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青海省贵德县的自来水改造工程正进行到关键阶段。一段管道必须从县园艺场的一处废弃楼梯下方穿过,地方狭窄,土质坚硬,大型机械根本进不去,只能靠人力一点点挖。
此前几拨民工来看过之后都摇头走了,工程进度一拖再拖。
当时18岁的女民兵陶金兰站了出来,接下了这段别人不愿意碰的活。她叫上堂哥陶恩铭一起干,两人每天天不亮就下到沟里,一锹一锹往外刨土。
那天傍晚,陶金兰的锄头碰到了一样硬邦邦的东西,震得她虎口发麻。
她起初以为是石头,蹲下去用手拨开泥土,露出来的却是一堆白花花的银元,破碎的瓦罐碎片散落在一旁,银元顺着土缝往下淌。
她和堂哥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意识到这事不小。
陶金兰让堂哥守在原地,自己一路跑到县政府报告。
时任贵德县委书记刘剑听完她的讲述后,判断这批东西很可能不止是银元那么简单,当即安排县文物局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
后续的发掘持续了三天,工作人员从那段楼梯底下陆续清理出大量银元,装满了整整两辆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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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点,一共挖出银元67981枚,另有银锞1568个,总重量接近两吨。这些银元的种类也很杂,有民国时期最常见的袁大头、孙小头,也有船洋和清代龙洋,其中不少品相保存得相当完好。
按照当时的价格估算,这批银元的本身价值大约在37万元人民币左右,而1982年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
银元挖出来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是谁埋的,为什么埋在这里,一埋就是三十多年?
贵德地处黄河上游,是青海的产粮区,向来民风淳朴,市面上平日里见不到这么大批的银两。这么多银元埋在同一片地里,只能说明它们属于某一个人。
最终,文物部门经过调查,把目光落在一个早已被人淡忘的名字上:马元海
据《贵德文史资料》记载,陶金兰挖出银元的地方,正是马元海昔日的官邸所在。
马元海是清末民初西宁镇总兵、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的外甥,也是后来长期控制青海的军阀马步芳的表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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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层关系,马元海在贵德一带长期把持地方权力,当地有人称他为“贵德王”。
当时,马元海控制着贵德当地的税收和商业渠道,强征各种名目的费用,同时插手矿产和鸦片贸易,把大量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
到1949年解放军向青海进军时,马家军的败局已经明朗,马元海开始着手处理自己的财产。
他把手中能够变卖的商铺和房产换成银元,装入瓦罐和麻袋,埋在自家宅院的地下。
做完这件事之后,马元海率残部在切吉草原向解放军投诚,他原打算等风声过去,再回来把财宝起出来,好作东山再起的本钱。
但在1951年他因病去世,再没能回到贵德,埋在地下的那批银元从此无人知晓,直到1982年陶金兰的两铁锹下去,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才重见天日。
而陶金兰的选择同样值得我们铭记。
在那个年代,两吨银元意味着什么,不需要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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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家里并不富裕,这笔钱足以改变她和家人的生活。但她在挖出银元的第一时间就决定上报,没有犹豫,也没有私下拿走过哪怕一枚。
事后贵德县为她和陶恩铭开了表彰大会,每人奖励了锦旗一面、自行车一辆、缝纫机一台和五百元现金,并记三等功一次。
1983年,陶金兰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7年又获得一等功,在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大会。
不过,这些荣誉并没有改变她后来的生活方式。退伍后她回到地方,在老干部局做了一名普通职员,那些奖章和证书被她锁进了抽屉里,很少对人提起。
如今那批银元中的一部分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标签上写着它们来自贵德县园艺场的发掘,来自一个叫陶金兰的女民兵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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