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1月，天津法租界，吉鸿昌站在一家饭店的走廊里，忽然认出了那个带孩子的女人。她此前已经出现过一次，按常理说，带孩子的普通妇女不该连续出现在同一场秘密接头附近。吉鸿昌心里一沉，可房门外的脚步声已经逼近。
那一声枪响，打死的并不是吉鸿昌。
按照军统特务陈恭澍晚年的回忆，当时刺杀行动经过多次变更。吉鸿昌临时改换房间，坐席也在牌局中调换位置。刺客冲进房间后，朝着原先认定的位置连开数枪，坐在那里的一名广西籍男子当场中弹，吉鸿昌则被跳起的弹头擦伤手臂。
这次误杀并非偶然。吉鸿昌长期从事秘密联络，对周围环境极其敏感。他没有固定的接头地点，也很少让同一批人掌握完整信息。谁负责传话，谁安排地点，谁与外界联系，往往彼此分开。这样的做法，给追捕者制造了很大麻烦。
有意思的是，真正暴露吉鸿昌行踪的，并不是某个公开身份，而是两个旧日相识。
吉鸿昌原是西北军将领。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反对不抵抗政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开始更直接地投入抗日活动。1933年，他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曾将日伪军赶出部分地区。由于同南京方面的军事路线发生冲突，同盟军后来遭到中央军和日伪军的夹击，最终失败。
失败之后，吉鸿昌本可以远走避祸。
押解途中，他与方振武曾一度脱身。关于这段经过，后来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押送人员受到了抗日立场影响，也有人推测背后可能有地下组织协助。可以确定的是，吉鸿昌没有因此远离斗争，反而重新潜回天津，继续联络旧部和各界抗日志士。
他在天津创办刊物，组织抗日团体，还试图把分散的旧军人重新组织起来。租界环境复杂，人员流动频繁，既方便秘密活动，也充满监视与陷阱。吉鸿昌借此开展工作，追捕者也把天津视为必须尽快收紧的口袋。
陈恭澍奉命负责搜寻。他面对的难题很现实：吉鸿昌没有公开住址，租界又不是普通军警可以随意进入的地方。强行抓捕容易引发纠纷，公开枪杀也可能造成外交麻烦。于是，特务机关把目光转向西北军旧人和河南、河北籍的军政关系网。
郑恩普，外号“郑三爷”，以及傅丹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拉拢。他们曾在旧军队中活动，认识不少失意军人，也同吉鸿昌有过接触。起初，两人故意摆出只谈军事、不做盯梢的姿态。特务许诺给予出路后，他们逐渐提供了吉鸿昌的活动线索。
吉鸿昌并非没有防备。
一次接头原定在法租界交通旅馆。郑、傅二人得到消息后，特务提前布置，甚至安排一名女子带着小孩在附近观察。临到约定时间，吉鸿昌又通过传话人改换地点。特务发现变化，只得立即跟踪，行动也从原来的设伏变成了仓促搜寻。
那名女子后来两次出现在吉鸿昌附近。
她第一次出现时，吉鸿昌或许只是留意；第二次在饭店走廊相遇，他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对。此时房内还有几名接头人员，贸然离开反而可能引起更大动静。有人曾回忆，吉鸿昌当时低声说：“这个女人，刚才是不是见过？”话音未落，房门被猛然撞开。
刺客高喊：“吉总指挥！”
枪声紧接着响起。
吉鸿昌躲过了致命一击，却没能摆脱由此引发的后果。租界方面介入调查，案件迅速扩大，刺杀行动也因此暴露在各方视线之下。蒋介石方面随后加紧施压，试图通过租界渠道将吉鸿昌等人移交北平。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陆军监狱被处决，时年39岁。临刑前，他留下了著名的绝命诗，并要求“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几句文字，后来被广泛传诵。
关于天津刺杀的许多细节，主要来自特务人员回忆，部分环节难以逐一核实。但“临时换房”“误杀他人”“吉鸿昌受伤后被捕”这些叙述，共同呈现出一个事实：在那场追捕中，双方较量的不只是枪械，还有判断、伪装和临场反应。只是吉鸿昌最终没有等到新的接头，也没有等来突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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