上午上课或者带兵训练,下午处理业务,晚上有时候去连队看电影,有时候在办公室抄坐标表。
他字写得好,营里的通报和墙报经常让他来写,写完了贴在食堂门口,大家一边吃饭一边看。
他在营里待了几年,日子过得平稳。
每年探一次家,回来跟父亲下两盘棋,陪母亲去赶一次集,跟弟弟妹妹坐在一块儿吃一顿饭,然后背上包回部队。
他父亲后来跟村里人提过,说东林在部队里挺好,不用家里操心。
那时候他父亲说起这话的时候,腰是直的。
1978年下半年,中越关系持续紧张,边境摩擦不断。
他所在部队奉命开赴广西方向集结,先在南宁附近驻训,后来又往前挪到龙州。
那时候广西边境的气氛已经很紧了,部队白天构筑工事,夜里加强警戒,驻地村子里经常听见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
驻训的地方是个旧农场,房子是砖瓦的,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钉着。
他在那里学会了吃酸笋,学会了在雨里睡觉不感冒,也学会了在半夜被紧急集合的哨子惊醒以后,三分钟之内打好背包跑到操场。
他在龙州给家里写过信,只说“一切安好,勿念”,没提边境的实况,也没说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他父亲收到信以后很高兴,拿着信去大队部念了一遍,回来又念给家里人听。
那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封报平安的家书,是这个家庭最后一段平静时光的记录。
他出发前的那个晚上,营里放了场电影,是部老片子,讲的是打仗的事,大家都看过了,还是看得起劲。
他坐在最后一排,看着银幕上的人跑来跑去,忽然觉得那些场面离自己很远,远得像是在看别人的事。
电影散场以后他没有回宿舍,在操场上走了一圈。
操场边的草被踩得稀烂,单杠上挂着一件不知谁落下的背心,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他站了一会儿,把那件背心取下来,叠好,放在单杠下面的台子上,想着明天会有人来拿。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战事正式开始。
他随部队从广西龙州方向出境,任务是为炮兵提供观测数据。
开战头几天,部队推进较快,他一直待在指挥所里,没有近距离交火。
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顶上盖着树枝和伪装网,外面下着雨,里面潮得厉害,电话线时不时就被炮火炸断,他得一遍一遍地接。
他记得开战第一天的情形。
天还没亮,炮火把半边天都映红了,声音一阵接一阵,震得指挥所顶上的土直往下掉。
他蹲在电话机旁边,手里攥着铅笔,把前沿报过来的每一个坐标都抄在纸上,抄完再念一遍,确认没错才放下。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月下旬。
部队在向纵深穿插时遭遇顽强阻击,通信中断,建制被打乱。
他在那一连串的混乱里与所在小队失去了联系,独自滞留在越南北部的山林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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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联:他在密林里走了三天,方向错了
能够确认的是,他在密林中独自活动了数日,期间没有与任何友军单位取得联系。
那一带是越南北部的山地,山高林密,藤蔓缠在树上,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一脚踩下去能没到脚踝。
雨季还没过去,空气里全是水汽,衣服贴在身上,晒一天也干不了。
白天闷热,夜里湿冷,蚊子和蚂蟥多得让人受不了,他后来身上留了不少疤,一直到回国以后都还在。
他身上带着地图,也带着指北针,可山里的地形和他出发前看过的沙盘完全不一样。
那条穿插路线要穿过三道山梁,中间还要渡一条河,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真走起来却花了整整一天。
他记得自己翻过第一道山梁时是下午,太阳还在西边,翻过第二道时天已经黑了,第三道怎么找也找不到路。
越军小股部队和地方武装在这一带活动频繁,掉队的士兵极易被捕或误入雷区。
他听见远处有说话的声音,分不清是越军还是自己人,只能蹲在灌木丛里等声音走远。
有一回他听见脚步声很近,就在几米外,他屏住呼吸,把手里的枪攥得发烫,等了很久才发现那是一头野猪。
粮食是个大问题。
他带的干粮只够吃两天,第三天就开始找野果和溪水,溪水喝了以后肚子疼,野果不敢多吃,怕是有毒。
他后来瘦了十来斤,颧骨突出来,眼窝也凹下去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那几天里他做过几次判断。
