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5年，我二十二岁，从豫东农村跑到郑州城郊一处建筑工地搬砖。
祁凤兰四十九岁，比我大了整整二十七岁。
工地上的人都叫她"祁姐"，她扛水泥袋子从不换肩，脚底稳得像钉进了地里，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像是从苦日子里磨出来的女人该有的眼神，太静，太远，像一潭你摸不清深浅的湖水，往里看，只看得见自己的影。
为了省下每月八块钱的宿舍费，我们合租了工地西边一间四处透风的砖瓦平房，对外说是夫妻，各睡各的，用一条掉了线头的旧军毯隔开。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笔各取所需的账，直到那个她喝了半斤苞谷烧、背过身没吭声却抖着肩膀的夜里，事情变了样。
同房那晚，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她却侧过身来，拉住我的臂，压低声音说了句："别缩手缩脚，做事要有个做事的样子，别让我小看你。"
我脸热得没法抬头。我以为她是嫌我年轻，嫌我什么都拿不出手。
后来才明白，那句话根本不是说这件事。
那往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同房，一天最多七次，她从不多说一个字，事后照样各归各位，军毯一拉，两个世界。
她不问我从哪里来，我也从不问她的来路。
她识字，心算比账房先生还快，夜里有时伏在煤油灯下写什么，我走近，她把纸往褥子底下一塞，只侧脸说一句："睡你的。"语气不高，却是不容绕过的。
六个月后的一个清早，我醒来，军毯那边空了。
她的旧铺盖不见了，搪瓷碗不见了，连我托老乡从县城带回来、专门放在她枕边的那双新布鞋也一道不知去向。灶台边压着一张纸，字迹端正，没有落款，只说让我别费心找，说谁也不欠谁的。工头说她头天后半夜就把工具还了，那个月的工钱一分没领，走时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找了六天，问遍了长途站和周边几个乡镇，什么都没有。像一阵风，来过，散得连痕迹都不留。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走，也不知道她究竟是谁。直到四年后的一个下午，我正蹲在脚手架下拌灰，工地外头忽然传来一串绵密的喇叭声——
先拐进来的是一辆黑色轿车，漆面亮得能照出人影，后面紧跟着八辆，一字排开停在工地门口，司机清一色深色西装，下车时连关门都是轻手轻脚的。
01
我叫徐来顺，豫东扶沟县人，家里兄弟四个，我排老三。
1985年春上，村里的地分了第二轮，我家那几亩薄田刚够糊口，连娶媳妇的彩礼都攒不够。我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抽了一锅又一锅，最后扔掉烟杆说了句："老三，你腿脚灵，往城里走一趟，别在这块地里耗死。"
我当天就收拾了铺盖卷，跟着同村的两个后生搭上了去郑州的长途班车。
那辆车晃了整整七个钟头，我晕得吐了两回，下车的时候两腿发软，站在郑州火车站广场上，看着人来人往，耳边全是陌生口音，兜里揣着四十三块钱。
工地是一个叫老宋的老乡介绍进去的。老宋在郑州混了七八年，认识工头，说这处工地包吃，日结工钱，干一天算一天。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跟着他去报了名。
工地在郑州城郊，盖的是一排四层楼的住宅，工头姓马，人称"马爷"，脸上一道旧疤从左颧骨扯到下巴，说话声音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粗砺带刺。
我第一天搬砖，从早搬到天黑，两只手磨出了七个血泡，晚上连筷子都端不稳，端着碗蹲在工棚外头，手一抖，汤撒了半碗。
就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祁凤兰。
她坐在工棚外头的矮凳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缝什么，针脚细密，手法利落，不像个干体力活的人该有的样子。旁边的老工友压低声音跟我说："那是祁姐，你别去招惹她，惹不起。"
我当时没多想，端着碗蹲到她旁边两步远的地方吃饭。
