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裁判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信息、公安机关公开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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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2007年3月12日，河北邯郸。 法庭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沉甸甸的，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法警笔直地立在两侧，旁听席上坐了不少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落在被告人席上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中年男人身上。
这个人叫王书金，河北广平县十里铺乡南寺郎固村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论长相，论穿着，他跟法庭里任何人站一块儿，都不会有人多看他两眼。
可就是这么个平平无奇的男人，今天被押上被告席，身上背着的罪名，却让人头皮发麻——强奸，故意杀人，而且不是一起，是好几起。
按照正常剧本，一个背着多条人命的重刑犯，走到这一步，要么低头认罪，老老实实等判决；要么垂死挣扎，想方设法给自己减罪，能少认一条是一条。
可王书金偏偏不按剧本走。 他不仅没有老老实实闭嘴，反而在庭审现场，当着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满堂旁听群众的面，抛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愣住的问题。
“我承认弄死了四个女人，为什么起诉书只写了三条？”
一句话，满场寂静。
见过被告求饶的，见过被告翻供的，还真没见过被告主动要求司法机关给自己多加一条命案的。 这事儿放到哪儿，都透着十足的反常。
一个死刑犯，不去撇清罪责，反倒眼巴巴地盼着法庭把自己多杀的人也算进账里——他这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更蹊跷的是，他非要认下的这第四桩命案，还不是河北广平本地的案子，而是远在石家庄西郊、一片玉米地里发生的奸杀案。
而这起案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破了案”，凶手也早被执行了死刑。
一桩已经尘埃落定的旧案，突然跳出来一个外人抢着认领。 一句“为什么起诉书只写三条”的当庭发问，硬是把一桩尘封多年的旧事，从卷宗深处翻了出来，摆到了全国公众面前。
这场跨越十余年的纠葛，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今天这一篇，咱们就顺着这条时间线，把这句话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掰扯清楚。 王书金到底是谁，他认下的那几条人命都在哪儿，法庭又为什么只写三条。
这里头的门道，比表面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
咱们先从他落网那天说起。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问，不就是被告多说了句话吗，至于这么大动静？ 事情还真没这么简单。 这句话背后，牵着的是一桩已经审结多年、连人都已经执行完毕的旧案。
按照当时的公开信息，那起旧案早已“铁板钉钉”，凶手伏法，家属也在悲痛中慢慢接受现实。
可王书金这一嗓子，等于把一块盖了多年的石板又掀开了一条缝。 石板底下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一石激起千层浪，说的就是这种场面。
不过，在讲王书金落网之前，还有一层背景值得交代。
上世纪九十年代，华北平原上的许多村庄，还保留着浓厚的农耕气息。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妇女们出门赶集、走亲戚、下地干活，常常是一个人走在乡间的土路上。
那时候没有监控，没有手机，很多路口连盏像样的路灯都没有。
这样的环境，恰恰给某些藏在暗处的罪恶提供了可乘之机。
广平、石家庄西郊发生的这些案子，正是在那样的年代背景下接连出现的。 说句实在话，那个年代的人们，对“突然少了一个人”这件事，往往比今天要迟钝得多——不是不痛，是太常听说了，反而一时反应不过来。
这也就难怪，很多案子发案之后，要好一阵子才有人报案。
【一】砖厂里落网的“老实人” 故事的起点，得先拉回到2005年。
那一年1月，河南荥阳。 当地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是辖区一个砖瓦厂里来了个外地男人，平日里闷声不响，见人也不怎么搭话，可总让人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 民警赶过去一查，这人的来路果然不简单——河北广平县的王书金，赫然是公安机关网上通缉的在逃人员。