有一次他确定自己听到了炮声,方向是西北,他朝那个方向走了一整夜,天亮才发现那是一座山的回声,炮声其实来自东边。
还有一次他看见一条小路上有车辙印,他顺着车辙走了半天,结果走到一个已经废弃的村庄,村口的井被填了,房子里的锅碗都还在,人却一个都没有。
他记得那几天里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水。
山里有水,溪沟到处都是,可他不敢随便喝。
他在部队里学过,野外的溪水看着清,里面可能有寄生虫,喝了会拉肚子,拉肚子在那种情况下是要命的。
他就忍着,忍到嘴唇裂了口子,才用帽子接一点溪水,含着,慢慢咽。
他也记得最难受的一件事,是睡觉。
他不敢睡死,只能靠着树干打个盹,手里攥着枪,耳朵竖着。
有一次他真的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天已经黑了,身边有什么东西在动,他猛地坐起来,才发现是几只老鼠在抢他口袋里剩下的饼干渣。
他看着那几只老鼠,忽然觉得好笑,笑完以后眼眶有点热。
第三天早上,他在一处岩缝里醒来,身上全是露水,冷得牙齿打颤。
他把剩下的最后一点干粮吃了,就着溪水咽下去,咽了三遍才咽干净。
吃完以后他坐在溪边洗了把脸,水很凉,把他脸上那层灰冲掉了一层。
他看着水里自己的影子,觉得那个人很陌生,像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他在一处岩壁下面躲过一场雨。
那场雨下了一天一夜,他缩在岩缝里,听着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把剩下的最后一块压缩饼干掰成两半,一半现在吃,一半留到明天。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村里,坐在老槐树下吃饭,母亲喊他回去添饭,他答应着站起来,脚却迈不动。
他醒来以后在黑暗里坐了很久,雨还在下,他分不清脸上的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他在那几天里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
压缩饼干吃完以后,他试着找过野果,认得的是一种小红的果子,酸得厉害,他吃了几颗,牙根发软。
他还挖过一种块茎,洗干净了嚼,嚼出来一股涩味,咽不下去,最后还是咽了。
他说那时候才明白,人饿到一定程度,是不挑食的。
他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细节,是第三天早上他看见了一队水牛。
水牛是从山后面绕过来的,赶牛的是个小孩,七八岁的样子,光着脚,看见他以后愣了一下,转身就跑。
他喊了两声,小孩跑得更快了。
他站在原地,看着那队水牛慢悠悠地走过去,牛铃叮当叮当响,那一刻他忽然很想回家,想得胸口发闷。
那几天里他反复做一个动作:把地图摊开,看一会儿,折起来,塞进怀里,过一阵又拿出来,再摊开。
地图上有他出发前的坐标,有穿插路线的箭头,有他自己的名字和一个编号。
他看着那个编号,觉得它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他在一处废弃的村庄里找到一间还能遮雨的房子,在里面躲了两天。
房子的门是破的,用一根木棍顶着,窗户上的玻璃全碎了,风从洞里灌进来,把地上的碎渣吹得到处都是。
他坐在墙角,把枪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到天黑。
第三天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蒙蒙的,落在树叶上几乎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地上一片一片地变深。
他张着嘴接了几滴,觉得那是那几天里最好喝的水。
雨停以后,天边有一道很淡的彩虹,他看了很久,直到天黑把那道彩虹一点点吃掉。
第二天早上他听见有人说话,是几个孩子的声音,在房子外面跑来跑去,笑着,闹着,说的是他听不懂的话。
他透过窗洞往外看,看见几个越南小孩在踢一个破皮球,皮球瘪了半边,他们踢得照样起劲。
他看了很久,直到孩子们跑远了,他才把目光收回来。
他没有继续寻找部队。
3月2日前后,他主动向附近的一处越军哨所靠近,交出了随身携带的武器和军用物品,表示愿意投降。
越方当即对他进行了审讯和登记,随后将他送往后方。
这一步,把他整个人生劈成了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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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敌:一间屋子,一顶帽子
张东林被送到河内以后,被安置在一处专门收留投诚人员的场所。
