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回顾丨流动人口市民化：从理解家庭需求到提供有效支持

2026年8月20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流动的中国”研究网络联合主办、资助者圆桌支持的“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预期和障碍——从政策供给到城市融合”主题交流会在深圳蛇口举办。来自学界、公益实践领域的与会者共同探讨，公共政策与社会服务如何回应人口流动和城市发展的趋势，支持流动家庭在城市建立稳定生活。

交流会回顾根据主题分享与现场讨论综合整理而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本文为下篇，从需求端来理解流动家庭的真实处境、需求变化及支持策略。

公共服务通常按教育、住房等分领域供给，而流动家庭的各项需求则相互关联，需要统筹考虑。例如，住房选择要兼顾租金、就业地点、子女入学与公共服务配套；就业波动可能影响社保的连续缴纳，而在一些地区社保缴纳状况又会影响子女积分入学、医疗保障等服务的获取。

下午的交流围绕教育、照护、住房与社会融入等话题展开，探讨如何支持流动家庭在城市稳定生活。这些讨论提示，理解需求，需要将宏观数据与家庭处境结合起来，了解人们在现实约束下如何作出选择，也关注那些尚未表达、未能被服务覆盖的需求。

广州市天河区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总干事熊亚洲

流动人口群体庞大且内部差异显著，不能用“流动人口”这一标签来概括整个群体的真实处境。广州市天河区广天社区服务与研究中心总干事熊亚洲提出，至少可以从产业与空间、生命周期、需求领域三个维度理解流动人口。

产业结构与城市区位会影响城中村的空间条件，以及流动人口的就业形态、居住安排和日常生活。以广州外卖骑手为例，一些骑手在石牌村接单、到核心商务区送餐，却住在岑村、长湴等距离更远、房租较低的区域。为骑手子女设置儿童服务空间，如果只看接单地点而忽略“职住分离”，就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同样，制造业城中村与服务业城中村的公共空间条件也有差别，开展服务需要先了解当地的人口与空间基础。

个体的需求也随着生命阶段不断变化。流动儿童会陆续面临亲子陪伴、托育、入学、课后照料和升学等问题；单身青年可能更关注就业、可负担住房与社会交往；进入婚育阶段，稳定收入、居住改善、子女教育与家庭关系变得更加迫切；到了中老年，社保缴纳与跨省转移接续、退休安排又成为新的关注点。

对于流动家庭，子女的关键教育节点往往牵动全家的生活安排。从小学入学到小升初、异地中高考，家庭都可能反复面对团聚与分离的选择。熊亚洲观察到，部分家长选择职业学校，最先考虑的是孩子能否留在身边、是否方便照看。上海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的刘伟伟也补充，在其服务的家庭中，一些孩子虽已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仍会因后续升学条件受限而面临返乡；也有家庭为维持团聚，调整孩子的升学安排。因此，理解教育选择，需要同时关注升学机会与家庭生活，不能仅从学校质量或就业前景推定家长的期待。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也提醒，公益组织接触的人群，与人口普查呈现的流动人口整体，在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两种视角需要互补：既不能用局部经验概括整个群体，也不能因为部分人已在城市扎下根，而忽略处境更困难的家庭。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谢静华

子女教育是影响家庭去留的重要因素。但有了申请资格，并不意味着能够顺利入学。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的谢静华以“假如有一天城市公办学位真的都来了，流动家庭们准备好了吗”为题，分享了促进入学的广州实践。团队与4家机构合作，通过社区宣传、政策咨询、报名协助及录取后的跟进，支持145名儿童获得公办录取。该过程也揭示了积分入学政策与家庭行动之间的一系列障碍。

团队将这些障碍概括为“不知、不信、不敢、不会、不能”的漏斗模型：有的家庭不了解政策，不知道可以申请公办；有的因为过去反复受挫而不相信新政策，或陷入习得性无助而不敢尝试；有的愿意申请，却被电脑操作、材料准备和志愿填报难住；即使完成流程，仍可能因学位不足而无法录取。

