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陶俑模块化生产的考古学观察——唐代陶俑的类型学分析方法

唐代陶俑的生产与设计存在明显的模块化现象，可分为同类器物共享模块和跨类器物共享模块两种形式，工匠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与组合构成不同产品。唐代陶俑制作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的标准化、序列化和规范化程度，工匠通过模块化设计不仅能够实现大批量生产，还可定制任意数量或质量的产品。学界在进行陶俑类型学分析过程中对这一情况应当加以注意，特别是在陶俑的型式划分中需以主要模块作为分型依据，并针对陶俑的模块化部件采取复合描述的方式。审视模块化生产现象，将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了解古代手工业生产方式。

引言

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品”生产时指出，中国古代工艺制作的核心即以标准化的预制零件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这种生产方式即“modular production”，被译为“模件化生产”。所谓“模件”（modular），即生产过程中可预制、可供迅速装配的常备构件。此后，李安敦（Anthony J. Barbieri-Low）在研究秦汉手工业生产过程时，更进一步提出秦汉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手工业作坊“已经建立了精细的劳动专业化分工、零部件标准化、模块化结构、库存核算和专业管理的机构”。种建荣、雷兴山等学者在分析关中地区邰城遗址近300座汉墓出土陶器时使用了“模件化”这一概念，发现了不同器类或同一器类不同型的相关部位具有同样的演变规律，进而提出“演变系”类型学分析理念。近年来，白云翔将“模块化生产”概念进一步运用在汉代丧葬用品以及实用工具等方面并加以阐释，认为汉代诸多方面均应用了模块化生产。

雷德侯的这一宏论甫经出现，虽收获广泛认同，但学界对这一问题却未予以足够重视。特别是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隋唐时期，数量庞大的随葬陶俑，其模块化生产研究目前仅见谢明良有所讨论。谢氏借鉴雷德侯的观点，概括唐代陶俑存在五类现象，点明唐俑在制作过程中将头部、身体、手臂等部件分件制作与组合，并使用调整角度、增添饰件、改变姿态等方式实现形象多样化。谢文无疑是对唐代陶俑制作工艺与制作过程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但其对唐俑制作中模块究竟如何划分、工匠如何设计组装，以及隋唐时期模块划分是否存在不同、又如何演变等问题尚未论及，本文试作探析。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仍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加以界定。首先，本文所指“陶俑”并不拘泥于陶土烧制的俑，还包括以陶土或瓷土为胎表面施彩及施釉的俑，考虑到其整体工艺传统，本文概以“陶俑”统称之。其次，就“Modular”一词译法而言，目前国内有“模件”“模块”之译，二者内涵无实质差异。鉴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唐代陶俑，其制作过程中模范分割多呈块状特征，故采用“模块”一词，以强调其形态。另外，唐代陶俑除头、身等主体部分外，还有若干附加构件，这些附加部分同样属于模块范畴，应一并纳入考察。因此，本文借用现代工业中的模块化生产理论，依据功能属性将陶俑构成单元大体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实现基本形态与功能的“基本模块”，二是连接各主要构件的“辅助模块”，三是为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可选模块”。所谓“模块化产品”（modular product），即在一定技术与工艺范围内，通过上述三大类模块的自由选择与组合所构成的不同产品。

一 唐代陶俑模块化生产的组合方式

总结“模块化”的基本概念及前人对秦汉时期相关产品的模块化研究可以得知，模块化生产研究的关键在于模块的判定及装配方式的分析〔图一：1〕。对于古代手工业产品而言，考古出土的模范系判断模块的绝佳例证之一，但相关遗物留存较少，难以与大量实物相匹配。因此，最直接的判定方法莫过于观察不同产品的相似程度。若不同产品的部分模块相似性极高，则基本可判定出自同模。源出同模的模块即所谓“共享模块”〔图一：2〕，廓清共享模块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古代手工业产品的制作和组合方式。

图一：1 古代手工业产品模块化生产判断示意图

作者制

图一：2 共享模块示意图

作者制

（一）同类器物共享模块

所谓“同类器物”意指功能、功用相近者，以及从手工业角度考虑制作过程相近者。如人面、兽面镇墓兽为一类，武士天王俑为一类，侍女俑为一类，侍男俑为一类，骑马俑为一类，骆驼俑为一类等。