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外墙刷着黄漆,院墙很高,门口站着两个哨兵。
院子里有一棵芒果树,树下摆着几张石桌,夏天的时候住在这里的人会在树底下乘凉。
他被安排住二楼靠东的一间房,约12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灯,窗户上装着铁栅栏,从里面打不开。
他第一次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窗户打开。
窗户是往里开的,推开以后能看见院子里的那棵芒果树,叶子很密,把阳光都挡住了。
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把窗户关上,把行李放在床上,坐下来。
那间屋子从此成了他12年的家。
越方对这个来自中国军队的军官极为重视。
当时战事还在进行,他们急需一个“投诚者”的形象来做宣传。
张东林会讲普通话,受过军校教育,外形端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他们先给他安排了住处和基本生活保障,伙食标准高于普通收容人员。
早饭是米饭配咸菜,中午和晚上会有肉,有时候是猪肉,有时候是鱼,这在当时的河内算是相当不错的水平。
他还领到了一套便装,两件衬衫、一条长裤、一双布鞋,都是新的。
伙食上的优待是实实在在的。
他刚到的时候瘦得厉害,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越方的医生给他检查过一次,说要补一补。
之后他的饭里就多了肉,有时候是猪肉,有时候是鱼,偶尔还有鸡蛋。
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嚼完了把碗舔干净,不是因为馋,是因为舍不得。
他还领到了一套便装,两件衬衫、一条长裤、一双布鞋,都是新的。
衬衫是浅灰色的,料子不算好,穿在身上有点硬,洗过几次才软下来。
他把这套衣服看得很重,破了就自己补,补得很难看,针脚歪歪扭扭的,但他补得很认真。
那套便装他一直穿到回国,洗得发白,领口都松了。
随后让他参加学习班,内容是系统的政治宣传课程。
教室就在同一栋楼的一层,每天早上8点开始,讲到中午,下午还有两个小时的自习。
讲课的人是一个瘦高的中年人,戴着眼镜,说话很慢,一句一句地解释,讲到关键的地方会停下来看着他,等他点头才继续。
学习班的课他听得懂,也听不懂。
讲的内容他一句一句地听,意思都明白,可他心里另有自己的想法。
讲课的人是个瘦高的中年人,戴着眼镜,说话很慢,一句一句地解释,讲到关键的地方会停下来看着他,等他点头才继续。
他每次都点头,点得很干脆,因为他知道不点头课就过不去。
课程结束后,越方安排他录制广播讲话,在电台里宣读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内容是劝降中国军人、攻击中国政策。
录音棚在河内广播电台的大楼里,一间不大的房间,墙上贴着吸音材料,话筒是老式的那种,带一根长长的线。
他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手有点抖,拿稿子的手把纸角捏皱了,工作人员笑着递给他一杯水,说慢慢来,不着急。
他在话筒前面念过几十遍那篇稿子。
稿子不长,一页纸,字很大,是他自己抄写的,因为原件是越文,他看不懂,只能照着汉字注音念。
念到中间有一句的时候他总是卡住,那一句他念不顺,录音师就让他停一下,喝口水,从头再来。
除此之外,他还被安排拍摄照片和录像,出现在越方的报刊和电视节目中。
1979年3月,越方公开报道了他的“投诚”,给他戴上了“和平战士”一类的称号,并把他的讲话稿整理成册对外散发。
那些照片里,他穿着那套新便装,坐在一张书桌前,桌上摆着一摞书和一杯茶,背后是一面写着标语的墙。
拍照的人让他把腰挺直,把头稍微侧一点,说这样显得诚恳。
他就照着做,一遍一遍地做,做到后来连自己都分不清哪个表情是真的。
有一回拍照之前,化妆的人给他扑了点粉,说镜头吃妆。
他看着镜子里那个被扑了粉的自己,忽然觉得陌生,像是看着另一个人坐在那张书桌后面,笑着,点头,配合所有的安排。
有一回录完音,他走出大楼,站在台阶上,看见街对面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一辆小车,车上是木箱子,箱子里塞着棉花。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没过去买,因为他的行动是要报备的,出去买根冰棍这种事,得先跟管理员说。
他后来跟那个云南人下棋的时候提过这件事,说自己在河内待了12年,一根冰棍都没买过。
他在河内的日子过得很有规律。
早上起来锻炼,上午上课,下午有时候被叫去录音,有时候有人来跟他谈话,晚上就坐在那间小屋子里看报纸,或者听收音机。
收音机能收到中国的台,信号时好时坏,有时候能听见家乡的戏曲,咿咿呀呀的,他听不太清词,只觉得那声音很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有一回他在收音机里听见了一条关于战事结束的消息,他把声音拧大,贴着喇叭听了三遍,然后慢慢把声音拧小,关掉,躺到床上。
