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高丽才是战神李世民真正的挑战

（图源：电视剧《贞观之治》/剧照）

文 | 子玉

东征是隋唐帝国的大事，唐太宗李世民执着于征伐高丽不仅是要解决隋朝的遗留问题，更是要塑造、巩固大唐的帝国形态，但是，李世民的战神体质在辽东战场上却不能再次创造神话，究其原因还是，东征这件事天然就存在着诸多客观困难，需要打持久战，而且要等待对方犯错。

先说大唐为何非要灭高丽。太宗在东征前曾对身边人如此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这么几点：兼并辽东是统一的标准；四方已定，是时候解决高丽问题；太宗想在有生之年解决掉高丽问题，不能将此难题留给儿子。

除此之外，太宗东征的决策还因为两点：大唐国防的需要；维护天可汗的威望。

太宗在派兵灭掉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喜提天可汗之后就定下了西北必须取得怱岭、天山为国防线，东北必须取得辽东为国防线的战略，唐朝此后对外用兵都是围绕这一战略展开的，这是大唐生存环境的倒逼，就像汉武帝必须用兵匈奴一样。

当然，高丽当时也在挑战天可汗的威严。权臣盖苏文在控制高丽政局后东结靺鞨，南连百济，屡屡侵犯大唐的附属国新罗，全然不考虑天可汗的面子。出于维护天可汗的威严，对包括草原、西域等诸国实施羁縻治理，大唐都有必要征伐高丽。

这就是太宗为何在面对嫔妃徐惠的劝说和房玄龄的劝谏还执意辽东的核心原因，就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太宗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就必须想长远。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高丽的情况。高丽，又称高句丽，出自扶余之别种，都城为平壤，其国有内部、北部、东部、南部、五部这五部，五部都有作为酋长的耨（nòu）萨进行管理。

武德二年（619），高丽国王高建武派遣使者向大唐朝贡。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遣使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贞观四年（630），大唐在灭掉东突厥后高丽也曾派遣使者奉贺，并上封域图。

次年（631），太宗派人往辽东收取当年战死的隋军的骸骨，此举立刻引起了高丽的警惕，高建武就修筑了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余里的长城以防备大唐。

可见，在高丽王的认知中，中原王朝向高丽用兵只是时间问题。

大唐呢，也早在谋划东征。贞观十五年（641），大唐派兵部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在出使高丽的过程中陈大德通过向高丽各城城主馈赠珍宝得以自由游览各地，从而对高丽的地形地貌以及风俗有了初步的了解，为朝廷制定东征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贞观十六年（642），高丽西部大人盖苏文发动兵变杀死了国王高建武，立其弟大阳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掌控了高丽国政。据史书记载，盖苏文此人长得非常魁梧，身上佩戴五把刀，身边人都不敢仰视他，另外，盖苏文的三个儿子也都是雄杰。盖苏文在掌控高丽国政后就隐然以东方盟主自居，有了抗衡大唐的想法。

对此，大唐当然不能忍。于是，太宗就正式决定对高丽用兵。

众所周知，隋朝东征的失败已经验证了征辽的难度指数，所以大唐在东征这件事上就要做好准备工作、制定出可行性的战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征辽对于大唐来说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太宗呢，也不敢马虎，他在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首先就是后勤。大唐东征和隋朝一样，都是以幽州、营州为陆军的基地，以莱州为水师基地，在乌湖岛屯粮给东征军提供补给。

同时，太宗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为副，负责调度河北的粮食以供给陆军。命太仆少卿萧锐调度河南地区的粮食以供给水师。对于粮食的运输，太宗则是命将作大监阎立德前往洪、饶、江三州打造四百艘船。

攻城器械，太宗是派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在安萝山负责打造。

军队层面，太宗的部署是：以太子少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的降胡，出柳城，直趋辽东城；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总管张金树和程名振等江、淮、岭、峡的四万兵，和从长安、洛阳招募的三千士兵，战舰五百艘，自莱州出海直趋平壤；诏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进击。

