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希望：返乡青年的平台化劳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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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短视频与直播平台通过建构希望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促使返乡青年成为平台的希望劳动者。研究考察了返乡青年的平台化希望劳动实践，指出其希望劳动既包括应对当下不确定日常生活的“平凡劳动”，也包括面向未来、旨在获取经济和社会资本回报的“不凡劳动”。希望并非单纯指向对未来的情绪期待，而是凝结过去经验、当下实践与未来想象的时间性结构。平凡与不凡之间的流动，体现了返乡青年立足自身生活处境，对平台机会、现实困境与未来可能进行动态协商的过程。本文由此拓展希望劳动和有抱负的劳动的理论内涵，指出平台化的希望劳动不仅关乎未来回报的转化，也是在不确定生活中维系当下、调整行动并重新想象未来的能动实践。

作者简介

李文慧，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敏（通讯作者），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平台化流动：农村青年的数字迁徙与劳动意愿研究”（项目编号：25FXWB033）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乡村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发挥着连接农村产业与数字经济、吸引青年返乡的关键作用。快手、抖音等平台凭借较低的技术操作门槛、丰富的草根成功案例和对“三农”内容创作的激励计划，成为返乡青年个人发展和职业转型的新路径（Lin & de Kloet，2019）。依托短视频与直播，返乡青年既通过日常记录获得情感投射与精神慰藉，重建应对日常生活的主体性（陈瑞华，2019），也借助数字化资源开展创业实践，为职业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寻找新的可能性（周孟杰，2023）。

数字平台为返乡青年许下了“记录当下与美好未来”的承诺，促使他们将希望投射于平台化劳动实践，持续地参与内容生产，并逐渐成为平台的希望劳动者（hope laborer）（Kuehn & Corrigan，2013；Zhou & Liu，2024）。然而，平台通过算法分发、内容循环和商业变现，将内容生产者的日常生活、乡土经验与情感表达转化为可持续利用和售卖的内容资源，反复攫取数字劳工的剩余价值（吕鹏，2023；姚建华，徐偲骕，2021）。在此过程中，情感体验异化为商品，主播外在情感表达与其内在真实感受、“表演的自我”和“真正的自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进而带来真实情感的压抑和情感异化（姚建华，徐偲骕，2021）。

农村青年的平台劳动虽然涉及情感劳动，却并非完全受平台规则与资本逻辑支配，而是更深层地受到“希望”的牵引。希望蕴含着多重时间维度的可能性，它既关联着个体的过去经验，也植根于当下的生存实践，并前瞻性地指向未来（Alacovska，2018； Muñoz，2009：26；Zigon，2009）。“流动的希望”在平台资本、地方情境与个体经历的交织中，展现了劳动者在特定时空下的灵活性与协商性调适。希望劳动因而既是对未来的长期投资，包含对成功的预期和为实现预期可能采取的行动（周敏，刘世鼎，2025；Kavedžija，2016），亦是在常态化不稳定中支撑个体坚持下去的情感力量（贝兰特，2011/2023：133；Miyazaki，2006）。

因此，与西方研究中带有企业家色彩的有抱负的劳动（aspirational labor）、希望劳动（Duffy，2017：10；Kuehn & Corrigan，2013）不同，返乡青年的平台化实践并非仅是对未来虚幻梦想的追逐，而更指向实现目标的现实手段与生存策略。希望劳动正是返乡青年植根于当前不稳定情境下开展的常态化的平凡性劳动实践（贝兰特， 2011/2023：260；de Certeau，Jameson & Lovitt，1980）。研究通过剖析希望所凝结的多重时间取向，考察返乡青年的平台化劳动实践，分析不同返乡动机、前期资本与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希望促发劳动的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希望劳动如何在“平凡”与“不凡”两种模式之间流动。由此，本文尝试丰富希望劳动与有抱负的劳动的理论内涵，并加深对返乡青年平台化实践的认识。

二

文献综述

（一）从希望到希望劳动

希望是一种面向当下的心理和社会资源，是人们在被扰乱的生活、贫困和脆弱环境下得以生存的生活态度（Alacovska，2019；Miyazaki，2006；Zigon，2009）。希望与乐观、期望等概念不同，乐观更多是一种总体性的积极情绪，并不必然包含明确目标和行动路径，期望强调目标却较少涉及实现路径（谌知翼，李璟，2022）。而希望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积极的实践（Hage，2002），包含目标设定、行动路径与持续动力之间的交互关系（Alacovska，2018；Snyder，2002）。因此希望不仅指向尚未实现的未来目标，也强调将未来愿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基于“当下—未来”的时间取向，既有研究认为希望将当下的潜力延展至未来，并以未来想象指导当下的行动。在此意义上，当下的实践被赋予面向未来的方向性（Alacovska，2018），希望则指向尚未完成而将要完成的领域，从而在当下行动与期望未来之间建立关联（布洛赫，1959/2012：6、364）。Kuehn和Corrigan（2013）提出“希望劳动”概念，用以描述创意生产者从事无报酬或报酬不足的在线内容生产，来为自己积累社会和象征资本，以期在未来转化为收益。Duffy（2017：2）则用“有抱负的劳动”来描述创意工作者前瞻式的、有计划的和目标导向的文化生产。二十世纪中叶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和政治斗争动摇了政府维持社会就业稳定的劳工保护、就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量工作经历了非正式化、灵活化和失去稳定性的过程（Standing，2014：101、177），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创意工作。在新自由主义和平台化生产的不稳定条件下，创意劳动者往往将当前不稳定的劳动理解为通向未来财富、声誉和职业成功的必要投入（Alacovska，2019；Kuehn & Corrigan，2013）。但这种未来导向的希望也可能使劳动者陷入自我剥削和“残酷乐观主义”（贝兰特，2011/2023： 13）。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单纯从剥削角度批判希望劳动，容易忽视劳动者在不稳定情境中的主体能动性（Alacovska，2019；Hage，2002）。