1. 镇墓兽共享身体模块

隋唐墓葬中镇墓兽多成对出现，一为兽面，一为人面。因此，工匠可将镇墓兽整体分为头、身两大基本模块，身部共享模具，再配以不同的头即可初步完成镇墓兽的制作，可以大大增加效率。身体制成后考虑是否增加底座及其他具有装饰性的部件，最终完成制作。另外，为实现镇墓兽身部功能，体型较小者或前肢紧贴兽身无空隙者的前肢不额外分作模块，其余体型稍大或质量要求稍高者的前肢则会另分模块。

总章二年（669）刘智夫妇墓出土有陶质镇墓兽2件，均为泥质红陶加通体涂白衣、模制、蹲姿。其中CXDM48︰103为人面兽身〔图二：1〕，CXDM48︰104为狮面兽身〔图二：2〕。二者身部相同，均为蹄足，前腿直立，后腿曲屈，宽长尾上翘贴于背部，肩贴火焰状鬣。人面者通高45.6厘米，狮面者通高48.4厘米。两件镇墓兽虽通高存在稍许差别，但仔细观察兽身部分，不难发现二者别无二致，如身侧的卷云状装饰以及身体的肌肉线条刻画等。二者通高差距主要是由底板厚度不一以及狮面竖立的双耳较高造成。此外，二者兽身正面中部可见合模线，应当是采用了同样的兽身模具左、右合模而成。两件镇墓兽的前肢与兽身均存在明显拼接痕迹，前肢腿部肌肉线条等细节部位的刻画也极为类似，前腿应为使用同一模具单独模制后与身体拼接而成。同样类似的情况还可见于神龙二年（706）阎识微夫妇墓出土的两件三彩镇墓兽（M1︰73、M1︰74）〔图二：3、4〕。

图二 三彩镇墓兽 图中红色虚线为作者所加模块划分线（下同）

1. 人面镇墓兽（CXDM48︰103）及线描图 2. 兽面镇墓兽（CXDM48︰104）及线描图 3. 人面镇墓兽（M1︰73） 4. 兽面镇墓兽（M1︰74）

1、2 陕西西安总章二年刘智夫妇墓出土

3、4 陕西西安神龙二年阎识微夫妇墓出土

2. 武士天王俑共享身体、头部模块

初唐时期墓中随葬的2件武士天王俑形制基本雷同，极可能使用了同一模具制作头，再用同一模具制作身体。如贞观十七年（643）王怜夫妇墓，出土泥质红陶武士天王俑2件，简报明确了两件武士天王俑身体各部均为前后合模。身体分为上、下两个模块拼合而成，组合成整体后进行烧制并施彩绘。两件武士天王俑均站立于踏板上，络腮胡须，头戴盔，身穿甲胄，脖下系结领巾，双臂饰螭手披膊，双圆护胸，双手一高一低位于腰前作执物状。腰束带，内穿两层袍，下缘三层分明。其中2010HDM11︰60，通高52.2厘米，座高3.1厘米〔图三：1〕，2010HDM11︰61，通高52.5厘米，座高3.3厘米〔图三：2〕。二者不论形制抑或通高均一致。两件武士天王俑身体大约在膝盖附近分为上身、下身两个模块。极可能系工匠使用同一头部、上身、下身三个模具同时翻模，再拼接底板而成。类似者还可见于咸亨四年（673）豆卢弘毅夫妇墓随葬的2件泥质红陶天王俑（M6︰15、M6︰16）〔图三：3、4〕。二者虽头的朝向不同，但头及身部形制雷同，应当同样为同一头模、上身和下身模制作后拼合。脚下所踩动物暂不得知是否出自同模。豆卢弘毅墓所出天王俑的身部分模线位于臀部附近，而非王怜夫妇墓所出者位于膝盖附近。