她抬头扫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缝，没说话。
我鼓起勇气开口："大姐，您也是河南人？"
她没抬头："不是。"
"那是哪儿人？"
"哪儿人跟你有关系？"
我噎了一下，把剩下半碗饭闷头扒完，再没开口。
那之后将近半个月，我们都是这个状态——偶尔搭两句，搭完了各走各的，像两条平行的线，不交叉。
我注意到一件事：工地上的人，不管男女，干活的时候都爱嚷嚷，嗓门大，报怨多，唯独她不一样。她扛着水泥袋子，一步一步走得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不苦，也不轻松，像一台机器，只是在运转，旁边的事情跟她没关系。
但有一回，一个外地来的小工，才十六七岁，扛不动袋子，袋子滑脱摔在地上，被马爷劈头盖脸骂了一通，那孩子蹲在地上，不说话，眼圈红了。
祁凤兰走过去，把滑脱的袋子扛起来，搭在自己肩上，对那孩子说了一句："起来，跟着我走，别让他看见你跪着。"
那孩子站起来，跟在她身后。
马爷骂了半句，被她背影一堵，后半句没骂出来。
我站在旁边，把这一幕看完，没说话。
02
合租的事，是我先提的，但提出来之后，我自己都没料到她会答应。
工地宿舍是大通铺，十几个人挤一间，鼾声、脚臭、半夜说梦话，我实在睡不惯。老宋指着工地西边说，附近有户人家出租房间，砖瓦平房，一间八块钱一个月。
我当时一个月工钱才三十二块，八块钱掰出去就肉疼。
我壮着胆子走到祁凤兰面前："祁姐，我跟你说个事。"
她正在往工具箱里归置东西，没抬头："说。"
"那边有间房，八块钱一个月，咱俩要是对拼，一人四块，比住宿舍还便宜。"
她停了一下，侧头看我："你知道我多大岁数？"
"知道，四十九。"
"你多大？"
"二十二。"
她盯着我看了有五秒，那种眼神不是审视，更像是在称一件东西的分量，称完了，她开口："对外说夫妻，行不？"
我愣了一下："对外说夫妻？"
"你听不懂话？就是省钱用的，别想多了。"
我摸了摸后脑勺："行，成。"
她轻哼了一声，重新低头归置工具，没再看我。
就这样，我们搬进了那间砖瓦平房。
房间不大，一张旧木床，一个土灶，窗户用旧报纸糊着，风一吹哗哗响。她把木床让给我，自己在地上铺了旧铺盖，我说不像话，她说她从前睡过比这更硬的地方，没什么不习惯的。我搬来了工地上闲置的一块门板，垫了两块砖，给她拼了张临时铺，她也没拒绝，只是说了句："手还算巧。"这算是她给过我最早的一句夸。
白天我们各干各的，她扛水泥，我搬砖，中午饭各打各的，互不干扰。晚上回去，她拉上军毯，我躺在门板铺上，两个人隔着一块布，安静得只听得见外头虫鸣。
有一回，我说着说着问她："祁姐，你老家在哪儿？"
她沉了一会儿，说："没老家。"
"怎么会没老家？"
"有些人，就是没老家。"
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也没再追。
合租第三周的一个傍晚，我收工回来，发现她坐在门板铺边上，正拿着一块布擦我昨晚磨破的手。我没进门，站在门槛边看着，她察觉了，抬头说："进来，别杵着。"
我进去，在她旁边坐下，伸出手。
她没说话，接过我的手，把破皮的地方用盐水擦了，又拿出一小截旧布条缠上，动作利落得像处理过很多次伤口。
我忍不住问："您哪儿学的这个？"
她停了一下，说："以前学过点。"
"学医的？"
"学什么都不是。"她把布条打了个结，"手不疼了？"
"不疼了。"
"那行了。"她站起来，去灶上烧水，背对着我，话题就这么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门板铺上，盯着头顶漏风的瓦片，想了很久，想不明白一个在工地扛水泥袋子的女人，手法怎么能那么稳，那么熟。
工地上有人背后嚼舌根，说我们俩的闲话，有人冲我挤眉弄眼，问我"祁姐怎么样"，语气很下流。
我当时拿了块砖头扔过去，没打着人，砸在墙上崩了一个坑，我指着那人说："再嚼一个字，下次我不扔砖头，我扔锹。"
那人缩了脖子，此后再没人敢在我跟前说什么。
祁凤兰后来好像听说了这件事，那天晚上她罕见地先开了口："你今天发什么火？"
我说："有人说闲话，烦得很。"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从自己的布包里摸出一个搪瓷缸子，往里倒了点苞谷烧，推到我这边："喝一口，消消气。"
那是她第一次主动往我这边递东西。
那杯酒烈得很，我喝下去，胸口烧了半天，但心里那股子憋屈散了大半。
03
事情变，是从一个落雨的夜里开始的。