2005年1月17日，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的民警，把王书金控制住了。 落网之后的王书金，倒没有负隅顽抗，很快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可这一交代不要紧，他嘴里蹦出来的内容，让在场民警的脸色越来越沉。
他说自己不光在老家广平犯过案，还强奸过、杀过人，而且不止一个。 按王书金自己的说法，他前前后后一共干过六起案子，其中四起，人都被他弄死了。
这个王书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公开资料显示，他1967年12月1日出生在河北广平县，是个农民。 早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因强奸一名小女孩，被广平县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送到唐山少管所服刑，1985年刑满释放。 也就是说，年纪轻轻，他就已经踩上了歪路。 刑满之后，他并没有悔改，反倒一步步滑向了更深的深渊。
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平周边的十里铺乡一带，接连出过好几起针对独行女性的恶性案件。 有的妇女在乡间土路上被拦下，有的在玉米地、麦秸垛旁边遭了毒手，其中不止一个人再也没能回到家。 那时候的乡村，监控基本等于没有，晚上田间地头行人稀少，很多土路两侧都是密不透风的玉米地和成垛的麦秸，一旦出事，连个目击者都难找。 那些年里，这些案子像一根根刺，扎在十里八乡群众的心口上。 警方为此没少下功夫排查，可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案件一件件悬在那里，始终没有头绪。 直到王书金落网，这潭水才算被彻底搅动起来。
据后来的公开报道，王书金被抓后，供述了多起强奸杀人的犯罪事实，其中就包括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的那起奸杀案。 办案人员带着他返回河北广平，到他口述的各个作案地点逐一辨认。 田埂、土路、麦秸垛、枯井，很多只有亲历现场的人才说得出的细节，从他嘴里一点点冒出来。
可刑事办案，有它雷打不动的铁规矩。 光有嫌疑人的口供，其他证据一概没有，那是定不了罪的。 办案人员照着王书金的供述，一桩一桩去查。 能对上的，留下来；对不上的，只能先放一放。
几轮查证下来，他在广平本地的几起案子，证据逐渐拼凑完整，可以进入起诉程序了。 可有一桩他口口声声认下的案子，问题却越查越大——那案子，不在广平，而在石家庄。
说到王书金落网后的态度，有报道提到，他在供述时对广平本地几起案子承认得相当痛快，唯独在石家庄那桩案子上，说得格外起劲，细节也倒得格外勤。 这种“厚此薄彼”的态度，办案人员看在眼里，心里自然多留了个心眼。 一个真正悔罪的凶手，往往是对自己做过的案讳莫如深；反倒是心里揣着别的打算的人，才会挑着某桩案子反复讲、拼命讲。
这，就是后来搅动全国舆论的那起“玉米地奸杀案”。 而王书金在这桩案子上认的罪，跟当年的现场记录，怎么都对不上号。 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落网那天，王书金究竟怎么想的，外人很难说得清。 只是据后来的公开报道，他在供述里把自己的底子交代得很透，连小时候犯过的案子都没有隐瞒。 办案民警听着听着，心里越发不是滋味——眼前这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身上竟背着一串这么长的罪恶。 有人事后回忆，说他交代案情的时候，语气平静，没什么起伏，像是在讲别人的事。 这种平静，反倒更让人心里发毛。
广平那边，受害者的家庭这些年过得并不容易。 有的家庭，女人走了以后，男人一个人拉扯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有的家庭，一直没等到消息，逢年过节，总要在桌上多摆一副碗筷。 案子一天没破，这些家庭就一天放不下。 王书金的供述，让这些沉寂多年的痛，第一次有了重新对上的可能。 办案人员逐村走访，把当年一条条模糊的线索重新捋顺，很多细节，就藏在这些年的沉默里。
【二】凭空冒出的“第四桩命案” 要说清楚这桩“玉米地案”，得先把时间再往前拨到1994年。
那年8月5日，石家庄西郊孔寨村附近，一名女性被发现死在玉米地里。 死者姓康，是石家庄市液压件厂的工人，事发前跟家人说出门，结果一去不回。
案发后，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鹿泉市一个叫聂树斌的年轻人。 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拘留；10月9日，被逮捕。 1995年，聂树斌被石家庄两级法院认定犯下这起强奸杀人案，最终被判处死刑，当年即被执行。
这案子在当时，就算是“破了”，凶手伏法，尘归尘土归土，卷宗一合，没人再想起它。
可谁能想到，整整十年之后，一个远在河南落网的河北农民，竟当众宣布：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案子，人是我杀的。