图三 武士天王俑线描图

1. 武士俑（2010HDM11︰60） 2. 武士俑（2010HDM11︰61） 3. 天王俑（M6︰15） 4. 天王俑（M6︰16）

1、2 陕西西安贞观十七年王怜夫妇墓出土

3、4 陕西西安咸亨四年豆卢弘毅夫妇墓出土

大约在垂拱年间，单个墓葬中出现了顶髋方向、头向与手势均作相对的一组武士天王俑，2件武士天王俑头部均相同，仅身部姿势存在差异，这一风格特征一直延续至中唐时期墓葬中。如垂拱三年（687）诸葛芬墓出土2件天王俑，头部均竖发戴冠饰，天王眉骨突出，双眉紧锁，眼圆睁，厚唇，胡须上翘。身穿明光铠甲，下着膝裙，脚踩趴卧小鬼，小鬼下有底座。其中M13︰121头朝左，左手叉腰，右手作执物状，膝裙向左飘起。通高73.6厘米，底座高3.6厘米〔图四：1〕；M13︰120头朝右，左手作执物状，右手叉腰，膝裙向右飘起。通高74厘米，底座高3.6厘米〔图四：2〕。两件天王俑头与身体存在接痕，另外在臀部也有接痕。可以判定该墓两件天王俑系工匠采用同一头模、方向相对的上身和下身模具制作后拼合而成。可能还使用了同一小鬼模具。类似者还可见于永隆元年（680）罗观照墓出土的2件天王俑，M4︰13唇下作一小撮胡须〔图四：3〕，M4︰12又添加一络腮胡〔图四：4〕，此即前文所述“可选模块”部分，以定制出不同的胡须样式。

图四 武士天王俑

1. M13︰121 2. M13︰120 3. M4︰13 4. M4︰12

1、2 陕西西安垂拱二年诸葛芬墓出土

3、4 陕西西安永隆元年罗观照墓出土

高宗咸亨年间，因丧家对武士天王俑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工匠不再使用同一套模具制作相同的俑，但仍使用相同的头部和脚踩小鬼、牛、羊模具，仅另做身模，保持着成对天王俑相似性的同时提高制作效率。

3. 同类人物俑共享身体、头部模块

除镇墓类俑存在模块化设计与生产外，同类型的人物俑亦存在这一情况，以幞头俑和仕女俑最具代表性。开元九年（721）杨贵夫妇墓出土了9件三彩仕女俑。其中仕女俑M7︰3、M7︰24、M7︰27形制完全相同，头部均梳一圆髻，面部丰腴。身着窄袖襦衫，袒胸，双手交叠于胸前，腰间系带斜下垂，长裙散开曳地。三者脑后发髻细节和背部襦衫形制也完全相同，通高分别为26.2厘米、25.7厘米、25.7厘米〔图五：1－3〕。可以判断这三件仕女俑使用了相同的头模和身模，装配完成后工匠施以彩绘和不同釉色而成。该墓所出另外3件仕女俑M7︰2、M7︰18、M7︰26情况相同，均为头梳螺髻，身着窄袖襦衫，外套半臂，肩有披帛盖于手前，着曳地长裙，足尖微露。通高分别为27.2厘米、26.5厘米、27厘米〔图五：4－6〕。这3件也均使用了相同的头模和身模，装配后施以不同彩釉而成。

图五 三彩仕女俑

1. M7︰3 2. M7︰24 3. M7︰27 4. M7︰2 5. M7︰18 6. M7︰26

陕西西安开元九年杨贵夫妇墓出土

同为杨贵夫妇墓出土的仕女俑M7︰4、M7︰17，体型明显较前6件大，前者通高40.5厘米，后者通高37.6厘米。这两件仕女俑面部似有不同，但身体却完全相同，均胸部微敞，穿窄袖襦衫，肩披披帛盖于手前，腹部微鼓，着曳地长裙，足尖微露。披帛细节纹理均完全相同〔图六〕。可以判定这两件仕女俑是使用了相同身模，再装配不同头部而成。还需指出的是，部分体型稍大的仕女俑的发髻可能是单独一个模块，如杨贵夫妇墓仕女俑M7︰4的单刀半翻髻、M7︰21的高髻等，从中均能观察到髻底和头部的连接痕迹。这一点新城长公主墓的发掘者业已指出，墓内所出数件高髻女立俑为合模分别制作头、身，合为一体后再加高髻〔图七：1〕。此外，醴泉坊窑址出土有单体发髻〔图七：2〕，更能证明这一点。工匠在装配仕女俑的分体发髻时，通常会将头顶与发髻连接处刻划数道，以增加摩擦力，使二者更加贴合〔图七：3〕。

图六 三彩仕女俑

1. M7︰4 2. M7︰17

陕西西安开元九年杨贵夫妇墓出土

图七：1 仕女俑 （K6︰74）

陕西礼泉新城长公主墓出土

图七：2 单体高髻（T3H1︰56）

陕西西安醴泉坊窑址出土

图七：3 三彩仕女俑

洛阳博物馆藏

作者摄

永泰二年（766）突骑施光绪墓随葬3件幞头男侍俑，其中M6︰7与M6︰8头、身均相同，幞头平直分为两瓣，面部丰腴，身着圆领窄袖曳地长袍，腰束带，足穿尖头靴；两手拱于胸前，隐于袖内，二者通高均为55.6厘米〔图八〕。从图中可见其头、身之间存在明显接痕，显然系使用了同样的头模和身模翻制后再拼接而成。

