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9月，北京。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谈话中提出南沙群岛问题，希望两国进行协商。邓小平没有绕弯子，直接表示：“这个问题没有谈判的必要。”在他看来，西沙、南沙属于中国，有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不是两国可以重新分配的无主之地。
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就在一年前，中国海军刚刚在西沙永乐群岛经历一场硬仗。那场海战规模不大，却关系到岛礁能否守住，也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海军第一次在近海捍卫领土的决心。
西沙群岛距离海南岛约三百多公里，岛礁分散，淡水稀少，常年受风浪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只能在永兴岛设置驻守力量，对部分岛礁的控制仍然有限。南越方面则趁局势复杂，逐步在甘泉、金银、珊瑚等岛礁部署人员，试图把既成事实固定下来。
1973年以后，美国从越南撤出，南越政权失去了直接的军事庇护。阮文绍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战场形势也日益恶化。此时向西沙伸手，既有扩张意图，也带有转移压力的盘算。南越军舰不断在相关海域活动，骚扰中国渔民，局面越来越紧张。
1974年1月，南越军队占据甘泉、金银等岛后，又将目标指向琛航、广金。中国方面没有立即扩大冲突，但加强了巡逻和驻守。中央判断，若继续退让，南越可能把整个永乐群岛纳入控制范围。
当时的南海舰队并不强。参战舰艇主要是扫雷舰和猎潜艇，吨位小，火炮口径也有限，许多官兵缺少实弹海战训练。南越出动的军舰吨位和火力明显占优，单看装备，双方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1月19日清晨，中国舰艇抵达永乐群岛海域，与南越军舰形成对峙。南越人员先在琛航、广金两岛附近登陆，岛上中国民兵立即抵抗，迫使对方退回舰艇。登陆受挫后，南越舰队企图以撞击和炮火驱赶中国军舰。
389号扫雷舰吨位远小于南越16号舰。对方高速逼近时，389号没有后退，双方发生碰撞。舰体受损后，南越军舰拉开距离开炮，中国舰艇随即还击。海上指挥员魏鸣森根据敌我特点，决定贴近作战，尽量避开南越大口径火炮的优势。
距离一近，战局出现变化。中国舰艇以小口径火炮集中攻击敌舰上层建筑，打击其指挥、通信和供电部位。南越军舰虽然火力较强，却因舰体笨重、协同失误，难以发挥全部威力。几艘中国舰艇穿插夹击，使对手陷入混乱。
389号受创最重，舰体出现破口，官兵冒险堵漏、抢修，继续投入战斗。舰上弹药消耗很快，伤亡也不断增加。战斗最激烈时，部分官兵甚至做好了冲撞敌舰的准备。小舰不退，这种近乎拼命的打法，打乱了南越舰队原本依靠吨位压人的计划。
战斗持续数小时。南越舰艇一艘被击沉，其余舰只受损后撤。中国舰艇同样伤痕累累，389号最终在渔船协助下抢滩，才避免沉没。关于具体战果，各方资料存在差异，但中国军队守住了阵地，并乘势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这是战场上最关键的结果。
随后，中国方面在永兴岛等地加强驻守，西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得到巩固。叶剑英在获悉战果后，对前线行动给予肯定。那几艘并不先进的舰艇，靠官兵的临战胆识和顽强执行，完成了装备条件下很难完成的任务。
耐人寻味的是，北越在西沙海战前后，对中国拥有西沙、南沙的事实曾有过明确表述。越南出版的地理教材也曾把南沙、西沙列入中国南部海疆。可是南越政权覆亡、越南完成统一后，政策迅速转向，地图、教材和公开宣传随之改变。
因此，1975年黎笋提出谈判时，邓小平的回应十分坚决。他没有把问题归结为一场普通的边界争议，而是强调中国拥有连续的历史证据和长期管辖事实。对已经属于中国的领土，不能用谈判方式把它变成待价而沽的对象。
1988年，统一后的越南又在南沙赤瓜礁附近制造冲突，中国海军再次采取行动。那场交锋时间很短，却使中国在相关海域取得了新的立足点。西沙海战留下的经验，也在后来的海上斗争中反复体现：岛礁的归属要靠证据说明，实际控制则要靠守卫和建设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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