可见，太宗是充分吸取了隋朝东征惨败的教训，要发挥水陆军的合力，将唐军的势能发挥到极致。另外，太宗也与当年参与隋朝征辽的老人深聊，将隋军失败的原因列成了清单，给唐军制定了一份避坑指南。

在此次征辽的唐军中，有许多都是太宗招募的志愿者，如此，不仅能避免强征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志愿者的激情还能提振士气。在太宗的认知中，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除了前方的军事，太宗更要考虑后方政治的稳定，对于后方的防守，太宗的安排是：命仆射房玄龄留守京师长安，以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以特进萧瑀为洛阳留守。

为了防止发生隋朝征辽期间杨玄感在后方叛乱的事，太宗还特意让太子李治坐镇定州，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同守中书令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等人共同辅佐太子。

太子李治也间接参与了东征

对于防备北方的薛延陀，太宗也做了安排：命阿史那思摩南渡河，与胜州都督宋君明于胜、夏二州防备薛延陀；以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代州都督，镇代州；左武候将军薛孤吴镇灵州。

如果将大唐此次的东征方案以PPT的形式展示，那么大家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份详细、缜密，可行性极高的方案。这就更加说明，征辽对于大唐来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太宗做以上工作的时间为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不过，早在当年七月，太宗就命营州都督兼护东夷校尉张俭等率营、幽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之众先行进击辽东，由于辽水上涨，唐军只能原地待命。太宗以为张俭怯懦，准备将其治罪，但张俭却详细为太宗讲解了辽东的山川形势。太宗听完大喜，不仅没有治张俭的罪，还命他为行军总管，兼领诸群骑卒为六军前锋。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太宗的段位，这事要让隋炀帝处理，张俭估计都掉脑袋了。

为了让唐军此次用兵具备大义名分，太宗就拿盖苏文专权说事，以进一步激化高丽的内部矛盾。

不过呢，隋朝征辽惨败的事实毕竟是众所周知，大家心里不可能没有负担，为了扫除众人的心理阴影，太宗就大力宣传唐军的优势，认为唐军取胜之道有五点，分别为：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待劳；以悦当怨。

贞观十九年（645）三月，太宗到达定州，看到生病的士卒，他不仅亲自慰问，还要求州县对他们进行治疗，在从定州出发时，太宗也将自己设定为一个“兵”，不仅亲自佩带弓矢，还将雨衣绑在马鞍上。一切都是为了强化其和军队的粘性，助力前方军事。

等于说，凡是隋炀帝当年所犯过的错误，太宗都要避开。

当月，李世勣率主力直趋辽东城，李道宗和张俭等人分两路向新城、建安、盖牟城，以阻击高丽的援军。二十六日，李道宗攻破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食十余万石。

五月初二，水师张亮所部也攻克了卑沙城，获男女八千口。初八日，高丽派四万军队救援辽东城，但却被李道宗的四千骑兵击败，被斩首千余级。

李道宗打援成功，李世勣就得以全力猛攻辽东城，唐军当时利用抛石车、撞车等工具昼夜不息攻了十二天，太宗到达战场后又以精兵将辽东城重重包围了起来，十七日，唐军攻克辽东城，俘虏敌军万余，男女四万口，太宗以辽东城为辽州。

与隋炀帝不同的是，太宗一上手就对辽东城展开猛攻，根本就不给高丽人假投降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太宗继续输出感情，关心将士，具体表现为：太宗到了辽东城下看到背土的士兵就上去帮忙；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了弩矢，太宗亲自为其吮血。

这些都是隋炀帝当年做不到的事。唐军因为太宗的感情输出战斗力也始终在线。

接着，唐军又将目标瞄准了白岩城，将军契苾何力也成功阻击了高丽由乌骨城派来的援军，当时契苾何力是追奔数十里，斩首千余级，大胜。

六月，面对唐军的猛烈攻击，白岩城主孙代音投降，唐军进入白岩城，得城中男女万余口，战卒二千四百人。

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由于白岩城主之前曾有过反悔投降的行为，太宗就承诺城破后将城中的物品赏给将士们，因此唐军攻城的热情非常高。但是呢，在太宗作出受降的决定后李世勣就不愿意了，表示太宗不能出尔反尔，寒了将士们的心。太宗则决定，按计划接受敌军的投降，然后用府库的财物犒赏将士。太宗之所以如此做，目的是：