图八 男侍俑

1. M6︰8 2. M6︰7

陕西西安永泰二年突骑施光绪墓出土

（二）跨类器物共享模块

1. 天王俑与人面镇墓兽共享头部模块

目前所发现的这类实例较少，最典型者系西安贺家寨M29出土泥质红陶人面镇墓兽M29︰19与天王俑M29︰20。二者面部相同，均束发浓眉，双眼圆睁，八字胡上扬，双唇闭紧，唇下有一小撮胡须〔图九〕。报告中虽未披露天王俑和人面镇墓兽头部高度，但笔者据线图测量发现二者头部高度几近相同，约为15.5厘米。但二者发丝形制和冠饰并不一致，疑为工匠使用了同一头模制作后又分别加工，并配以不同冠饰而成。

图九 人面镇墓兽与天王俑

1. 人面镇墓兽（M29︰19） 2. 天王俑（M29︰20）

陕西西安贺家寨M29出土

2. 不同类人物俑共享身体模块

前述杨贵夫妇墓还出土了11件三彩幞头俑和1件三彩胡人俑。其中，幞头俑M7︰22与胡人俑M7︰1身体均为双手笼于袖内合拱于胸前，身穿团领直襟窄袖袍，袍长过膝，腰间系带，足穿尖头高靿靴。前者通高27厘米〔图十：1〕，后者通高24.6厘米〔图十：2〕。二者颈部以下相同，显然是工匠使用了同一身模，然后再分别装配不同俑头以配成不同的陶俑种类。同样情况还见于肃宗“天正岁建子月四日”下葬的凉国夫人王氏墓出土泥质红陶幞头俑M1︰11〔图十：3〕和胡人俑M1︰8、M1︰13〔图十：4、5〕。三者通高基本相当，身部完全相同，均着窄袖长袍，前襟绾于腰带内，双臂屈肘置于腹前。此系工匠使用同一身模，再装配不同俑头而成。

不同类人物俑共身的情况还体现在着男装女俑上，如突骑施光绪墓出土泥质灰陶捧物侍女俑M6︰6，圆肩，身体微向左顶髋。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间束带，足蹬尖头鞋微露。残高56.2厘米〔图十：6〕。身体形制和高度与前述男侍俑M6︰7、M6︰8完全相同（见图八），应为使用了同一身模再配以不同俑头和手部而成。

更有趣的是，杨贵夫妇墓出土幞头俑M7︰22头身比例十分不协调，极可能是工匠在组装过程中“误配”了稍大的俑头而致（见图十：1）。戴胄妻菀氏墓（638）出土仕女立俑M5︰10亦有可能装配了稍大尺寸的头部模块〔图十：7〕。同墓M5︰16颈部修长，与身体显得十分不协调，也存在装配失误的可能〔图十：8〕。

图十 不同类型人物俑

1. 幞头男侍俑（M7︰22） 2. 胡人俑（M7︰1） 3. 男立俑（M1︰11） 4. 胡人俑（M1︰8） 5. 胡人俑（M1︰13） 6. 女侍俑（M6︰6） 7. 侍女俑（M5︰10） 8. 侍女俑（M5︰16）

1、2 陕西西安开元九年杨贵夫妇墓出土

3、4、5 陕西西安凉国夫人墓出土

6 陕西西安永泰二年突骑施光绪墓出土

7、8 陕西西安贞观十二年戴胄夫人菀氏墓出土

通过上述对比可见，工匠在制作陶俑过程中是十分灵活的，会通过判断不同类俑之间的相似之处而共享同一模具，以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二 唐代陶俑制作的标准化及其渊源

产品生产制作时，模块的标准化程度越高，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会增高，同时意味着产品的模块化水平越高。模块化、专业化、标准化三者相辅相成。前文已经列举出若干实例证明唐代陶俑制作已经进行了模块化设计与生产，而模块化设计是一种标准化、组合化的设计方式，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新运用。因此有必要讨论唐代陶俑制作的标准化水平，以进一步阐明中心主题。

