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马力的燃气机车，为何败给6600马力的柴油机？

一九五八年春，联合太平洋把那台新机车接到了奥格登，我的差事跟着一起来：公司让我给它建一本燃料成本账。我的职务不体面，燃料成本员，别人数马力，我数加仑。

头一回站在它跟前，我花了不少工夫才把三节车身看全：前面一节驾驶室，中间一节装着那台燃气轮机，后面拖一只大油罐。

段里的人围着它议论马力，八千五百，单机头一份；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这么大的胃口，一天要吃掉多少钱，吃的是什么价钱的饭。

答案在油罐里。它烧邦克C重油，炼油厂提走汽油、柴油、煤油之后锅底剩下的那层东西，又黑又稠，气味冲鼻，常温下跟沥青差不多，得先加热才泵得动。

装车那天我守在流量表旁边，看黑油慢慢灌进去，再核手里的报价单：便宜得让我核了两遍，比柴油低一大截。公司打的算盘就摆在这两张纸中间——力气最大的车，吃最贱的油。

维修主管埃利斯比机车先到段。他围着转向架转了两圈，又钻到车底下去，出来时满手油污，开口先问油罐满没满。我说满了，顺手补一句：这油便宜得像白捡。

他哼了一声：“便宜我记下了。我关心的是它一个人能不能顶一队人。为凑一趟谢尔曼山的重载，我得提前两三天把三四台柴油机排到一起，再凑齐几班乘务组，哪家晚到半个钟头，整列车就趴在奥格登动弹不得，后头几班货全得跟着挪。这一台要是顶得过去，我夜里能少接一半电话。”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搭在车扶手上，像是不大愿意拿下来。

第二天清晨，它单独挂着六十多节货车往谢尔曼山去。出城不久那声音就上来了——燃气轮机一点火，整条线像有一架喷气式飞机贴着地皮起飞，沿线的窗玻璃和牲口一齐遭殃。

可力气是真给。长长一列货车咬着坡往上走，速度掉下来，又被稳稳托住，一段接一段，没叫帮机，也没停轮。我坐在驾驶室后排，膝盖上摊着记录本，把每一段的油门位置和燃料流量抄下来，写满一页翻一页，翻过山脊时本子厚了一圈。

在山顶那头的会让线停车，埃利斯从机车那头走过来，先绕着走了一圈听排气，然后才问：“跟挂三台柴油机车比，油钱呢？”我把本子递过去，把报价单压在上面。

他看了好一阵，说：“照这个价，这台车养得起。”我说账面也这么说：一台车的油钱、一班人手，顶了过去三四台车、几班人的活，而这锅渣油眼下还没有第二家来抢。

试车这趟的数字，成了我那本账的第一页。我们俩一个省下的是机车和乘务组，一个补上的是账面上的窟窿，理由不同，落点相同：把它用起来。

沿线的人后来给它起了外号，Big Blow，大风箱，一半是服气，一半是告状。那年冬天之前，公司决定照这个样子再订下去。

之后三年，三十台陆续交齐，我的账从一册添成了一柜。为了把它记实，我跟车跑了小半年。在谢尔曼山的长坡上它确实体面：满负荷一路推到底，烧掉的油换回成吨的运量，画出来的消耗曲线是缓的。

窟窿在坡道以外。有一回东行，车在奥格登西边压着信号停了二十来分钟，我坐在仪表底下，看着油耗读数照爬不误——速度是零，它的嘴没停，怠速烧的油跟满负荷差不了多少。司机把手从油门上拿开，朝我摊了摊两只手，意思是：这火我没法关。

进了编组场更难看。五十多米长的身子听调车信号指挥，一格一格往前挪，走一步等一步。它等的那半个钟头里烧掉的油，够它在坡道上多拉出十来英里。等车皮重新编好放出去，我那条曲线的后半截全是直着上去的墙。

投诉跟曲线一起到。沿线镇子的信转到我桌上，说这车一过，窗玻璃嗡嗡响；有个站长打电话来，嗓门盖过排气，问我们能不能让它进站的时候把嘴闭上。

维修那边的账更琐碎：渣油稠，加热器隔三差五结一层焦壳，管线和罐底沉渣，班里的人定期得拆开来清。我去看过一回，一个老技师从加热器里抠出一捧黑垢，摊在手心对我说：“这就是它昨天吃的饭。”

月底我把这些并成一页：哪几趟在信号前空烧了多久，哪几趟在编组场挪了多久，投诉几件，清垢几回。埃利斯从头看到尾，一句没辩。

他把调度图从墙上取下来铺在桌上，铅笔在上面划：“调车的活，以后不派它；信号密、停停走走的短交路，也不派。它只跑长距离重载，从奥格登直放出去，中途少停。”

我提醒他，信号和编组场绕不开。他把铅笔往图上一戳：“绕得开的绕，绕不开的认。总不能让它见天儿在没用的地方张嘴。”被圈出来的那几条线，全通着长坡。

照这个派法跑了几个月，待机时数压下来一截，浪费小了，没消掉——该等的车还得等，该编的组还得编，投诉也还按月来。我在账上看得越来越清楚：公司给它划出一条窄道，道里的活它干得漂亮，道外每一分钟都是白烧的钱。