向高丽传递优待战俘的信号，减轻后续用兵的阻力。

受降之后，太宗以白岩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赐给守白岩的他城之兵粮食，允许他们自行离开。看到太宗如此大度，高丽加尸城在白岩的将士就表示，愿意加入唐军，太宗不同意，理由是，怕连累了他们，盖苏文会因此杀掉他们的妻儿。

对于李道宗之前打下的盖牟城，太宗以其为盖州。

接着，唐军又猛攻安市城。面对唐军的进攻，高丽派北部耨萨高延寿和南部耨萨高惠真率兵五万救援安市。当时，高丽援兵最理智的选择是，顿兵不战，利用安市城的补给养军，消耗唐军，因为，后勤是唐军的短板，再加上雨季马上就要到来，对客场作战的唐军不利，到时高丽就可以轻松战胜唐军。

这两人觉得没必要，直接对唐军开战，但却中了唐军的伏兵之计，大败。高延寿和高惠真面对败局，就向唐军投降。此战，唐军缴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

战后，太宗继续大打优待俘虏这张牌，不仅给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相当于军衔），将他们迁往内地，还把其他人放归平壤。太宗这张牌在持续稀释高丽人抵抗唐军的意志。

对于帮助高丽的靺鞨人太宗则完全没有客气，将其三千三百人全部坑杀，目的就是断绝靺鞨等部族对于高丽的军事援助。

值得一说的是，此战中有一个应募参战的来自龙门的人表现尤为突出，在战斗中，他身着白衣，大呼陷阵，所向无敌。战后，太宗拜其为游击将军。此人正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名将薛仁贵。

此战对高丽的影响是地震级别的，举国大骇，辽东城以北数百里成了无人区。

此次用兵唐军之所以连续取胜也在于太宗的侦察工作搞得好，从来没有发生过被敌军突袭的事，倒是高丽的侦察兵经常被唐军擒获。

但唐军的顺势也止于此，因为攻打安市直到九月都没什么进展。面对冬季到来、粮食将尽、士卒疲惫等客观困难，太宗就作出了班师的决定，于九月十八日撤军。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东征严重受制于气候，辽东六七月为雨季，八九月到次年的二三月为冰冻期，用兵时间非常短。再加上后勤供应的挑战也比较大，所以就连太宗这种战神都不能做到一战灭敌。

相反，高丽却可以凭借坚城打防御战、消耗战，将战局拖到不利于唐军的季节，等待机会反击。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

当然了，促使太宗撤军还有一个原因，薛延陀南侵，早在东征之前，尉迟敬德就曾提醒太宗：“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

太宗没有听，还让敬德为左翼马军总管从征。

得知大唐皇帝亲征，高丽就积极联系薛延陀，给了对方大量好处，让薛延陀南侵倒逼大唐撤军。

这就是亲征的弊端，容易导致外敌趁机攻击大唐根本。另外，亲征还极大束缚了唐军的发挥，不敢冒险，比如，面对高延寿和高惠真的援军，李道宗就建议太宗：“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以不战而降。”

要奇袭平壤。但太宗却拒绝了李道宗的建议。

在打不下安市的情况下，高延寿也曾给太宗提过建议，让唐军先打比较弱的乌骨城，其余小城必然会望风而溃，然后唐军就可以收其资粮，鼓行而前，一举拿下平壤。

当时，张亮的水师也在卑沙城，可以配合陆军作战。但此建议也被太宗否定。

这其中的原因是，太宗亲征，绝对不能打败仗，因为前方的败局会引发后方的政治危机，太宗必须持重，保证后方的稳定。

由于没有打下高丽，太宗也挺郁闷的，就问李靖：“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

李靖表示，这事你还是去问李道宗吧。李道宗则表示，他可是提过合理建议呀，是陛下您没听。

子玉对此的观点是，李道宗和太宗的角色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不同，李道宗针对的是军事，太宗还要兼顾政治，太宗要是当年的秦王，这建议都轮不到李道宗提，他自己就上了。

