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6年11月，上海安亭车站，耿金章带着一支坚持北上的工人队伍，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分道扬镳。那时的上海，口号震天，组织林立，谁能聚拢人群，谁就可能在政治风浪中获得一席之地。
耿金章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人物。他早年命运坎坷，父母早亡，做过童工，也当过乞丐。为了活命，他一度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俘。
改造期间，耿金章接受了教育，思想发生转变，随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凭借战斗表现和组织能力，他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过副排长。这样的经历，使他在工人群众和基层干部中具备一定威望。
1957年，耿金章调到上海工作。此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几年之后，自己会站在上海政治风暴的中心，更不会想到，曾经并肩行动的人，会成为把他推下去的人。
1966年夏天以后，上海各单位的大字报迅速增多，群众组织接连出现。王洪文抓住机会，联合工人积极分子，逐步组建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耿金章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与王洪文相比，他并不缺少群众基础，甚至有自己的号召力。那时的上海造反队伍，并不是王洪文一人说了算，工人组织之间既有共同目标，也有各自盘算。
矛盾很快集中到“工总司”能否获得承认的问题上。上海市委认为，这一组织的成立方式不符合当时中央有关规定，没有同意盖章认证。王洪文不愿等待，决定通过更激烈的行动向上级施压。
1966年11月，部分“工总司”成员前往安亭车站，拦截铁路交通，要求赴北京反映情况。列车运行受到影响，铁路运输秩序被打乱，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安亭事件”。
张春桥赶到现场处理。经过交涉，王洪文一方接受条件，队伍陆续返回上海。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跟着回去。耿金章带领一批坚持北上的人员继续行动，队伍走到苏州一带后，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有人劝他：“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不如选个负责人，不能再各走各的。”
耿金章是队伍中较有组织经验的人，又是党员，于是被推为带头者。他与张春桥接触后，队伍最终返回上海，但回去之后，他们已经很难重新纳入“工总司”的指挥体系。
耿金章没有就此退让，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后来通常被称为“二兵团”。这个组织与“工总司”性质相近，却不受王洪文直接领导。
有意思的是，“二兵团”扩展得很快。耿金章善于演说，也懂得利用自身经历来争取工人支持，队伍规模一度超过“工总司”。上海造反派由此形成两大阵营，彼此争夺地盘、人员和政治话语权。
摩擦没有停留在口头争论上，双方多次发生冲突。王洪文和耿金章，一个掌握较早形成的组织，一个拥有不断扩大的队伍，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上海群众运动尚未形成统一局面，内部已经出现明显分裂。
中央文革领导层对此颇为棘手，张春桥被要求出面调处。张春桥长期在上海主持工作，对各派力量十分熟悉。他清楚，单靠王洪文难以迅速压住局面，而耿金章手里的“二兵团”同样不能忽视。
于是，张春桥与王洪文采取了联合策略，找耿金章谈话，提出两派合作的设想，并暗示只要共同推动上海局势，耿金章也能获得相应位置。对一个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突然接近权力中心的人来说，这种承诺很有吸引力。
耿金章最终选择妥协，支持王洪文整合上海造反派。张春桥也曾为他安排职务，使他误以为自己已经从一名群众组织头目，迈入了正式权力体系。
但这场合作并不对等。王洪文需要的是耿金章的队伍和影响力，而不是一个能够与自己分庭抗礼的伙伴。等到“二兵团”的力量被削弱，耿金章便失去了谈判筹码。
据相关回忆，王洪文曾约耿金章见面。耿金章没有意识到局势已经变化，赴约后被控制并受到关押。此后，“二兵团”被解散，原有组织迅速瓦解，支持者也各自离散。
两个月后，耿金章恢复自由，却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在上海街头聚拢大批人员的头目。没有队伍，没有政治依托，他与王洪文之间的较量也就此结束。
这场结局并不只是个人失算。群众组织一旦进入权力竞争，所谓的并肩作战往往建立在利益相同之上；一旦力量失衡，旧日盟友也可能转为清除对象。耿金章误把暂时合作当成长期保障，最终失去了翻盘机会。
此后，他逐渐淡出政治风暴，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轨道。没有继续卷入更大的冲突，反倒使他避开了后来更加剧烈的清算与牵连，平静地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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