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薇是那种第一眼就让人移不开视线的女人。二十八岁,身量纤纤,腰肢盈盈一握,仿佛是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她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连衣裙,走路时带起一阵若有若无的香风,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笃笃笃,像敲在一众男同事的心尖上。
但她的名声不好。公司里私下传得沸沸扬扬,说她是“那个”职位上来的——具体怎么个“那个”法,大家心照不宣。有人说她跟大客户吃饭吃到酒店去了,有人说深夜看到她从某个高层的车里下来,头发乱着,口红也花了。茶水间里,女同事们交换着心领神会的眼神,男同事们则带着一种暧昧的、混合着鄙夷和觊觎的腔调提起她。
“那种女人,”她们说,“就是不安分。”
我起初也信了。毕竟她漂亮得太过招摇,像是某种原罪。她工位旁边的垃圾桶里,偶尔会有揉皱的、带着淡淡香水味的纸巾,桌上摆着的香水瓶据说抵得上普通人半个月工资。这些都成了佐证。我们这群相貌平平、按部就班的女人,似乎天然就有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着她指指点点。
我甚至记得,有一次部门聚餐,她喝多了,靠在包厢的沙发上,眼神迷离。市场部的老刘凑过去,笑着说了句什么,她猛地睁开眼,那眼神冷得像冰,瞬间又恢复了一贯那种漫不经心的笑,端起酒杯,跟老刘碰了一下,仰头喝尽。老刘讪讪地退开了。当时我只觉得她“果然如此”,现在想来,那眼神里分明是赤裸裸的厌恶和自嘲。
她从不辩解。面对流言,她只是沉默地、近乎傲慢地活着,这更加坐实了大家的猜测——你看,她默认了。
直到她消失。
毫无预兆。周一没来上班,工位空着,电话关机。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公司以旷工为由,将她除名。行政部的小张奉命清理她的个人物品,准备打包寄到她租住的地方。
那个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尘封的格子间,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灰尘。我路过时,小张正蹲在地上,从抽屉最深处翻出一个没封口的牛皮纸信封。
我瞥了一眼,视线就定住了。
那是一张诊断书。边缘已经磨损,纸张微微泛黄。日期是三年前。
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林薇。诊断栏里,是几个冷冰冰的、我只能在医学电视剧里见到的字眼。后面附着医嘱,建议立即住院治疗,定期复查,避免劳累,保持情绪稳定。
三年了。
我僵在那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口轰然碎裂。那些酒桌上的逢场作戏,那些深夜从车里出来的疲惫身影,那些被我们嚼碎了的流言蜚语……一瞬间,全都有了另一层含义。
她是因为需要钱。她需要那份工作,需要那些能带来业绩的应酬,需要在那个人情冷暖的泥潭里挣扎求生,只为了换取可能多一天的寿命。她没时间解释,也没力气辩解。她的每一分精力,都用来对抗身体里的病魔,和这个世界对她的恶意。
那个被她用冷眼逼退的老刘,那杯她一饮而尽的酒,那些她默默承受的污言秽语……她是在用尽最后的力气,维护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尊严。
我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却觉得有千钧重。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曾经所有的丑陋和愚蠢。我们站在安全的岸上,肆意评判着一个在水中挣扎的人,笑她姿势难看,却从没想过,她随时都可能沉没。
那天晚上,公司群里的聊天记录停在了几张她工位的照片上,然后是一片死寂般的沉默。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发表情包。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张诊断书,所有人都想起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她走了。带着我们泼在她身上所有的脏水,和那张藏了三年的诊断书。
那些曾经骂她“乱搞”的嘴,现在都闭上了。那些曾经鄙夷过她的眼睛,现在或许有了一丝泪光。我们终于“爱”她了,在她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之后。
我们爱她的坚强,爱她的沉默,爱她在绝境中依然挺直的脊背。只是这份爱,太迟了,也太廉价了。
她听不到了。而我们,将带着这份迟来的、沉重的愧疚,继续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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