一位母亲的经历呈现了这些困难如何叠加：在报名截止日，她发现原定方案无法通过，转而用自己的信息申报。由于没有电脑，她往返朋友家与办事窗口，最终仍因缺少一页材料未能提交。这让服务者追问，为什么家庭迟迟没有准备，却又坚持到最后一刻？如果只将其归结为“不重视”，就难以看见信息、能力、家庭分工与办理流程共同造成的障碍。

现场讨论区分了两种情况：在学位供给紧张的地方，家长的“不信、不敢”可能源于真实的受限经历；在政策已放宽的地方，原有认知、信息不足和办理困难，又可能使家庭错过新的入学机会。与会伙伴还补充，即使获得学位，学校距离过远、接送成本过高，仍可能让家庭难以承受。因此，支持流动家庭入学，既需要信息传递与申请陪伴，也需要推动政策、流程及学位配置的改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

针对这一漏斗模型，陆铭教授追问：流动家庭主要在哪些环节被排除（注：据北京三知观察，为“不信”“不敢”）？有多少入学需求尚未进入报名系统？政府看到的报名人数和研究获知的入学意愿，可能已经是多重约束筛选后的结果。如果不去深究家庭为何没有申请，就很容易把“未被表达的需求”误判为“没有需求”。因此，研究者需要关注人们的选择是在怎样的信息条件、制度约束和过往经验下形成的；帮助家庭跨越前端障碍，也有助于让真实需求进入政策视野。

如何分工回应这些障碍？陆铭教授提出，可标准化、需要广泛覆盖的政策信息传播，应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渠道优势；建立信任、长期陪伴和回应个性化需求，则更能体现社会组织的价值。学者与一线机构可以共同梳理有代表性的共性问题，通过案例、数据和跨地区比较相互印证，形成有说服力、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北京三知的实践也表明，服务能够帮助家长认识自身权益、建立行动信心，并参与互助。一些成功申请的家长已成为志愿者，主动向更多家庭经验传递。

深圳厚朴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温婷

与父母团聚、顺利入学之后，儿童能否安心成长，还取决于经济保障、健康、照护等支持。深圳厚朴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温婷结合长期儿童福利与政策研究，以及深圳流动儿童相关调研，讨论了流动儿童的成长需求，尤其是困境流动儿童更亟需支持。

其中家庭困境儿童占主体，家庭贫困、居住不稳定等问题，会影响儿童的教育连续性和安全感。而“自身困境儿童”的需求最为迫切。他们多为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需要持续的医疗康复、特殊教育或心理支持，照护者也需要临时接替照料、获得喘息的机会。这些困难并非流动儿童独有，关键在于需求能否在流入地被识别，相应保障能否获得，跨地区、跨部门的服务能否衔接。

从供给端看，温婷指出，现有的普惠性政策往往难以精准覆盖这些群体，部分家庭急需的专业康复、特殊教育、持续照护等服务缺口较大，而社会力量提供的项目也未必与最迫切的需求相匹配。更值得关注的是，越是处境困难、获取信息和求助能力有限的家庭，更难以及时进入服务者的视野。

杭州六个大包公益服务中心莫丽的分享进一步呈现了服务触达的困难。社区儿童空间能够提供陪伴、阅读等常态化服务，但一些长期独自在家、家庭关系紧张或处于较高风险中的孩子，并不会主动前来。发现他们、建立关系并持续跟进，需要更多人力成本和专业支持。

从入学协助到儿童保障，两场讨论都提示，服务需要关注尚未进入申请系统或现有服务范围的家庭。对于处境更困难的家庭，需要主动走访、个案支持、专业转介及相应的兜底保障；资助与服务设计也应考虑前期发现需求、建立信任的投入。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总干事魏佳羽在儿童议题小结中，提出从整个成长过程和群体分层两个方向审视服务：从亲子团聚、入学升学，到安全照护、发展支持与社会融入，应关注各环节支持的相互衔接，以及整个链条能否真正跑通。同时，流动与留守带来的特有困难、儿童发展的普遍需要以及困境家庭的额外挑战，也需要加以区分。即使面对相同的政策条件，不同家庭，满足政策要求，在居住地获得公共服务能力仍有差别，服务应进一步向处境更困难、较少进入现有支持体系的家庭延伸。