（一）唐代陶俑制作的标准化

就陶俑的生产端而言，从醴泉坊三彩窑址出土遗物可见陶俑的生产具有明显的规范化与序列化特征。同样风格类型的双球形圆顶幞头男俑，头的制作有着从小到大不同的系列规格，高度4－11厘米不等〔图十一：1〕。而薄鬓蝉翼类梳髻女俑，头的高度6－15厘米不等〔图十一：2〕。在陶俑的使用端，头部或身部的序列化特征于墓内随葬品中也有所反映。仍以杨贵夫妇墓出土三彩幞头俑与仕女俑为例，仕女俑M7︰4与M7︰17（见图六）身形及姿态与M7︰2、M7︰18（见图五：4、5）等几无差别，但M7︰4、M7︰17体型较后者稍大。盛唐时期新出现的胸像俑亦存在序列化特征，开元二十九年（741）杨思勗墓随葬有数十件胸像女俑，其中就包含同为梳中分下绾类髻的大小两种规格胸像，大者（杨思勗M︰06）高22.5厘米〔图十二：1〕，小者（杨思勗M︰011）高13.8厘米〔图十二：2〕。

图十一 同类型陶俑尺寸比较

1. 双球形幞头俑头 2. 薄鬓蝉翼类梳髻女俑头

陕西西安醴泉坊窑址出土

图十二 胸像俑

1. 双垂髻半身胸像俑（杨思勗M︰06） 2. 双垂髻半身胸像俑（杨思勗M︰011）

陕西西安开元二十九年杨思勗墓出土

除序列化的特征表现之外，标准化还体现在同一墓内出土同类、同规格的俑高度统一性极强。以风帽俑为例，同时期上至皇族懿德太子墓、节愍太子墓所出者，下至朝散大夫遂州司马董务忠墓所出者，同规格俑的高差均在2厘米以内〔图十三〕，可见标准化程度之高。并且，从东市窑址（初唐）、醴泉坊窑址（盛唐至中唐）出土的诸多陶俑来看，这种同种类、同规格的俑具有较高的统一化特性，此点贯穿有唐一代明器制作之始终。《唐六典·将作监》“左校署”条载“凡乐县簨虡，兵杖器械，及丧葬仪制，诸司什物，皆供焉”，并注“丧仪谓棺椁、明器之属”。“甄官署”条载“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为之贰。凡石作之类，有石磬、石人、石兽、石柱、碑碣、碾硙，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注曰“别敕葬者供，余并私备”，并对墓葬中的随葬品多寡及高度作出相关规定。可见，唐代明器生产的标准化离不开官府左校署及甄官署的控制与管理。

图十三 不同等级墓葬出土同规格风帽俑高度箱型图

作者制

（二）生产工艺的渊源与演变

唐俑的标准化与模块化生产是对隋代工艺的继承与发展。通过对关中地区隋墓出土合模陶俑的梳理可以发现，除风帽俑外的人物立俑多分别单独制作头和身，再将头部插入身体颈部孔中，有的身体中间会加以铁芯固定，最后连接。风帽俑则是头身一体前后合模而成。这种工艺与形制明显是承袭北齐而来，具体制作工艺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报告中已有详述，在此不赘。

虽然北齐至隋合模俑的模块划分和工艺细节与唐代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思路并没有太大变化。尤其是唐建国之初的陶俑制作，基本沿用了这一套方法，只是随着时代发展和对陶俑样式的多样化追求，模块的划分变得更加细致，统一化、标准化程度更强。具体而言，以武士天王俑为例，隋代武士俑仅分头、身和底板三个模块，如潼关税村隋墓出土武士俑标本138、179〔图十四：1〕。唐代至迟在王怜夫妇墓（643）中就已发现武士俑分为头、上身、下身及底板四个模块（见图三：1、2）。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天王俑已至少分为头、上身、下身、小鬼/动物、底板五个模块〔图十四：2〕，如豆卢弘毅墓（673）、诸葛芬墓（686）、史君夫人颜氏墓（697）等。随着唐代工艺的日益精进，中宗时期及以后天王俑装饰日趋繁复，在前期五个主要模块之外又添加了若干装饰性可选模块〔图十四：3〕，如独孤思敬墓（708）、韦美美墓（733）、史思礼墓（744）、渤海郡君高夫人墓（751）、突骑施光墓（766）等。但在中晚唐时期，随葬天王俑减少，且高度均有所下降，天王脚下小鬼夹于双腿之间，完全与双腿融为一体，因此这种形制的天王俑下肢与小鬼乃至底座均为一个模块，醴泉坊窑址出土模具T1H3︰25即可为证〔图十五〕，反映出模块化生产似又出现“退化”和“简化”。王希乔墓出土天王俑M102︰6，残高43.6厘米，可能仅分头、身两个模块，甚至不排除为整体前后合模制作的可能〔图十四：4〕。