那晚工地停工，雨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漏风的窗缝呜呜地叫，我躺着睡不着，隔着军毯听见她那边有动静。
不是翻身的声音。
我侧过身，透过军毯边缘的缝隙，看见她坐在灯下，手里捏着一样东西，是一张叠得很小的纸，或者是什么旧物，看不清楚。她就那么坐着，低着头，一动不动，煤油灯的火苗在她脸侧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土坯墙上。
那样子，不像是在看东西，更像是在跟什么人道别。
我没出声，闭上眼睛，假装在睡。
等我再睁眼，灯已经熄了，她那边也没了动静，但那张纸，不知道被她收到了哪里，第二天一早，什么痕迹都不剩。
第二天早上，她出来的时候眼睛有点红，但表情跟往常一样，梳着头发，系好围裙，开灶烧水，动作利落，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我端着碗坐下，问她："昨晚没睡好？"
她头也不抬："睡得挺好。"
"眼睛红的。"
她停了一下，转头看我，随即压下去了："风吹的。"
我没再追，喝完水出了门。
工地上有件事让我留了个心眼。
马爷那天拿着账本找她核数，工地上有批料不对数，他让她算，她接过账本翻了两页，抬头说："第三页第二行，少记了半车沙，你自己知道钱在哪儿。"
马爷脸色变了变，把账本夺回去，快步走了，那晚他没再进我们那片工区，此后再没提这件事。
我当时站在旁边亲眼看见，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砖多搬了两趟。
那天晚上我忍不住问她："祁姐，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在灯下削一根铅笔，头也没抬："搬砖的。"
"之前呢？"
"之前也是搬砖的。"
"祁姐，你哄我呢。"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很淡，很短，像一根火柴划过，亮了一瞬就灭了，但那一瞬让我记了很久。
她说："顺子，有些话，知道了对你没好处，不知道，你过得反而踏实。"
"我不怕。"
"我知道你不怕，"她重新低下头，"但我怕。"
那句话，我回味了很久，没明白。
有一天傍晚，一个新来的外地工人，喝了点酒，在工棚外头拦住她，说了几句下流话，伸手去拉她的袖子。
她没躲，侧过身，反手把那人的手腕扣住，往下一压，那人疼得立刻弯了腰，龇牙咧嘴，嗷了一声。
她俯下身，对着那人耳朵说了句："下次再动，我断你手指。"
语气不大，但工棚外头一圈人都听见了，没一个人吱声。
她松开手，拍了拍围裙，走了，脚步跟平常一样稳。
我站在旁边，把这一幕看完，把手里的砖放下，心里有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往深处沉了一寸。
04
一起住的第二个月末，那件事发生了。
那天工地提前收工，马爷说明天有检查，让大伙儿散了。我和她早早回到平房，她在灶上烧了两个菜，还烫了一壶苞谷烧。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开这么大的荤，只知道那晚她一个人喝了将近半斤。
我喝了两口就不行了，搁下杯子，看着她一杯一杯往下灌，眼神越来越深，越来越远，像在看什么我不在场的东西。
"祁姐，"我轻声开口，"你今天怎么了？"
她没说话，抬起杯子又喝了一口，然后背过身去，扶着墙，肩膀动了动。
那种声音是压着的、细碎的哽咽声，死死咬住才漏出来一点，听起来比任何嚎啕大哭都让人难受。
我坐在那里，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就那么干坐着，看着她背影发抖。
过了很久，她转过身，眼睛红了，但脸上硬撑着一种什么都经历过了却又偏偏撑不住的那种样子。
她看着我，声音沙了一点："顺子，你怕我吗？"
我说："不怕。"
"我比你大二十七岁。"
"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知道你是祁姐。"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最后低下头，说了一句："那就过来。"
那晚之后，那块军毯还挂着，但形同虚设。
从那晚起，直到她离开，那段时间里，有时候一天七次，有时候一天一次，她从不说什么缠绵的话，事后照样翻身，各归各位。