前述关于希望如何影响当下行动的分析，往往侧重于其面向未来的时间导向，而对过去经验如何塑造当下日常实践的关注相对有限。希望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未被满足的经验与尚未完成的可能性之中（布洛赫，1959/2012：70）。这种对“尚未实现之物”的追求，并非源于对确定未来的把握，而恰恰是在受限与不确定的生活情境中，作为一种对抗困境的生存策略被激发出来（Zigon，2009）。贝兰特（2011/2023：34、207）进一步认为，希望并非总是通向成功的动力，而是一种在糟糕的生活条件中维系生活连续性的情感机制。在此意义上，当下的希望并非脱离过去的投射，而是深受过往困顿经验的驱动，并在日常实践中得以持续（Alacovska， 2018；Zigon，2009）。

日常生活中的希望实践凝结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多重时间取向。它不仅指向理想未来，也是返乡青年基于困顿经历，开展“以当下为中心”的平凡性实践。“平凡性”指涉在有限资源与平台规训下，主体通过情感化嵌入与惯常化实践获取意义的行动经验（布尔迪厄，1980/2003：51；Berlant，2007）。希望因而被常态化为一种适应不稳定的生存策略，通过对生活连续性与安全感的追求，在绝望面前维系个体对时间连贯性的感知。在多重时间经验的转换中，希望在平凡的日常与不凡的憧憬之间持续流动与再生产。

（二）返乡青年成为平台的希望劳动者

由平台中介的数字劳动近年来得到广泛关注，既有研究一方面反思平台资本主义带来的情感剥削和主体异化问题，指出资本通过平台控制生产工具，网络主播的情感成为被组织化操纵和规训后的商品（吴鼎铭，2017；姚建华，徐偲骕，2021）；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强调电商直播和农村类短视频对个体与乡村的赋权意义（吴昭千梦，余清楚，王嘉昀，2024）。返乡青年同样承担着隐性的情感劳动，但与西方数字劳动研究中“个体抱负—市场竞争”的逻辑不同，中国返乡青年的希望劳动往往嵌入国家政策、平台资本、家庭责任与村庄社区等多重结构中（刘战伟，李嫒嫒，刘蒙之，2021；沙垚，李倩，2024）。乡村振兴、创新创业所勾勒的发展愿景，平台资本主义所构建的技术逻辑与算法机制，以及农村社会中的家庭期望、集体责任与村庄社区的情感再嵌入共同塑造着返乡青年的劳动实践。

因此，数字平台并非只是资本剥削与情感异化的场域，也可能转化为个体能动实践与意义重构的日常希望空间（Zhou & Liu，2024）。在返乡青年群体中，希望劳动呈现出不同的时间取向。对于因家庭生计或照护责任而返乡的青年而言，短视频实践首先是一种调适不稳定生活、维系日常连续性的平凡希望实践（刘芳儒，2023；沙垚，李倩， 2024）。但这种平凡实践也可能在流量反馈、粉丝互动和商业机会的推动下，逐渐转向对创业、增收和身份改变的不凡期待。对于以创业、致富和自我实现为目标的返乡青年而言，平台实践承载着他们面向未来、旨在获取经济收益、社会资本和地方认同的不凡希望（苏熠慧，施瑶，2023；周孟杰，2023）。但当流量停滞、收益不稳或家庭责任重新压回日常生活时，这种不凡希望也会回落为维系生计、照顾家庭和继续坚持的平凡实践。由此，平凡与不凡的流动不是线性或单向的，端点与外在的社会情境也不再是静态的，而是相互不断影响而形成的希望空间（刘河庆，2024）。

不论是基于当下的平凡还是前瞻式的不凡，希望都包含未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Snyder，2002）。短视频平台通过功能、算法、商业化逻辑等平台机制不断创造希望的可能性，促使劳动者将虚幻的财富梦落地为真实、可感、可触达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建构希望的可行性，促使劳动者将目光由未来移至当下的具体行动（徐婧，汪甜甜，2021；曾一果，罗敏，2022； Lin & de Kloet，2019）。一方面，平台宣传的开放包容特质和较低的准入门槛，为返乡青年提供了实现希望的平等机会（Lin & de Kloet，2019）。平台的草根网红逐渐成为农村青年的榜样，“成功范例”所提供的量化数据、草根叙事以及平台的技术逻辑与宣传话语（谌知翼，李璟，2022；周敏，刘世鼎，2025），向返乡青年示范了通过短视频平台开拓新的职业方向的可能性。平台展示了通过短视频创作实现希望的潜力，由此完成了对返乡青年 开展希望劳动的初步动员。另一方面，平台多元的商业变现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可靠性。短视频与直播平台不断开辟虚拟礼物、直播带货等多种切实可行的变现路径，为缺少才艺和特长的普通农村青年提供了可行的商业化渠道，并通过流量扶持、运营培训、变现指导等多方面投入为创作者提供成长路径支持（黄淼，黄佩，2021；Tan et al.，2020）。