图十四 隋唐时期陶俑模块划分演变

笔者改绘

1. 武士俑（标本138） 陕西潼关税村隋墓出土 底图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图版一○

2. 天王俑（M13︰120） 陕西西安垂拱二年诸葛芬墓出土 底图采自前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航天城两座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封二

3. 天王俑（M6︰15） 陕西西安永泰二年突骑施光绪墓出土 底图采自前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唐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墓发掘简报》，第9页

4. 天王俑（M102︰6） 陕西西安天宝九年王希乔墓出土 底图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上塔坡唐王府君墓发掘简报》，《文博》2014年第3期，封二

图十五 天王俑局部模及线描图（T1H3︰25）

醴泉坊窑址出土

另外还需注意到，隋墓中不同等级墓主随葬的镇墓类陶俑形态与高度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被学界认为墓主是废太子杨勇的潼关税村墓出土者与李椿夫妇墓、姬威墓等所出几乎类似，唯潼关税村墓陶俑饰以描金彩绘。但唐墓不同等级墓主随葬的镇墓类陶俑形态却有着明显差异，墓葬等级更高者出土陶俑的高度更高、细节刻画更深入、装饰更加繁缛，如均在神龙年间改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所出镇墓兽及武士天王俑，通高均在100厘米以上，而同时期改葬的朝议大夫、太州司马阎识微墓所出者通高均低于100厘米，正常下葬的神岳斋郎、武骑尉韦万墓所出镇墓兽则不足30厘米，且质地疏松，做工粗糙，质量远不如前者。同样为改葬的节愍太子李重俊墓（710）出土的镇墓兽和天王俑，高度明显低于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表现出较两墓等级稍低的特征［表一］。这说明唐代陶俑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达到了能够在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为单个客户定制任意数量或质量的产品，即存在个性化和等级化的区分，是较隋代的一大进步。

表一 神龙年间不同等级镇墓俑统计表

三 唐代陶俑的类型学分析方法省思

基于前文对唐代陶俑模块化生产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唐代陶俑多采用模块化制作工艺，工匠通过对模块的挑选与组合能够制作出既多元又统一的产品。因此，掌握模块的划分及演变也就掌握了陶俑分型、分式乃至分类的重要依据。即使系同一类俑，其组合方式可能是复杂多样的；虽为不同类型的俑，其演变规律却可能是相同的。这就为传统类型学分析方法在唐代陶俑中的运用提供了一些新思考。

其一，陶俑的类型学分析研究中应当使用“基本模块”而非使用“辅助模块”作为型式划分的主要依据。那么二者区别为何？笔者以为，剔除装饰物，头及身体（天王俑不含双臂，人物立俑包含双臂）应当为基本模块。过往多有学者依据武士天王俑脚下是否踏动物或小鬼作为分型依据，颇值得推敲。唐代武士天王俑下身多分为着大口袴和蹬靴两种：从模块制作的角度考虑，着大口袴者，臀部或膝盖以下使用一个模块即可；而足部蹬靴且双腿分立中空者，臀部或膝盖以下需使用至少两个模块，制作工艺较前者复杂得多。因此，即便足下不踏物的武士天王俑，只要其双腿分立、腿间中空，就不应与着大口袴且足下不踏物者划为同型，如新城长公主墓（663）、永泰公主墓（706）所出武士天王俑。除分型外，在分式过程中，研究者除比较各部位之异同外，也应从整体上考虑模块划分问题。以豆卢弘毅夫妇墓（673）、罗观照墓（680）、诸葛芬墓（686）出土天王俑为例：从头部观察，豆卢弘毅夫妇墓与罗观照墓最为接近；从身部与手部姿势观察，罗观照墓与诸葛芬墓却更为接近；从脚踩动物或小鬼以及底板种类观察，三者又各有不同。据报告，三墓所出者均分为头模、上身模和下身模，手臂应为另模制作。仔细观察身模分线位置及身体状态可以发现：豆卢弘毅夫妇墓所出者上身、下身与手部均无差别，仅头部方向不一；罗观照墓和诸葛芬墓所出者上身、下身及手部存在明显差别。换言之，罗观照墓及诸葛芬墓随葬的天王俑需要使用两类上身模、两类下身模及两类手模分别组装完成；而豆卢弘毅墓仅需使用一类上身模、一类下身模及一类手模即可组装完成。因此，虽然罗观照墓与诸葛芬墓武士俑头部特征完全相异，但二者的基本模块风格及模块组装思路更为接近，应分为同一式。