但有几次，她睡着了之后，我侧过身看她，发现她眉头是锁着的，睡着也是锁着的。
有一回我鬼使神差地伸手，想替她把那道褶子抚平。手还没碰上去，她眼睛就睁开了，看着我，不说话。
我把手缩回来，说："没事，睡吧。"
她看了我一会儿，重新闭上眼睛，说了一句话，轻得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顺子，你是个好人，但好人在这世上不好过。"
我没接话。
那句话后来在我脑子里转了很多年，越转越沉。
05
第四个月的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个陌生人。
那人不是来干活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了个黑色人造革包，在工地外头踅摸了一下午，不进来，就在外头转。
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眼神对着工地里扫了好几次，每次扫到我们这块区域就停一下。
晚上我回去跟祁凤兰说了，她听完，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问我："什么长相，多大岁数？"
我描述了一番，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后工地外头有生人，告诉我。"
"怎么了？"
"没怎么，就是说一声。"
第二天我刻意留了个心眼，那人又来了，还是中山装，还是在外头转。这次我走近了些，他见我往他那边走，脚步一顿，转身走了，走得很快。
我追上去喊："喂，你找谁？"
他头也不回，拐进了旁边的小巷，消失了。
我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了祁凤兰，她的脸色比昨天更难看，只是嗯了一声，没说别的。
那天晚上她坐在灯下，把之前那个写满字的小本子拿出来，用一块旧布仔细包了好几层，又用细绳扎紧，放进了铺盖卷最里面，动作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重要的事。
我问："整理东西？"
她说："嗯。"
我盯着她的背影，没再开口。
过了两天，她突然在吃饭的时候开口："顺子，你认识老宋吧？"
"认识，怎么了？"
"我有个布包，想放在他那里存几天，你帮我带过去，就说是你的东西，别提我。"
我看了她一眼："为什么不能提你？"
她停顿了一下，说："你别问那么多，帮我带过去就行。"
"那布包里装的是什么？"
"你的事。"她把碗放下，站起来，"帮不帮？"
我说："帮。"
我把那个布包带给了老宋，老宋掂了掂，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我的东西，放你这儿几天。"
老宋没再问，往床铺底下一塞，点了点头。
那晚我回到平房，祁凤兰正坐着，手肘撑着桌沿，盯着煤油灯的火苗发愣，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那么坐着，一声不吭。
我倒了杯水放在她手边，说："祁姐，有什么事你说一声，我虽然没本事，但力气还有两把。"
她低头看了看那杯水，过了一会儿，抬头对我说："顺子，你记住一件事。"
"什么事？"
"以后要是有人问起我，你就说不认识。"
"为什么？"
"就这样。"
她端起那杯水喝了，然后站起身，去灶上热剩饭，没再说话。
那晚她睡得很晚，我迷迷糊糊将睡未睡的时候，听见她翻身的声音，再然后是长时间的寂静。
第二天一早，那中山装男人没再出现，以后也再没出现过。
06
她走的那个清早，我没听见任何动静。
睁眼的时候，她那边的铺已经空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铺盖不见了，搪瓷碗不见了，墙角挂着的那件灰布工装也不见了。
灶台边压着一张纸。
我走过去，展开来看，上头只有一行字：
"不要找我，谁也不欠谁的，你好好过。"
字迹端正，力道均匀，不是仓皇出逃时的潦草，是那种胸有成竹的、决绝的端正。
我站在那里，纸在手里捏了很久，没能挪脚。
后来我去找马爷，马爷说她头天后半夜就把工具还了，一声没吱，那个月的工钱一分没结，走时连零嘴都没带一包。
老宋跑来问我："祁姐怎么了？"
我说："走了。"
"去哪儿了？"
"不知道。"
老宋沉默了一下，说："这个女人，从来就不是寻常人。"
我找了六天。