基于此，本文认为，返乡青年借助平台开展的希望劳动，不仅是为实现未来收益转化而从事的无报酬或报酬不足的劳动，也是立足当下、应对不确定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日常性、平凡性劳动实践。本文首先分析了平凡希望劳动实践以及其情感疗愈意义，其次考察了返乡青年不凡希望劳动的生发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希望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不稳定中的流动性，提出希望并非拘泥于“当下—未来”这一线性时间结构，而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流动交织。

三

研究方法

抖音与快手是基于用户生成内容，提供休闲娱乐、信息获取与分享等内容消费需求的短视频与直播平台。近年来，两大平台均持续推出“三农”内容扶持计划，并通过流量分发、商业化工具和创作者运营机制吸引农村创作者进入平台生态（抖音，2023；快手大数据研究院，2023）。因此，本文选择抖音与快手作为观察返乡青年平台化希望劳动实践的主要场域。

研究数据主要通过在线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得。本文采用理论取样而非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抽样，旨在通过差异化个案识别返乡青年希望劳动实践的流动机制。样本选择遵循最大差异化原则，综合考量了粉丝量层级（头部>100万，腰部10万—100万、尾部<10万)、“三农”作品垂类（日常生活、农技知识、农产品带货、美食）与返乡动机（被动型、主动型）三个维度。在资料收集与分析同步推进的过程中动态调整样本范围，直至新增个案不再生成新的核心概念与分析维度，研究者判断已达到理论饱和。最终，研究确定了19位返乡青年（见表1），在最大限度上覆盖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的主要类型与差异情境。2024年7月至2025年4月，研究者对19个返乡青年账号进行持续性的参与式观察。在此期间，研究者对账号置顶视频以及发布的共计316条短视频和9场直播进行观察，并获取616条直播和短视频作品评论。此外，研究者通过评论互动、加入粉丝团、观察微信朋友圈、网络检索媒体报道等方式获取质性资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返乡青年的行动逻辑，研究者还深度访谈10位返乡青年、2位短视频平台运营者和3位政府干部（见表2）。在19个返乡青年账号中，研究者首先通过平台私信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与10位返乡青年进行40分钟到1小时不等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以面对面访谈、线上会议、微信语音、微信文字的形式进行，访谈话题围绕返乡动因、创作思路、创作困境与调适策略、未来发展等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研究通过多方信息源相互印证，确保研究样本的真实性和数据的可靠性。除返乡青年外，研究者还对2位短视频平台“三农”板块运营者与3位地方政府干部进行访谈，以补充平台和政府视角下的资料。此外，研究者实地调研了3位返乡青年所在村庄，以深入了解其日常生活情境。

最后，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对观察笔记、访谈资料、短视频与直播评论等材料进行系统处理。首先围绕返乡动因、日常记录、情感互动、平台反馈、商业转化和地方支持等内容进行开放编码；随后将相关编码归并为情感疗愈、经济回报、社会资本积累、平台支持、地方嵌入与不稳定调适等核心主题；最后围绕“平凡的希望”“不凡的希望”及二者在不稳定情境中的流动过程展开分析，以呈现返乡青年平台化希望劳动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动态调适过程。

四

平凡的当下：在动荡中疗愈自我

平凡的希望是相对于宏大叙事或远大理想而言的，它并不依赖于对未来乌托邦式的憧憬，而是植根于过去或当下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之中。对“此刻”的维持、对生活中微小改善的追求，以及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的情感疗愈，正是希望的“平凡性”所在（Berlant，2007；de Certeau，Jameson & Lovitt，1980）。返乡青年在不稳定现实中，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创造意义和安全感。而短视频平台所强调的“记录平凡生活”的价值取向，恰为这种日常希望实践提供了媒介空间。

农村青年的返乡动机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既有研究多关注追求创业的能动面向（周孟杰，2023），而忽视了青年返乡的被动面向。对于因婚育健康、家庭责任等现实因素被动返乡的农村青年来说，维持生计的需要、自身职业发展的迷茫与乡村有限的机会共同构成了不稳定的日常。在持久的困苦中，保持希望是唯一可行的实践（Alacovska，2019）。在这种情境下，短视频平台与日常生活深度绑定的移动化、共存化特征，使返乡青年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将原本难以被看见的普通日常转化为可被记录、分享和回应的内容。返乡青年记录日常生活的过程衍生出情感疗愈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希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通过平台化实践逐步塑造出来的生存策略。

短视频由此成为一种重建日常生活希望的疗愈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返乡青年将现实的被动转化为主动的平台实践，并从中寻求情感慰藉和补偿。欣欣是来自山东的一位农村青年，她从流水线工人一直做到企业的中层管理者。2020年，父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欣欣本想接父亲到城里疗养，但对故土的眷恋让父亲不愿意离开家乡。她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专职照顾父亲。以短视频为载体，她将与父母相处的日常定格为数字记忆，正如她所言：“我拍视频也正好给我爸留下点念想。”（欣欣，2024年7月13日）对欣欣而言，短视频将照护压力、悲伤情绪和家庭记忆转化为可记录、可分享、可安放的数字实践，帮助她在回归乡村生活的过程中实现情感嵌入、负面情绪转移与自我疗愈（Alacovska，2019）。希望的疗愈功能正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情感抚慰中，返乡青年在短视频中重建对生活的希望，使悲伤的日常生活也变得可以忍受（贝兰特，2011/2023：19）。