其二，针对人物类陶俑的类型学研究可采取“头+身”的观察方式。由于模块化设计与生产尚未获得学界足够关注，促使部分发掘者与研究者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存在“非常规俑”不知归类何处，或以其明显特征笼统归一大类的现象，这样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其他重要信息。实际上，部分“非常规俑”往往由两类常见俑的头、身拼接而成，是两类常见俑的“复合体”。因此，发掘者在描述过程中可以采取模块化的复合表述方式，将共性特征前置提出，个性特征分别描述。以前述凉国夫人王氏墓所出立俑M1︰11、M1︰13、M1︰8为例，原报告将这三件俑分别归属为男立俑、胡人男立俑、胡人女立俑，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三者头部的差异性，而忽视了身部的共性特征。可以描述为，小立俑3件，模制。其身部相同，均着圆领紧袖长袍，袍前襟塞于腰带内，足蹬履，双臂屈肘握拳置于腹前，足下有薄方形底板。而头部各有差异：M1︰11戴黑色幞头，微向右转，通高37厘米；M1︰13头戴尖帽，微向左转，通高37.1厘米；M1︰8头发中分，两耳上各梳一髻编结于脑后，通高34厘米。也可采取“某头+某身”的组合描述方式，如“戴尖帽着圆领袍胡人俑”。仍以胡人俑为例，研究者还应注意的是，较为常见的胡人俑有身着翻领胡服和着圆领长袍两种，这由两种截然不同的身部模块制作而成。学者们利用胡人俑讨论唐代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多以头部所戴帽式作为分型依据，忽视了身部。但实际上圆领长袍本系唐代汉人常见服饰，系男立俑的常见身部，因此，着圆领袍胡人俑实则更能反映唐代民族间的深度融合，这一现象值得学界重视。

其三，由于模块之间存在共享的特性，因此在厘清不同人物俑之间共享头或身的情况下，研究者分析不同俑类以及同类俑下不同型的式别演变特征时，应当注意相关部位的演变相关性，并作出检验。前者如幞头俑与胡人俑的身部形态，后者如梳不同发髻的仕女俑身部形态，各型之间的式别演变规律应当是相似甚至一致的。此外，针对前文所述属于两类常见俑的“复合体”，应当采取单独分类的方式。如着男装女俑，实际上系女俑头配以男俑身，不应依据其头部为女性形象而统归入女俑中，而应采取单独分类，头身分视，头部型式划分结果应与女俑完全相同，身部则应与男俑相同。若有相异情况，则需进一步检证。

其四，通过对不同类型陶俑共享模块的辨别，研究者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出“绝对共时”性器物。所谓“绝对共时”，即不同陶俑的形成时间相距非常短暂，或于某一较短的时间内集中生产。学界在类型学研究中，一般认为同一座墓葬中随葬的器物是“共时”的。但实际上，部分唐墓会存在早期的遗留物，可见墓葬内各类遗存的共时是一种“相对共时”。但是用同一模块制作的陶俑，则完全可判定其系同模生产，甚至可能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特别是因模具的修补或损伤造成的瑕疵，如实地复制到了陶俑上，这更能证明其绝对的共时性。把握住这点，将有助于墓葬的分期断代与产品流通研究。

其五，还需注意到不同时期陶俑模块的划分方式与模块的组合数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具有年代判定意义。如前文所论，隋代武士天王俑仅分为3个模块，至盛唐时期则可分为5个甚至更多，模块数量和模块划分方式均出现较大变化。中晚唐又减至2－3个。可见，模块的划分和数量也具有年代意义，可作为研究者分期和分段的重要依据。

正如白云翔先生所言，模块化生产方式的研究，既有助于古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及生产组织乃至社会经济的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和认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关系。因此，在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中，注意观察有关模块化生产的现象并进行详实的记述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