长途汽车站一个窗口一个窗口问过去，第三天，一个卖票的老大娘说，前几天好像有个女人，"不像是来买票的，坐在候车室角落里坐了好一会儿，走的时候没买票，像个干部一样。"
我追着问："什么长相，多大年纪？"
老大娘摆摆手："我一天见多少人，记不住，记不住。"
我站在那候车室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站了很久，最后走出去，继续往下一个地方找。
周边的几个乡镇挨个走了一遍，什么都没有。像一阵风，来过，散得连痕迹都不留。
那六天我没吃什么东西，回来以后在工棚里坐了半天，老宋进来看了我一眼，放了个馒头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出去了。
我把那张纸叠好，压进了搪瓷缸子底下。
还有一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
老宋后来把那个布包还给了我，说祁凤兰那天走之前，半夜里来取走了，没留话，只说让他转告我："东西取走了，你别惦记。"
我把布包捏了又捏，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那绳子解开了，布包是空的。
往后四年，我换了三个工地，从郑州转到洛阳，又从洛阳到了开封，后来又回了郑州，还在搬砖，还是一天一天地干，挣了钱往家里寄，寄完了继续干。
有一年过年，我从工地回家，母亲问我："在外头有没有遇到什么人？"
我想了想，说："没有。"
说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只是开了口，就再没能收回去。
日子流水一样淌，把什么都淌淡了。
但有时候，半夜不知道为什么醒了，躺在大通铺上，听着周围的鼾声，我会想到那间漏风的砖瓦平房，想到那块掉了线头的旧军毯，想到她说过的那句：
"好人在这世上不好过。"
四年过去了，我以为这件事已经搁下了。
直到1989年秋，我在郑州城郊的一处新工地上重新落脚，正在脚手架下拌灰的那个下午，工地外头响起了一串绵密的喇叭声。
我直起腰，把手里的铁锹插进灰堆，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九辆车，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旁边的小工凑过来低声说："哪来的大老板？"我没答他，盯着从第一辆车上下来的那个年轻女人。
先拐进来的是一辆黑色轿车，漆面亮得能照出人影，后面紧跟着八辆，一字排开停在工地门口，司机清一色深色西装，下车时连关门都是轻手轻脚的。
工地上所有人都停了手，就连一向吆喝不停的工头也闭了嘴，一圈人都盯着那一排车发愣。
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穿着剪裁利落的深色西装裤，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工地的土路上，步子稳，不急不慢，眼神往工地里扫了一圈，然后径直朝我走过来。
年轻女人走到我跟前，先低头看了一眼我胸口别的工牌："你叫徐来顺？"
我手上全是灰浆，没伸手："你们找谁？"
她没答话，从皮包里抽出一张照片递过来。照片上的祁凤兰没穿灰布工装，她端正坐在一间宽亮的办公室里，发髻梳得一丝不乱，面前摆着一块我认不清字的铭牌。
那张脸比我记忆里的年轻，又比我认识的她陌生，像是同一个人，又像是彻底换了一个人。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年轻女人问。
我喉头发紧："四年前她就走了，走之前没跟我说去哪儿，你们是什么人？"
她神色微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男人把工头和旁边的工友支开，领我走到最后一辆车旁边，压低了声音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讲，祁女士这些年一直在找一样东西，我们查过，她这辈子真正信过的人，只有你一个。"
"她到底是什么人？"我问。
男人沉默了片刻，往前凑近半步，贴着我的耳朵，说出了一个名字，又说出了一个身份。
我手里的铁锹柄脱了手，磕在地上，扬起一蓬灰，半天，我接不上一句话。
这个真相，让我的认知彻底崩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