承接上午的可支付健康住房议题，下午将讨论焦点落到租户的实际选择。为什么有了保障性房源，一些家庭仍选择留在城中村？居住环境改善以后，居民是否仍能住得起、留得下？一线行动者谈到，一些保障性住房虽然条件更好，但选址偏远、排队时间长，会降低可及性；有子女的家庭还要综合考虑房租、通勤与孩子上学；城中村改造也可能带来租金上涨、搬迁、邻里网络中断等成本。他们更期待保留现有居住安排，改善管网、路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叶裕民教授则侧重长期供给与公共服务的完善，主张在具备条件的城中村改造中，增加适合流动家庭的小面积村民租赁住房，将居住改善与公共服务建设结合起来。

两种视角分别侧重租户生活的连续性与城市长期供给的改善，也共同提醒：衡量改造效果，既要看住房条件的改善，也要放回流动家庭生活中考察，包括租金、搬迁距离、家庭分离和关系网络中断带来的成本。

关于“一张床”的讨论同样呈现了需求差异。针对部分低价床位项目入住率未达预期的问题，现场讨论提到，作息习惯、私人空间需要、成家与否等都可能影响居住选择。陆铭教授提醒，应结合具体城市、居住者职业和家庭状况等来具体判断。他介绍的上海“一张床”案例中，部分单身劳动者尤其是刚入行的骑手，能够从低成本居住与同行经验交流中受益。

他特别强调，住房区位需要适应劳动者的就业地点与工作时间。就业和服务需求集中的中心城区，对小面积住房的需求更值得重视。对于骑手、家政工等按单计酬的服务业从业者，长距离通勤会挤占接单时间；对夜间工作的群体，“靠近地铁”也未必便利，因为下班时公共交通可能已停运。因此，判断住房是否可负担，需要兼顾租金、通勤成本与就业机会。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爽爽

社会融入则把讨论从能否留下来，延伸到人们如何在城市建立关系、获得支持，并形成长期生活的预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爽爽结合南京一处社区服务中心的案例研究提出，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是儿童、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和社会组织等多方持续互动的过程。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需求识别、家庭支持、心理服务、资源链接以及推动政策落地等方式连接不同主体，为儿童和家庭提供支持。

她也提醒，随着家庭化流动、代际变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对社会融入的理解也要更新。流动人口会在现实约束中主动创造融入路径；他们可以在城市生活，同时保留与家乡的情感和关系；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支持网络也不局限于居住社区，同事、朋友以及线上社群都可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不宜预设单一的融入形式，而应尊重服务对象的选择，重点支持他们建立支持网络、提升应对风险和建立稳定生活的能力。

陆铭教授结合服务业发展的背景，补充了社会融入的现实意义。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高度依赖人际互动、信任积累与密集的消费场景。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生活所积累的经验、信任和关系网络，不仅有助于改善就业和收入，也有利于城市居民获得更可靠的服务。他强调，社会融入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也回应了城市对稳定、优质生活服务的需求。

需求侧讨论进一步回应了上午的供给侧议题：衡量政策成效，既要看资源是否增加、资格是否放宽，也要看哪些家庭真正受益、哪些仍难以获得支持，以及各项服务能否持续并相互衔接。将家庭的实际处境与选择纳入研究、政策和公益实践，并据此调整资源配置与服务设计，才能让供需衔接落到实处，使政策改善切实转化为流动家庭更稳定的城市生活。

“流动的中国”研究网络

“流动的中国”研究网络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城市酷想家”团队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携手推出，聚焦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构建，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之路。研究网络主要开展工作包括：资助青年学者开展研究、邀请资深学者开展“流动的中国”系列跨界交流会、学术交流会、联合公益行业开展跨界研究和倡导等，以期更好地启发思考，促进实践。

本文转自@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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