在返乡青年的平台化实践中，希望劳动根植于日常生活，是其应对不稳定处境的重要方式。返乡青年追求一个平凡而可维持的当下，落脚于“此刻”的希望劳动，是他们在有限条件下维系生活连续性的理性选择，也因此具有调适动荡生活的韧性。小志是一位农村青年，大专毕业后，他成为一名玉雕工匠，跟随师傅系统地学习雕刻技法。2022年3月，小志不幸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为了节省开支，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养病，他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了农村老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成为他的最后依靠，但返乡后的小志也陷入无收入、无目标的生活失序状态。在父母的鼓励下，他决定尝试拍摄短视频。他表示：“我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当时我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活下去，也不确定能否赚到钱来治病，于是就没想过其他的，就想着把剩余的生活记录下来，也是想着能给家人留个念想。”（小志，2024年12月8日）

短视频创作促使小志重新获得面对生活的动力。自2022年起，他开始在抖音发布关于农村养病和乡村风貌的视频，并逐渐积累了2.8万粉丝。对小志而言，拍摄短视频的初衷并不完全是赚钱，而是通过日常记录和作品发布重新组织养病期间的生活节奏。在这一情境下，希望劳动促发了个体在绝望面前持续生活的态度与行动决心（Alacovska，2019）。作为调适日常生活的策略，记录生活成为返乡青年在不稳定处境中维系生活连续性和行动耐力的重要支点。

希望劳动中的情感疗愈不只来自创作过程本身所带来的自我满足，还源于平台社区中粉丝的互动反馈以及由此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相较于治愈系文化将个体感受和内心世界的改变作为应对社会问题的方法（袁光锋，黄雯，2023），希望劳动的情感疗愈则不局限于个体化的治疗实践，而更多建立在人际关系和社群互动之上。返乡青年常在短视频作品和群聊中吐露烦恼与苦闷，并通过粉丝回应获得安慰和认同。沙沙是一位远嫁乡村的00后宝妈，在陌生、孤独的乡村生活中，短视频是她弥补情感和社交空缺的途径。粉丝的安慰给予她精神支持：“姐妹，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去做，莫怕，前方就是道路，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就算生了孩子也不要忘记自己，人首先得是自己，其次才是老婆女儿妈妈，要做自己呀。”（观察笔记，2025年4月25日）正如麦金太尔（1981/2003：36）所说，脱离社会角色的情感自我无法构建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叙事，唯有在共同体中，自我才得以被真正理解。在这一过程中，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书写自我，个体身份和处境的共通性激发了粉丝的情感共鸣，他们由此形成具有支持性的情感共同体。这种互动关系成为返乡青年生成希望、维系日常生活的重要来源。

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互动机制，返乡青年与粉丝的情感联结为他们提供了持续的创作动力与生活意义。同时，短视频通过融合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再现家庭空间，使子女的情景性陪伴成为可能（乔丽娟，2024）。在欣欣记录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她与村里老人的互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粉丝的关注。透过欣欣的镜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得以了解父母的生活状况，缓解因地理距离而产生的焦虑与牵挂。在这一过程中，欣欣的短视频账号逐渐演变为一个承载乡愁与个人情感的重要虚拟空间，为在外游子提供了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欣欣获得了在外务工青年的支持，村民的情感激励不仅强化了返乡青年的创作积极性，也为其在乡村社会中的角色重构提供了情感基础，加速融入村庄的进程。

返乡青年在平台中的希望劳动是其在动荡中疗愈自我的情感源泉。在被动返乡与生活中断的背景下，平台作为中介，将个体与家庭、村庄及粉丝连接起来，使返乡青年在持续的情感互动中，维系动荡处境下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在这一阶段，希望并不主要指向明确的未来回报，而是转化为一种支撑当下、使生活得以继续展开的时间性资源。同时，情感疗愈并非情感劳动中单向的情绪输出或情感商品化过程（姚建华，徐偲骕， 2021），而是一种建立在双向互动基础上的自我调适。正是在以当下为导向的希望劳动基础上，个体才得以在后续实践中逐渐将希望转化为更具未来指向的行动想象。

五

不凡的想象：在希望中发展自我

希望劳动为返乡青年不稳定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情感基础，而对可预见的美好未来的追求，则构成了他们后续行动的核心逻辑。平台反馈、流量增长以及地方政策与社会期待的介入，使返乡青年得以重新想象自身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希望不再只是一种支撑当下的情感资源，而逐渐转化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自我发展取向。