那天晚上他没睡,一直睁着眼,听见院子里那棵芒果树被风吹得沙沙响。
他学会了自己缝衣服。
那套便装穿了一阵就磨破了袖口,他找管理员要了针线,自己补。
补得很难看,针脚歪歪扭扭的,但他补得很认真,补完以后把衣服翻过来,对着灯看了一遍,又翻过去,叠好,放在枕头旁边。
他还学会了下棋。
跟他下棋的是同楼里另一个投诚的人,是个云南人,比他大几岁,话更少。
两个人下棋从来不说话,只听见棋子落在木板上的声音,啪,啪,啪。
有时候一下午就下三盘,谁输了也不恼,收拾收拾,明天再来。
优待是真的,利用也是真的。
那间屋子、那顿饭、那套衣服,没有一样是白给的。
从他跨进那间屋子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而成了一件宣传品。
越方需要他说话,他就得说话;需要他出镜,他就得出镜;需要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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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冷场——被捧起来的人,是怎么被放下的
1979年3月到5月,是他在越南最受重视的一段时期。
三个月里,他几乎成了越方对华宣传的一张固定面孔,河内电台多次播出他的讲话,越方通讯社发了他的一组照片,一些外国记者也被安排采访他。
那三个月里,越方媒体把他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河内电台多次播出他的讲话,越方通讯社发了他的一组照片,一些外国记者也被安排采访他。
越方试图通过这些材料向外界证明一件事:连军官都会主动投诚。
这套宣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不了解内情的境外媒体做了转载。
可宣传这东西,最怕冷场。
战事在1979年3月16日基本结束,中国军队撤回境内。
到了下半年,越方媒体很少再提他的名字,原先一周三次的出镜和播音任务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到后来干脆不再通知他。
1979年下半年的一天,他照常坐在那间屋子里等通知。
等到中午,没有人来;等到傍晚,还是没有人来。
他走出房门,看见走廊尽头的那间录音室关着灯,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他看不懂上面的字,只认出日期是1979年9月。
他站在那扇关着的门前,手抬起来想敲门,又放下了。
他听见屋子里面有人在说话,说的是越语,语速很快,带着笑。
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听不出内容,只听出那声音不是他的。
那一年年底,家里收到了一封从南方寄来的信,信封上写着一个陌生的地址,落款没有名字。
信里只有一句话,说他以后不要再写信回来了,孩子已经改了姓。
他把那句话看了很久,把信折好,放在枕头下面。
从那以后,他在越南的身份始终尴尬:越方不拿他当自己人,中方早已把他除名。
1980年代,他还在那栋小楼里住着,只是工作变了。
他不再出镜,不再播音,被安排整理材料、参与对投诚人员的谈话、为越方提供中国军队的相关情况。
这些活儿都在幕后,都不见光。
他在那栋小楼里住到了1991年。
12年里,楼下的芒果树种大了,树荫把整个院子都盖住了,夏天的时候阳光只能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面上洒出一些碎金。
他常常坐在树下的石桌旁边,一坐就是一整个下午,什么也不干,就看着光线慢慢挪。
他学会了抽烟,是跟管理员学的。
管理员给了他一支,他抽了两口就呛得直咳嗽,把烟掐了。
后来他学会了,一天抽半包,抽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远处是河内的屋顶,灰蒙蒙的一片,再远就看不见了。
他很少出门,出门要报备,要有人跟着,去了也只是去市场买点东西,或者去公园坐坐。
公园里有很多老人,下棋的、打太极的、带着孙子的,他坐在长椅上看,从来不跟人搭话。
1982年,中越之间还有一次高层接触,谈的是边境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
那次会议之后,他被叫去谈了一次话,谈了很久,内容他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谈完以后他在屋子里坐了整整一天,把那套便装上的扣子一颗一颗地重新缝了一遍。
扣子一共五颗,他缝了五遍。
缝完以后他把衣服叠好,放在枕头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