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前的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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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谈起姚文元，往往根据后来历史反推之前形象，认为他历来是“隐藏的阴谋家”。

真实的人性哪有这么简单？何况年轻时的姚也没有上帝视角，不可能提前预知后来的地位与影响。

他更像一个被“时代选中”的职业写手，然后主动利用时代，靠着三次政治投机，完成人生三级跳。

最终被春桥、柯老、阿姨、老师这些“上位者”们青睐，被当成最趁手的笔杆子，由此撬开了奥运会的大门。

所以要理解姚文元这个人，不能只看他在运动中的位置，更看他怎样从一个边缘小干部，一步步被推上前台？

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生于1931年12月，父亲姚蓬子是三十年代左翼文人，也是我党的知识分子，后来却在南京登报脱党。

鲁迅先生那句“蓬子的变化，我看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说的就是他爹。

这个家庭背景对姚文元来说，既是资源，也是包袱。

他从小耳濡目染文艺圈的人和事，对左翼文坛的脉络、人事关系并不陌生。

但父亲脱党的历史，始终是一层阴影，让他比旁人更急于证明自己“立场坚定”，而且也让他对“知识分子”有种复杂心态。

他对文人气质、独立思想抱有某种敌意，这也是他后来对知识分子下手“特别狠”的一个重要心理线索。

1948年姚文元在上海入党，他的政治起点很低，是共青团在卢湾区工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

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当时姚文元生活不修边幅，到了近乎邋遢的程度。

他一年到头都是件蓝色的干部服，穿了好几年也从不洗换，衣服上都积满了油渍，被同事戏称为“卖油条的小贩”。

至于袜子和衬衣，他也一直脏兮兮的，老远就能闻到异味，连头发长也是要遮住眼睛，才会去理一理发。

他的生活里只有两件事：读书、写文。

后来组织还给他安排了报纸工作，主要负责“读者来信”这种豆腐块，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作协、区委、报社之间打转。

但正是这种低起点，让姚文元对“上面要什么”格外敏感，也让他格外渴望抓住每一次风向变化的机会。

他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也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但他有一种宣传系统里很实用的能力：能把上面的意图，迅速转化为文章，而且写得像那么回事。

姚文元第一次跳跃，来自1955年的“批胡风”。

他因父辈关系对胡风很熟悉，还写了篇《论胡风文艺思想》，字里行间流露出“我和胡伯伯很熟”。

谁知稿子还没送厂，就赶上全国批胡风，这要换了别人自然尴尬，但老姚却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当即反戈一击！

接连写了《分清是非，划清界线》、《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等文章，把昨天还亲切的长辈伯伯，打成了文艺界的死敌。

要不他怎么成功呢？这种翻脸如翻书的速度，在今天看来很冷酷，但在当年的政治氛围里，恰恰被看作“立场坚定”、“斗争性强”。

张春桥当时是《解放日报》社长，由此一眼看中了姚文元，认为他不怕翻脸、不怕上纲、文章像檄文，可以做栽培。

经过张春桥这个伯乐一推，姚文元的文章登上了《人民日报》，从原来的卢湾区委小干事，变成上海文坛的“可造之才”。

他从原来的边缘写手，进入了上海意识形态系统的视野，第一次尝到了“上面有人推”的甜头。

姚文元第二次跳跃，来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6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的千字短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这篇文章抓的是《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对毛主席讲话的版面处理不同，说这是“资产阶级方向”的问题。

这篇文章今天看就是一篇读报随笔，但在当时却被看做政治敏感度高，因为能把版面处理，上升到了“方向”问题。

老师看了文章后十分欣赏，亲自在《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姚的文章，接着全国报纸跟转。

这下姚文元不再是普通评论员，而是被老师点名表扬过的“姚蓬子的儿子……我看是不错的。”

姚文元因此大红大紫，随之进上海作协党组、进反右领导小组，从“春桥欣赏的笔杆子”，变成“上面也欣赏的笔杆子”。

这一步是他人生的关键一跃，让他从地方宣传系统里的写手，进入了最高层的视线。

对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写材料干部来说，这种“被老师点名”的机遇，几乎等于政治上的火箭提拔。

姚文元第三次跳跃，来自1958～964年上海左翼批判运动。

柯老主政上海后，要搞“大写十三年”、压掉“资产阶级文艺”，春桥作为上海的宣传口管家，将姚文元安排进《解放日报》当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但春桥特意叮嘱下面对姚要特殊照顾，“别让他看稿管版面，让他超脱，多写文章”，这等于给他一个“不沾事务、只管上纲”的巡察使位置。

那几年姚文元在文坛上窜下跳，到处拨弄风云，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

因为太喜欢批判，当时的人送他个外号“姚棍子”，这个外号后来跟了他一辈子！

当时的上海文坛，很多人对姚棍子不服气，认为他没什么真学问，朱维铮后来就说“姚没什么学问，全靠朱永嘉这类明清史家补材料”。

但所有人都承认，姚棍子很会读空气：只要上面要斗谁，他就能把谁从“倾向问题”，一路写到“反党反社会主义”。

姚在那几年到处挥棍子打人，成了上海左翼批判机器里，不可或缺的专职写手。

他的文章在这一时期高度模式化：先引用马列毛的几句话，再把批判对象的言论断章取义，然后上升到“路线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最后以“必须彻底批判”收尾。

这种写法今天看毫无学术价值，但在当时却能直接转化为政治打击力，也正是春桥、柯老需要的能力。

1963年中旬，政治上开始不安分的阿姨，借抓样板戏到处找盟友，看中了上海这块基地。

主政上海的柯老，顺势将大弟子春桥推荐给阿姨，说春桥“有能力，帮得上忙”；

成功攀附上阿姨的春桥，则把姚棍子推荐给了阿姨，说姚“会写文章，立场正确”

1965年出阿姨、春桥在锦江饭店密谋批《海瑞罢官》，春桥把姚文元推上去当执笔。

向来不修边幅的姚文元，骑了一辆单车就去见他们，拿到稿子要求后，执笔写出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春桥读后大喜过望，和姚商议后略作修改，然后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里，偷偷送到北京。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把“退田”、“平冤狱”硬连到“单干风”、“翻案风”！

接着升级为全国批判，运动导火索也被正式点燃，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奥运会！

姚这篇文章的影响，不在于它有多少学术依据，而在于把一部历史剧，直接拉进了现实政治斗争，把文艺批评变成了政治判决。

他仍然是一个“执笔”的工具人，但这次执笔的后果，已远远超出了一篇文章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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