在持续的平台实践与情感互动过程中，部分返乡青年逐渐将希望投向更具未来指向的行动想象。小志的病情已经好转，尽管他仍在发布日常生活记录类视频，但是表达不确定和不安感的话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获取收益的渴望。一位粉丝在评论区安慰他：“加油！一切向前看！”小志回复道：“一切向钱看。”他隐藏了之前有关患病的视频，在最新的视频中，表达了振兴乡村的愿景：“农村很淳朴，农民也很勤劳，但始终好像没有握住那把金稻草……希望国家在大力建设振兴乡村之路时能招揽来更多‘领路人’带动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观察笔记，2024年12月8日）小志的转变是他跳出当下、向未来探索的第一步。在平台化实践中，当创作者感知到其账号具有变现的“可能”，便将目光扩展至未来，持续探索通过内容创作实现经济收益的路径。而以创业为导向的返乡青年，其平台化实践本身具有前瞻性的时间导向，承载着面向未来的希望。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短视频平台的助农计划显著提升了乡村可见性，也为返乡青年将个人发展与地方振兴连接起来提供了话语资源和行动机会。

从平凡流向不凡的希望劳动实践中，平台积极构建自身作为希望基础设施的角色，使内容创作者感知到“希望的可能性”（周敏，刘世鼎，2025）。不同于图文视听的媒介环境，短视频平台的两种情境——短视频的影像叙事与直播的实时互动（黄淼，黄佩，2021），提供了返乡青年建构“真实自我”并拉近与其他个体距离的可能（Zhou & Liu，2021）。阿泽是一位农村青年，2021年返乡创业，在传统电商和直播电商间不断摸索，他表示：“拼多多、淘宝能展现的东西很局限，不能像短视频一样，它可以展示产品的（生产）过程，讲农民的故事，让观众更相信我们。”（阿泽，2025年4月26日）阿泽的短视频从不同侧面塑造出一个返乡后艰苦创业、孝顺父母、将优质农产品带出家乡的年轻创业者形象，进一步传递讲信誉、重品质、有人情的品牌价值。而他在直播产品讲解过程中融入与父母和姐弟的互动，不断强化由短视频影像建构起的真实性和亲和感，以获得观众的情感信任，最终将情感转化为购买行为。

更进一步，平台也通过与草根范例的合作编织充满希望的美好图景，强化未来的可及性（谌知翼，李璟，2022；周敏，刘世鼎，2025）。平台举办的“三农”内容创作者活动中的“大博主”经验，以及“普通人也能成功”的平台叙事，为返乡青年提供了可参照、可模仿的对象，使其将成名、创业和增收想象落地为可以通过持续内容生产逐步接近的目标。“拍短视频成本很低，它不需要你投钱，只需要你投入时间、精力和想法，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佳佳，2025年4月29日）小林在短视频中呼吁广大青年返乡创业，吸引了大量有意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的关注：“我也想跟你学习技术”“怎么做短视频，教教我”（观察笔记，2024年8月28日）。成功的范例不仅是前瞻性希望的信奉者，更是为返乡青年制造梦想和希望的意见领袖，带给他们“成名的想象”并吸引其付诸行动。

如果说平台的可供性与榜样示范提供了可感知的美好梦想的“可能性”和“可及性”，以吸引返乡青年入场，那么平台的运营培训、流量倾斜、创作者计划等则进一步具体化了返乡青年触及希望彼岸的行动路径，促使其将远大目标落地为当下的平台实践。作为平台的“补充者”，内容创作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也是合作和共生的（Lin & de Kloet，2019；Zhou & Liu，2021）。只有提升创作者的内容质量与变现能力，平台才能吸引更多用户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收益。乡村振兴与大众创新创业既符合平台市场化逻辑，也迎合了国家战略（Lin & de Kloet，2019）。因此快手与抖音均为“三农”领域开辟专属流量池，如“幸福乡村春耕季”“新农人计划”“乡村生活家”等话题，对农村日常生活与农技知识等“三农”内容提供常态化创作扶持。曾在平台“三农”板块承担用户运营的小月（2025年4月18日）介绍：“我们会给博主发邀请，邀请他们参加这些计划。”带话题标签发布视频，平台会给予激励补贴。另一位曾有平台运营经历的木木详细地解释了扶持计划的补贴标准。“考虑的指标有视频的播放量、点赞量、内容质量，还有用户喜爱度，这几个指标会综合考虑，每周都有排名，排名靠前的（博主）我们会给（现金）补贴或者‘Dou+’。”（木木，2025年4月18日）

除了针对“三农”领域的内容创作与流量扶持计划外，平台也会为部分“三农”创作者提供技术指导、设备供给和资金补贴。在创业起步阶段，农村青年的启动资金及拍摄剪辑、电商运营和品牌对接等能力相对不足，平台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进入直播电商的门槛。在实地调研中，欣欣向我们展示了平台资助她建立个人工作室的情况。“他们联系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骗子……后来（平台）投入了一万多块钱，这些直播的设备都是‘官方’给的。”（欣欣，2024年7月13日）从专业的直播设备到怎么上链接、怎么查询后台数据，平台都会提供技能指导和帮扶。“有官方的人跟你沟通，拍摄遇到什么问题，带货或者直播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会一对一给你解决。”（欣欣，2024年7月13日）在主播掌握直播流程后，为促成商业转化，平台的“特色达人先锋团”通过“筛选—匹配—推荐”机制，让“三农”创作者能够在平台匹配更好的客户商单，实现口碑和收益双赢。令返乡青年意外的、主动的帮扶固然服务于平台扩大“三农”创作者规模、增强创作者黏性和推动商业转化的目标，账号认证等规则即是这类制度设计的一环，但与此同时，这类机制也为返乡青年将未来想象转化为可落地的平台劳动实践，提供了相对可行的渠道。

