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北平城外炮声渐息，城内却有一场更难的较量：如何让这座古城免遭战火。此时的冯钦哉身在北平，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没有随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撤。
蒋介石曾提醒他，西安事变时没有执行命令，如今留在北平，恐怕会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冯钦哉没有争辩，只回了一句：“共产党不杀俘虏，我不走。”
这句话看似平淡，背后却有他的判断。北平是一座千年古城，城内人口密集，守军与解放军一旦交战，损失难以估量。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处境已经十分被动，继续坚守，既难改变战局，也可能让百姓和古城付出代价。
冯钦哉并非临时起意。他早年参加反袁斗争，1914年曾在包头组织起义，失败后受到通缉。袁世凯称帝时，他又在陕西组织讨袁队伍。那些经历使他很早便形成了一个鲜明性格：敢作敢当，但不轻易服从自己认为错误的命令。
后来，他在陕西靖国军中与杨虎城相识，并逐渐成为杨部的重要将领。1926年，吴佩孚部队进逼西安，冯钦哉率部奋战，帮助守军稳住局面。此后，他又参与中原地区的军事行动，凭战功升任师长，得到蒋介石注意。
蒋介石欣赏他的勇猛，冯钦哉却不是一味迎合的人。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他率部急行军奔袭唐生智部，取得驻马店战斗的胜利。蒋介石曾当面称赞他是“虎将”，还给予重赏。冯钦哉借机表示，若去打阎锡山，自己愿意担当先锋。话说得直，甚至让蒋介石一时无从应对。
这种直性子，也表现在抗日问题上。九一八事变后，冯钦哉对国民政府仍把主要力量用于内部争斗颇为不满。1933年热河失守，他主动请缨北上，率部出潼关，参加长城沿线的抗战。
当时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政府却准备对其施压。冯钦哉明确表示，冯玉祥是在抗日，自己不能带兵去打抗日部队。此举未必符合上级意图，却说明他心中的轻重次序十分清楚。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命令他进驻潼关，阻挡中央军进入陕西。冯钦哉拒绝照办，也不愿接受张学良的指挥。他对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的表现一直不满，因此在大荔与各方来人会谈时，提出了自己的三条底线：不参加共产党，不拥护张学良，也不与中央军交战。
这次选择改变了他的军事道路。冯钦哉的部队后来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脱离杨虎城原有系统。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再次率部北上，参加娘子关等地的战斗。部队伤亡不小，番号几经调整，但仍在晋东南地区与日军作战。
有意思的是，冯钦哉与八路军将领交往较多。朱德、彭德怀等人重视统一战线，双方官兵有过接触，冯钦哉还请彭德怀讲解游击战经验。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他更加疑忌。1939年冬，冯钦哉被调任第一战区副长官，实际兵权被削弱。
失去部队后，他多次要求重返前线，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排。抗战胜利后，他担任过察哈尔省政府相关职务，后来又在华北地区任职，但更多只是挂名。到北平被围时，他已经清楚，自己在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傅作义准备与解放军谈判时，需要一位资历深、熟悉西北情况，又能取得各方信任的人参与沟通。冯钦哉想到邓宝珊，便出面邀请。邓宝珊随后抵达北平，参与和平谈判。1949年1月，北平守军接受改编，城市得以和平解放，冯钦哉的奔走起到了实际作用。
北平解放后，有关方面曾多次征求冯钦哉的意见，希望他出来担任职务。他却一再推辞，说自己只想做普通百姓，并表示蒋介石曾提拔、重用过他，自己不能在此时转而替对方效力。
邓宝珊等熟人劝他，他仍说：“蒋介石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能对不起他。”他还以明末遗民傅山自比，认为官职可以不要，做人不能失去信义。这个决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也反映出旧式军人的伦理观念。
不过，冯钦哉并没有永远拒绝参与社会事务。1956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开始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也关心国家统一问题。只是这与担任军政要职不同，更接近一名普通社会成员的选择。
1957年后，他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晚年生活受到影响。1961年因病保外就医，1963年病逝于西安，终年七十四岁。这个曾经率部作战、拒绝南撤，又促成北平和谈的国军将领，最终没有成为任何一方权力体系中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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