消息一传开，“一案两凶”的说法立刻炸了锅。 一桩早已结了案、凶手也早已伏法的旧案，怎么又冒出第二个“真凶”来？ 这两份说法，总得有一个是假的。 聂树斌的家人坐不住了，从2005年起，走上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法律界人士、各路媒体，目光也齐齐投向河北，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这份突如其来的供述，到底会把这桩旧案引向何方。
“一案两凶”这四个字，说起来轻巧，落到聂家人头上，却是实打实的煎熬。 聂树斌被执行之后，母亲张焕枝、父亲聂学生、姐姐聂淑惠，这些年不知道递了多少回材料，跑过多少趟路。 他们认定了儿子不是凶手，一门心思要讨个说法。 可申诉这件事，从来不是件容易事。 材料递上去，往往是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回音，也未必是想要的结果。
一家人就这么年复一年地等，等一个说法，也等一个交代。 2005年王书金的供述传出来，聂家人才觉得，总算看到了一丝亮光。 可谁也没想到，这道亮光，又让他们多等了十一年。
再补充一点石家庄西郊的地理背景。 当年那片玉米地，就在石家庄西郊的城乡结合部，一边是农田，一边是通往市区的道路。
1994年那会儿，那里还算是城市的边缘，行人不多，车也少。 一名年轻女工在那样一个地方遇害，本身就带着几分荒凉的味道。 案子发生后，附近村民也议论过一阵子，可随着时间推移，生活照旧，那片玉米地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直到2005年王书金的供述传出，人们才又重新想起，当年石家庄西郊，还有过这么一桩没头没尾的旧案。
办案人员同样不敢大意，带着王书金去了石家庄西郊，到当年的玉米地辨认现场。 王书金确实能说出一些现场环境的情况。 可问题在于，办案人员把他供述的作案时间、行凶过程，跟当年的卷宗一一比对，两边却怎么都对不上号。
被害人的离家时间、遇害的具体时段，王书金说的和当年证人证言里记的，出入不小；部分关键的作案细节，他描述的跟案发现场的实际情况，也拼不到一块儿去。 换句话说，王书金这份口供，说得出个大概轮廓，却经不起细抠。
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公诉机关最终没有把石家庄西郊这起案子写进起诉书。 他既没有起诉王书金，也没有推翻聂树斌当年那桩已经生效的判决——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
于是，摆在法庭面前的，只剩下广平本地的几起犯罪事实。
这就要说到王书金当年供述、又被认定为犯罪的几桩具体案子了。
据后来公开的裁判文书和官方通报，他在广平本地被查实认定的犯罪，大致有这么几起： 1994年11月21日，在广平县泊头村至杜村的路上，拦住途经此处的妇女刘某，将其掐昏后实施奸淫，又怕事情败露，采用扼颈、跺胸腹的手段，将刘某杀害并掩埋； 1995年农历七月下旬的一天，在广平县闫小寨村，将途经此处的妇女贾某某强奸后欲杀害，因为被害人拼死呼救，王书金害怕被人发现，慌忙逃离现场，杀人没能得逞； 1995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傍晚，在广平县南寺郎固村村东，骑自行车撞倒妇女张某乙，将她掐昏抱到附近的麦秸垛旁实施奸淫，后又采取扼颈、跺胸腹的手段致其死亡，把尸体抛进了附近玉米地里的一口枯井。
这三起，构成了2007年那次一审的主要指控内容。 至于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还有广平当地另一桩当时证据不足的旧案，都没有进入那一次的起诉范围。
可王书金心里，偏偏就惦记着石家庄那桩案子。
至于办案人员对王书金石家庄口供的核查，公开报道里也有不少细节被提及。 时间对不上，过程对不上，有些关键环节，跟当年现场勘验的记录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可王书金又确实能说出一些只有亲历者才讲得出的环境情况。
正是这种“一半对得上、一半对不上”的状态，让整个案子显得格外棘手。 起诉，证据不足；不查，又像是有个疙瘩堵着。
【三】法庭之上，凶手的反常质问
时间来到2007年3月12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案。
法庭上，公诉书指控，王书金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先后对多名妇女实施强奸，其中有的被杀害。 可整份起诉书从头到尾，没有提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案子，也没有提南寺郎固村东地那起旧案。
对广平本地被指控的犯罪，王书金没怎么辩驳，算是默认了。 可石家庄那桩案子，他心里一直放不下。 庭审过程中，他几次主动提起这件事，话里话外，都是要让法庭知道他杀过人，而且是石家庄玉米地那起。
据当年在场的媒体报道，王书金在法庭上多次讲到如何杀害康某的过程。 他的辩护律师也向法庭陈述，王书金交代杀害康某一事，属于自首，应当予以认定——可这一陈述，当时被法庭制止了。 王书金自己更是憋不住，等到庭审进行到关键环节，他终于当着满堂人的面，甩出那句让全场安静的话：
“我承认弄死了四个女人，为什么起诉书只写了三条？”
满座皆惊。