这道窄划得越准，整支车队就越是拴死在渣油价上。埃利斯的办法救了它，也把三十台车一起押在了“便宜油不会跑”这句话上。

六十年代中期，桌上的报价单先变了脸。石化行业成船地吃重油，塑料和化工原料把过去没人要的锅底货变成了抢手的东西，报价一个季度抬过一个季度。

我把前几年的旧单子翻出来并排贴在一张纸上：渣油和柴油中间那道价缝，眼看着一年窄过一年。

我拿着那页纸去找埃利斯。他正在给一台车的加热器换件，手上的活没停，眼睛先把我那页纸扫了一遍。我说：“当初把它请进来，前提是这油贱。现在这个前提在漏。照这个走法，咱们划的那条窄道还会收窄，我摊开三十台车一年的运行时分算过，耗在道外的比耗在道里的少不了太多。剩下的几段路，未必养得起它。”

埃利斯把手里的活收了尾，擦净手，才接那张纸。他没先看数字，先朝窗外修车线上那排黑车身扬了扬下巴：“三十台车。会开它、会伺候它的人几百号。谢尔曼山的重载明天照样翻山，货运合同不会因为一张报价单改期。”

然后他低头看，看了很久。“我不替它辩护，焦壳我也抠够了。可你不能拿一张报价单，把三十台车和几百号人一次抹掉。要么把三条路都算完：照旧用；改烧贵一些的油；再把线路挤一挤。哪条路通到哪，算出来再说。”

我们就这样把一场涨价变成了一摊核算。我回去重排表格，把三条路并进同一个本子，又跟他商量定了一次掺油试用。走出维修间的时候我想，账还是那本账，只是“渣油便宜”这四个字，从前是前提，从这天起成了问题。

掺油试用做了不止一轮。轻油掺进去，加热器上的焦壳薄了，清垢的工时降下来一些，维修班组先松了口气；可轻油本身贵，掺一成，燃料那一栏就往上抬一截，省下的扳手钱，绕了一圈又从油钱里流回去。

车次也重排了：能并的交路并了，能省的等待省了。但地图就这么大，长得能喂饱它的直坡直道就那么几条，重排到头，省下的东西有限。

那年秋天，我把试用记录、燃料账和维修报告汇成几页，跟埃利斯在维修间里摊开对了一遍。他先认了一头：“积垢确实少了，这个我签字。”

我指着另一栏：“油钱也确实上去了，这个你也得签。”他签了，笔搁下，隔了一会儿说：“那就别再琢磨多养几台，也别再折腾线路了。”

本子合上的时候，我们嘴里的问法都换了：从前问的是它能干什么，后来问的是还能养它几年。公司没有再往燃气轮机上添过一张订单，转过头去等新一代的柴油机。

一九六九年，DDA 40X到了段。六千六百马力，单看数字比大风箱矮一截，可它烧柴油，不用预热，不用清垢，怠速的时候也老老实实地省。

头几趟重载跟下来，我在记录里没找到它接不下的活：谢尔曼山照样翻，长列照样拉，司机也不用再伺候那套加热的家什。

比较会在入秋后开。会前我熬了几个晚上，把三样东西并成一册：渣油报价的走向，三十台车在信号前和编组场里空烧掉的油，维修工时的逐年账；马力那一栏，我放在最后一页。

会上我说得很直：“别先问谁力气大，先问公司还养得起谁。同样一趟重载，柴油机烧得省、修得省；大风箱的力气用得上的路段，只剩账面上勉强扯平的那几条。”

有人提了一句八千五对六千六。我把册子翻到最后一页，说：“差出来的力气，我们如今用不上；燃料那一栏多出来的钱，我们每天都在付。”

又有人问掺油的路子走不走得通，我把秋天核对过的那几页推过去：能少修，不能省钱。

埃利斯轮到最后发言。他没有跟数字作对，先说了柴油机：“山上我看过它们干活，重载接得下来，修起来也省事，这些我认。”然后他把话头从拆掉上转开：“只求一件事。别把三十台全送进切铁的场子。留一台，给后来的人看看，这套东西不是没跑成过——它跑成过，爬过谢尔曼山，是账没跟上它。”

屋里静了一阵，管计划的人翻了翻手里的表，说只要不动替换的安排，留一台做得到。

散会前定下来的就是这几条：车队按替换计划分批退役，走完手续的大多拆解；18号从拆解名单上划出去，留作实物。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

出门的时候埃利斯走在我旁边，说：“你那本册子把他们说服了。”我说：“说服他们的不是册子，是册子后头那张报价单。”他没接这句，走到岔路口拐向车间之前停了停：“18号留着，那本账也别销。”

此后一年多，退役按名单一批批走。大风箱们陆续熄了火，大部分被拖进切铁的场子，割炬的光一晚一晚地亮，修车线一排一排空下来。

我桌上的清单隔几周划掉几个编号，划到最后，没划的那一行只剩18号。

18号办保存手续的时候，交接材料要配齐。埃利斯来我办公室，把话说定：“会上说好的，账也别销。你那本从试车那年起头的燃料账，找出来，跟车一起走。”

我把那本账从档案柜里抽出来，封皮磨毛了：头几页是谢尔曼山试车那趟的坡，往后翻，报价一页比一页高，最后几页是掺油试用那阵子的数。

我在移交单上签了字，看着账跟清单一起装进箱子。他在门口等我封好箱子，说：“机器留给他们看了，它吃什么、吃了多少，也得留个凭据。省得后人光看它个头大，猜不出它为什么不再上岗。”

移交材料上写的去向是奥格登的铁路博物馆，后来18号果然停在了那里，停在灯下，油罐还跟在身后，那本账摆在它能被看见的地方。

它没有败给哪一台机车，也没有坏在哪一处；公司把渣油价、空烧的油、维修的工时和新柴油机的账都算完之后，停止了对它的供养。三十台大风箱，留下的就是这一台机器，和一本记着它饭量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