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平天安门城楼上，林伯渠面对扩音器宣布：“请毛主席升旗。”话音刚落，身旁的工作人员轻声提醒：“还要加上‘国’字。”林伯渠随即改口，毛泽东走到电钮前，按下了升旗开关。
这一个“国”字，只有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仪式的完整性。因为此刻升起的，不只是红色旗帜，而是一个新国家的象征。多年革命、战争和建设的成果，必须通过庄严而准确的程序呈现在公众面前。
开国大典的升旗环节，看似短暂，实际准备得相当复杂。旗帜是什么样式，旗杆建多高，升旗速度如何控制，电钮由谁按下，设备失灵时怎么办，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五星红旗并非由专职画家设计。1949年7月，政协筹备会面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到8月20日截稿时，共收到国旗图案2992幅。上海的曾联松也寄来了自己的设计。
曾联松当时是一名经济工作者，长期从事财经方面的报道和地下工作。他设计的图案，以红色为底，左上方布置一颗大五角星和四颗小五角星。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当时所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个方案后来被列入候选图案。经过讨论，原图中的一条黄色横线被删去，五星位置和比例也作了调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旗帜确定后，制作也成了紧迫任务。北京的工人连夜赶制，红绸、黄缎都要精心裁剪。大星和小星不能贴错位置，缝线还要牢固，因为这面旗帜将出现在新中国第一次国家典礼上，半点马虎都不行。
旗杆同样让筹备人员费尽周折。北平当时缺少适合的长钢管，建设人员经过寻找，采用几节不同直径的水管套接焊成。受材料所限，旗杆高度确定为22.5米，并非最初设想的35米。
有意思的是，升旗装置一度出现险情。1949年9月30日，设备试运行时，马达突然停不下来，旗帜被绞到杆顶。脚手架已经拆除，工人只得借助木梯和云梯攀爬，才将旗帜取下。经过连夜检修，故障在10月1日凌晨排除。
聂荣臻对这件事很重视。他要求准备人工升旗方案，电动装置一旦失灵，必须有人在短时间内完成升旗。几名战士整夜反复演练，护旗人员也守在旗杆附近，确保仪式不会因设备问题中断。
林伯渠被安排主持典礼，并非偶然。此时他63岁，是党内资历很深的革命者，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南昌起义，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1949年初，他奉调参与新政协筹备，承担了大量组织协调事务。
当天的现场程序极其严肃。林伯渠的口误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打断仪式，只在近旁作了提醒。林伯渠立即修正，毛泽东随后按下电钮。电流通过长安街下方的线路传到旗杆，五星红旗伴随国歌声缓缓上升。
这一幕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10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开国大典消息时，对“毛主席亲自开动电钮”作了更清楚的说明，写明电线通往广场中央的国旗旗杆。文字上的补充，是为了让没有接触过电动设备的读者准确理解现场情形。
从一面旗帜的图案，到旗杆上的机械装置，再到林伯渠及时补上的那个“国”字，开国大典并不是只靠热情完成的。它背后有设计、制造、测量、检修和现场指挥，庄严场面之所以能够呈现，正是许多普通工作人员把细节一项项落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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