正常人的逻辑，上了法庭，恨不得把罪名减到最少，能少一条是一条。 这位倒好，生怕法庭漏算了自己的案子，拼命往上加码。 旁听席上的人想不明白：这个手上沾着血的汉子，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
其实，他这么急着“揽罪”，话里已经透出了自己的盘算。 据人民网等媒体报道，王书金在庭审现场还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主动交代了石家庄那起案子，属于自首，法庭却连提都不提，自首还不给从轻，以后谁还敢自首。 说白了，在他眼里，多认一桩石家庄的命案，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他用来换“从轻处罚”的一张牌。
一审判决很快下来了。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里，没有认定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案子是王书金干的。
拿到一审结果，王书金不服，直接提起上诉。 他上诉的核心理由，他认为自己主动坦白石家庄西郊那起奸杀案，属于重大立功表现，法庭却不认定，对自己不公平，应当从轻处罚。
读到这里，任谁都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非要再认领一桩命案，图的是“立功减刑”。 可他都已经必死无疑了，多认一桩，又能减到哪里去？ 他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庭审当天的细节，不少媒体都做过报道。 王书金戴着镣铐站在被告席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谈不上洪亮，可那股执拗劲儿，在场的人都看得分明。 他一遍遍地往石家庄那起案子上绕，法官几次把话题拉回广平本地的指控，他还是会把话头又扯回去。 那种姿态，不像是求饶，倒像是在跟谁较着劲。
旁听席上，除了关注此案的群众，还有闻讯赶来的媒体记者。 判决宣布的那一刻，法庭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死刑两个字一出来，王书金的脸色倒是没什么大变化，仿佛早有准备。 真正让他不甘心的，是石家庄那起案子始终没被认可。 走出法庭时，他还念叨着要上诉。 这份执念，一直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
这桩案子从起诉到一审，中间的程序走得并不算快。 起诉之后，法院要审查卷宗，要准备开庭，控辩双方还要各自梳理证据、准备质证意见。 2007年开庭之前，王书金已经羁押了两年有余。 这两年里，他的辩护律师也多次与他沟通，围绕他那份石家庄供述，反复核对过细节。 可越核对，律师心里越犯嘀咕——有些东西，王书金说得含糊，有些细节，跟卷宗里的记载明显对不上。 只是王书金本人，始终认准了这桩案子，谁劝也不肯松口。 庭审当天的情形，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法庭认可他杀了石家庄那个人。
【四】一份“不合逻辑”的口供
王书金非要让石家庄那桩案子算到自己头上，表面上看，像极了良心发现，宁肯自己多背一条命，也要给那位被冤枉的人讨一个说法。
可现实里的司法逻辑，从来不是这么简单。
大家不妨先算一笔账。 就算法庭采信王书金的口供，认定石家庄玉米地那起命案确实是他干的，等待他的结局，还是死刑。 他本身已经背着多条人命，罪行极其严重，原本就难逃一死。 多认一桩，不会让他死得更狠，也不会让他活下来。
那他这么执着，到底图什么？
他自己在上诉理由里，其实写得很直白——这份坦白属于重大立功，希望法庭能据此从轻发落。
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重刑犯，执着地认领一桩新命案，求的不是赴死赎罪，而是拿这份供述，去换一个从轻量刑的机会。 这么一看，整件事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口供这东西，向来是把双刃剑。 当一个人的供述，跟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死死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份供述的可信度，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控方在庭上抛出的质疑，戳中的正是这个点。 王书金供述的不少细节，跟当年案发现场的材料对不上号。 会不会是他落网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关于这桩旧案的风言风语，把听来的故事，添油加醋说成是自己的作案经历，再拿到法庭上来，博一个立功的机会？
一边是王书金拍着胸脯说人是我杀的，一边是卷宗里的证人证言、时间线，处处跟他的口供拧着劲儿。 真相到底站在哪一边？这份口供，到底是发自内心的坦白，还是一场精心算计的豪赌？
而当一审判决书落笔，明确没有采信王书金关于石家庄西郊案件的供述那一刻，等待所有人的，不是疑问的终结，而是一场横跨近二十年的拉锯——它才刚刚拉开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