此外，返乡青年回嵌乡村、带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得到当地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助力其成为地方名人。“地方名人”既是激励他们追求不凡的动力，也成为他们希望劳动实践的行动策略。前瞻式的返乡青年通常会呈现“政策企业家”的形象，通过响应政府乡村振兴战略，展现个人的社会责任，不仅加强了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也吸引了更多粉丝关注。小林是一位从事蔬菜种植的新农人，他以“种大棚”为题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Vlog作品，在抖音平台积累了36万粉丝。2022年毕业后，小林决定回乡创业，他在置顶视频中表示： “我想让更多人看到现代农业，让大家知道农村人能吃苦，我想在大棚里能遇到更多的年轻人……让大家更了解家乡蔬菜，为农业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观察笔记，2024年8月14日）而政府也积极利用他们的可见性资源，鼓励新农人开展助农直播，阿杰所在的地方农业农村局干部介绍：“有哪些拍农村短视频比较火的，县里都知道，政府给他们颁发‘农创客’奖，请他们给农产品带货。”（干部2，2024年7月14日）

返乡青年采取与平台“新农人计划”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等相关政策契合的内容表达策略以展现个人的社会责任，而更为关键的是，与政府的连接成为返乡青年追求“不凡”行动的“社会基础”（吴麟，2024）。“新农人代表”“乡村振兴带头人”“人大代表”等多重身份叠加的关系资源能够提升观众对创作者的身份认同，塑造其超越物质利益的个人形象，在网络中培育广泛的社会信任。在小林、小翔等返乡青年短视频账号的评论区，很多粉丝对他们当前的行动表示支持，如“你在为农业的发展发光，是励志的榜样”“杰出年轻人的代表”（观察笔记，2024年9月5日）。获得粉丝支持和认可是积累个人声誉的重要一步，能够提升个体在线上和线下的社会信任和威望，这也让他们在争取政府支持、高校与企业合作的谈判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返乡青年的“不凡希望”以短视频平台为希望基础设施，获取技术可能性与实践可行性。然而，不凡希望的萌生并非由平台单方面主导，而是在返乡青年的主体性投入、国家乡村振兴与创业政策，以及地方社会结构的共同作用下被持续激活。在平台化实践中，平台与返乡青年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合作共生关系。平台通过发掘优质新农人资源，扩展平台内容多样性；返乡青年则借此连接政府与社会网络，塑造兼具创业者与公共行动者特征的“政策企业家”形象，积累社会资本与公共信誉。政府与社会层面的支持既是返乡青年不凡希望的重要动力，也为其提升公众可见性并巩固发展路径奠定基础。

六

希望劳动：在不稳定中流动

尽管平台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为前瞻式希望提供了可行性与可及性，但希望劳动实践嵌入平台场域之中，不可避免受到平台化逻辑的影响。平台算法的不透明性、流量分配的波动性以及收益转化的不确定性，使内容生产难以稳定通向预期回报，也使希望劳动的时间取向始终处于调整之中。在平台化的不确定性中，返乡青年在当下与未来目标之间不断试探、阶段性推进，亦可能因现实压力而暂时回撤。

返乡青年在平台化的实践中发现，可见性越高并不代表可转化的收益越多。“粉丝（量）和挣钱没有直接关系，不要小看那些几万粉丝的人，他们的变现能力甚至要大于十几万、几百万的。”（羽羽，2025年4月29日）记录农村日常生活的小琪以及欣欣都表达过“平台给的流量没有自然流转化好”。所谓“自然流”，是指由内容本身的情境真实性所吸引的非付费流量。这意味着观众并非单纯被平台分发机制带入直播间，而是在对创作者生活故事、人格形象和商品品质产生信任后，才进一步形成持续关注和购买行为。

因此，希望并不完全由平台化的商业逻辑决定，商业价值能否实现转化，更取决于主播与粉丝之间建立的情感连接与持续互动。粉丝不仅是购买商品，更是在为主播建构的真实性买单（陈曦，贺子阳，2025；Zhao，2024）。为了赢得粉丝的信任与共情，主播借助平台持续建构真实的自我，拉近与粉丝的情感距离，并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塑造“理想中的自我”（徐婧，汪甜甜，2021），进一步发展出类朋友、家人等想象性的亲密关系（Zhou & Liu，2021）。因记录国外打工生活而获得百万粉丝的阿杰回到家乡全职做“三农”直播，在短视频中他温和善良的“好弟弟”形象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获得了粉丝的信任。“支持弟弟，我就喜欢吃你卖的水果，买得放心，吃得舒心。”（观察笔记，2024年12月7日）真实性是获得粉丝关注与信任的基础，而商品品质又会进一步强化信任，巩固创作者自身形象。

面对平台化逻辑和收益转化的高度不确定性，返乡青年将实践重心从被动等待平台流量，转向主动加强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连接，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协商实践。这些实践不仅涉及对平台规则与算法的调适，也包括线上与线下边界的重新划定，以及对家庭与乡村社区资源的动员，使希望得以在不确定条件下持续运作。