太宗要同时兼顾前方军事和后方政治 图源：电视剧《贞观之歌》/剧照

虽然没有做到一战灭辽，但此次东征的收获还是蛮大的，唐军分别攻占了玄菟（tú）、横岩、磨米、麦谷、盖牟、辽东、白岩、卑沙、银山、后黄等十城，取得了辽河以东至千山山脉西北之地。

这里说明一点，高丽抵御唐朝的防御线为辽东平原、千山山脉和鸭绿江三道，其中，辽东平原的防守是以辽东城为核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的特点是，依山为城、结构坚固，且高丽当年从南朝学到了极为丰富的守城经验。

当唐军突破并摧毁其第一道国防线辽东平原后，高丽就已经很难支撑，同时，唐军还极大消耗了高丽的兵力，高丽的战争潜力严重下降。

可见，太宗此次东征给唐朝最终灭亡高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呢，唐朝付出的成本也极大，战马的损失高达十分之七八。

而且，唐军撤军也充满挑战。了解军事的朋友都知道，进军容易撤军难，尤其是辽东这样的特殊地带，高丽等的就是对唐军打追击战。但他们却低估了太宗的水平，对于撤军，太宗做了这样的安排：命李世勣、李道宗将步骑四万殿后，掩护大军撤退；让辽、盖、岩三州的俘虏先行；在安市城下耀兵之后才正式撤军。

面对这样的高手，高丽人只能放弃追击。但在撤军的途中唐军还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分别为：泥泞的道路搞得唐军非常疲惫；部分士兵被冻死。

在到达并州后，太宗就立即出击薛延陀，解决此危机。

唐朝撤军后，盖苏文就更加嚣张，对唐朝使者的态度非常傲慢。太宗对此的反应是，不接受高丽的朝贡，准备再次东征。

鉴于东征的成本太高，高丽的防御力又极强，唐朝君臣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派出轻兵不断袭扰高丽，对其进行消耗，等待机会，再一战灭之。

贞观二十一年（647）三月，太宗做出了如此安排：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为副，将兵万余人，率水师从莱州走海路进兵；以太子詹事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为副，将兵三千，合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进兵。

李世勣和牛进达所将之兵都是精锐，任务是破坏高丽秩序，对其进行消耗，在达到目的后就撤军了。

九月十五日，太宗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十二州的工人打造数百艘战船，以扩充水军，为东征做准备。

太宗之所以大力扩充水师是因为高丽没有水师，仅依靠近海地区的城郭作为防守，唐军水师就可以走海道直捣平壤。为什么高宗后来能够顺利灭掉高丽，就是得益于太宗当年打造的水师。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二十五日，太宗又命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为副，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经大谢岛、龟歆岛，至乌湖岛，又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进击高丽。

此次用兵，薛万彻的任务也是以破坏为主，以进一步疲弊高丽。

在薛万彻还军后，太宗认为，一举灭掉高丽的机会已经成熟，计划于明年发兵三十万一举灭之。为此，太宗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船，又命陕州刺史孙伏伽招募勇士，由莱州刺史李道裕准备运粮及器械，贮于乌湖岛，为再次东征做准备。

八月，太宗又命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一千一百艘。

但就在唐朝为东征做准备时，太宗却于次年驾崩，东征计划就只能暂时搁置。

虽然没能灭辽成为太宗的遗憾，但他却给高宗将来灭辽打好了基础，具体为：唐军攻克了高丽以辽东平原上的以辽东坚城为核心的城市群防御线；极大地消耗了高丽的实力；打造了大量战船，为唐军发挥水师优势做了充足积累。

客观地说，东征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太宗再次大举东征的决策不一定就对，事实证明，不断消耗高丽，等待机会才是大唐最理智的选择，因为，高宗后来就是这么灭掉高丽的。

太宗去世后，东征的接力棒就交到了高宗手里，而高宗也将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