首先，返乡青年通过跨平台和多账号运营，规避由单一平台支配带来的不确定性。随着快手、抖音等平台竞争加剧，为吸引创作者，各平台竞相提高待遇、优化规则，使身处其中的创作者获得了一定的平台选择和协商空间。羽羽（2025年4月29日）说： “快手极力地想让我以后只做快手，抖音也希望我加入MCN机构一对一扶持我，但是我这几个都不想放弃，多一份收入就多一份机会，对我们来说这是好事。”创作者基于账号发展规划和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在不同平台间摇摆，以降低账号限流、收益缩水等风险。他们也会在同一平台运营多个账号，以避免账号被封禁而中断收益。沙沙第一个账号因违规直播被封禁“橱窗”后，便将重心转移到“小号”，并逐渐迁移原账号积累的粉丝。虽然内容创作者难以完全逃脱平台化逻辑的规制，但平台也“反向依赖”他们的内容生产，由此为创作者提供了一定协商空间。

其次，线上线下资源互嵌，返乡青年将可见性转化为社会资本和实体资源。“三农”内容生产者积极将在线可见性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在线上与线下的流动中积累社会资本，并由此增强其与平台、政府、企业等主体协商的能力。诚如前文提到的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返乡青年以短视频为纽带，积极调动农户、平台、政府、高校、企业等各方资源，将当下积累的社会资本潜力扩展到未来。小林开发了找种苗平台和电商储货仓，与高校合作开设短视频培训班和售卖经验，扩充人力资本存量，形成开放的信息、技术和知识交流分享体系，逐步发展为在乡村各方资源交汇点的桥接型意见领袖。欣欣的视频亦吸引到当地爱心企业关注，她与当地企业合作，带领村里老人接单手工活，整合了农村闲置劳动力和农特产资源。积累社会资源后，部分青年实现了由内容创作者向实体商户的转变，小翔成立了水果物流公司，建立“高品质水果次日达”的销售模式。“以自己为平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单一平台的依赖。返乡青年横向整合平台资源，纵向延伸至线下，与政府、高校、企业达成合作，将乡土社会资本转化为线上影响力，将平台经济收益投资于实体产业，实现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循环增值，推动其将不凡希望逐渐转化为更稳定的发展路径。

最后，返乡青年在不凡希望受阻时退回平凡日常，为下一步行动积蓄力量。在持续的不确定性中，返乡青年通过对自我处境的反复审视与比较，将日常生活确立为其行动与情感调适的参照。在访谈中，返乡青年均用“坚持”一词表达了对不确定的希望。坚持并非源于对明确成功前景的乐观预期，而是一种在不确定条件下可承受、可退回、并能够继续发展的日常实践逻辑。不确定性是难以避免的，相较于高投入、高风险且信息不对称严重的线下创业，短视频因启动成本较低、风险相对可控，被视为一种有限理性的选择（周敏，刘世鼎，2025）。大飞（2024年12月17日）表示：“刚入行时由于缺少经验被骗，（水果销售）做生意很难，短视频创业成本低，至少不会被坑，损失太大。”在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尝试中，他们逐渐认识到，短视频是有限机会中的可能选择，因此即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也愿意“一步一步走得扎实一点”（小志，2024年12月8日）。

这种坚持的表达使得平凡与不凡的希望交织在一起，返乡青年不再将“希望受阻”理解为失败，而是将其视为平台化实践中的常态性不确定。当通向未来的实践路径受阻时，他们常常会退回学习者和观察者的位置，重新定位自我以应对不稳定因素。阿泽在起步阶段因管理不善，曾一度欠债20万元，“没钱，家里也借不到钱了，就只能想办法找一份工作”（阿泽，2025年4月26日）。在不凡的希望难以达成时，他将短视频记录回归到“平凡的当下”，利用周末回到家乡拍短视频。在此过程中，他也利用平台不断从其他同行的作品中揣摩创作、拍摄和剪辑的技巧，为下一次内容创作积蓄力量。而晓峰在自身账号粉丝增长陷入停滞的情况下，将自己运营短视频账号的经验转化为在就业市场上的技能优势，并成功在家乡找到月薪过万的工作。在平凡与不凡之间，他们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当前的困难，将平台化的创业实践融入日常生活。

此外，基于平凡当下的情感疗愈亦构成支撑返乡青年持续“坚持”的情感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当下维系与未来期待交织在一起，成为他们继续行动的情感支撑。沙沙在违规直播时，就不断有观众提醒她小心“橱窗被封”，但当大号真的无法再获得收益时，粉丝又积极支持她的小号，告诉她拍摄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有流量有收益，并在精神上给予支持：“对自己好一点，别总想着别人。在家带娃还能把账号做起来，你已经很优秀了，坚持一定会有收获。”（观察笔记，2025年4月26日）粉丝的鼓励和支持对因账号被封而失意的沙沙而言又是一种动荡中的疗愈，这种情感疗愈使其当下坚持的行动富有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情感支持不仅服务于收益转化，也具有真实的情感疗愈功能，成为返乡青年在不确定中维系希望和持续行动的重要韧性资源。

平台为返乡青年提供了希望得以展开的基础设施。然而， 平台赋予的“可见性”向实际收益的转化，不只取决于算法分发，而是在创作者、观众、平台、家庭和地方社会关系的互动中得以实现。在平凡与不凡流动的不确定情境中，返乡青年展现出充分的能动性，通过多元协商将自身嵌入更为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而在不稳定环境下分散风险、维系希望。希望，正是在这种跨时间、跨场域的韧性实践中得以延续。

七

总结

研究从希望的过程性视角切入，揭示了返乡青年在短视频平台基于多重时间取向开展的希望劳动实践，阐释了平凡和不凡的希望之间流动交织的复杂状态。面对常态化不稳定的生活，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实践将困苦中的希望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在短视频平台的希望劳动中建构出应对日常生活的韧性。研究跳出既有数字劳动、情感劳动的剥削分析框架，充分认识到返乡青年在实践中展现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实践中隐含着希望劳动的三重流动机制。

首先，情感—时间结构的双向拉动。平凡的希望根植于日常生活，以情感疗愈形成向“当下”的拉力，使行动者锚定于即刻的现实，在不稳定中重建当下生活的希望。而伴随平台反馈、流量变化以及地方政策与社会期待的介入，返乡青年得以重新想象自身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希望不再仅是一种支撑当下的情感资源，更逐渐转化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取向，形成一股向“未来”的引力。而当不凡的希望实践遇挫时，返乡青年则退回平凡的当下，重新定位自我以应对不确定，在平凡的日常中疗愈自我并为未来积攒经验。对日常生活的坚持与对未来突破的渴望，始终处于拉扯、交叠与重新协调的状态。返乡青年在双向拉力的作用下，不断调整其时间重心与情感投入，希望劳动的模式也因而得以不断转变。

其次，平台化与乡村社会逻辑共同推动希望劳动的持续流动。一方面，平台的可供性与榜样示范提供了希望的“可能性”和“可及性”，以吸引返乡青年入场，创作者计划、针对性培训与物质、技术帮扶等则进一步提供返乡青年触及希望彼岸的具体化行动路径。然而，平台内在的不稳定使通向未来的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创作者能动地采取平台间的流动、线上线下社会资源的合作、常态化不稳定性等策略以应对这一挑战。另一方面，村庄社区作为日常生活的载体，是返乡青年安顿身心、抚慰情感的疗愈空间，而乡村振兴与村庄发展的社会需求，则推动他们将个人发展目标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创造相连接，为返乡青年所追寻的“不凡希望”赋予更为丰富的意涵，使希望劳动实践在个体发展与乡村发展之间形成有意义的衔接。

返乡青年的希望劳动，正是嵌于平台与乡土社会所共同构成的中介化结构之中，并在二者之间不断协商与移动。他们一方面响应政府乡村振兴的政策叙事与平台织就的成名想象，试图超越日常、通向一个不凡的未来；同时，又必须持续面对平台化商业和技术逻辑的影响。另一方面，返乡青年通过家庭支持、熟人网络与地方意义的转译，为自身在平台实践的风险中提供缓冲与支撑，希望劳动得以在不稳定中被维系和延展。希望也正是在持续的协商与流动中，被动态地生成，情境化强化并逐步修复、延续与转化。

最后，在上述拉动与中介过程中，个体在自我扩张与自我保护之间不断循环。为了追逐被赋予“不凡”意义的未来图景，返乡青年主动拓展希望劳动的实践边界，例如发展直播带货以实现商业化变现，积极吸纳农户、平台、政府、高校及企业等多方资源以积累社会资本，从而提升自身影响力并拓展话语空间，推动希望的实现。然而，这一扩张过程往往伴随着焦虑、压力与不确定性的加剧。当“不凡的希望”遭遇挫折时，返乡青年转而启动自我保护策略，暂时退回围绕日常生活展开的“平凡的希望”，在不确定中重新定位自我，并在抵抗不确定性的能动实践中强化希望的韧性。自我扩张与自我保护之间的流动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循环实践：它一方面为返乡青年在追求远大抱负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缓冲空间，使希望劳动得以在不稳定条件下持续；另一方面，也通过阶段性回归日常生活实践，促成情感调适与意义重建，为后续行动积累资源。由此，希望在持续的循环中不断被重组与再生产，形成一种以不确定性为常态、却得以延续的再生产机制。

因此，“平凡的当下”与“不凡的未来”通过相互嵌套的流动机制被有机连接。情感—时间的双向拉动，使希望在当下生活需求与未来憧憬之间保持持续张力；平台与乡村社会所构成的中介化结构，则为希望在不稳定条件下的调整与延续提供了现实载体；而个体层面自我扩张与自我保护之间的循环实践，进一步为希望的持续再生产注入内在动能。在三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希望得以在“过去—当下—未来”与“平凡—不凡”之间不断流动、调适与再生。由此，本文超越了将希望劳动理解为单一未来导向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种强调多重时间取向与流动性的希望劳动视角，从而拓展了希望的时间维度并丰富了其理论内涵。此外，通过将平台化理论与希望劳动理论结合，研究也拓展了对返乡青年平台化实践中的主体性理解。尽管平台构建了“希望的基础设施”，但返乡青年并非被动卷入平台资本主义逻辑之中。数字劳动同时嵌入家庭关系、乡村社区、粉丝互动与国家政策等多重社会情境，并在过去经验、当下维系与未来想象交织的时间结构中发展出具有韧性的希望实践。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6期。

本期执编 / 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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