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脱党投敌的国军官员，建国后致信毛主席深刻忏悔，北京复电欢迎其北上！

1949年10月，北京新城初定，包惠僧却在澳门反复斟酌一封家书。他要写给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所问的并不是职务安排，而是一个离开组织二十多年的人，还有没有资格回到故土。

这件事传到北京后，并没有立即形成结论。包惠僧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又曾在国民党方面任职，身份颇为特殊。周恩来拿到信时，想起的不是一句“脱党”便能概括的评价，而是1927年南昌城外，那位病倒在行军路上的旧战友。

包惠僧189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青年时期，他在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到武汉从事新闻工作。那几年，他常以笔名撰文，批评军阀横行和社会不公。文字犀利，性情也直，报界有人称他“包大炮”。

1920年，陈独秀到汉口演讲，包惠僧前去采访。两人谈到中国的出路，话题很快超出了新闻采访的范围。陈独秀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包惠僧则从一个激进的报人，逐步走向了革命队伍。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包惠僧受委托参加会议，成为十三名代表之一。会场上的他年纪不算大，却有新闻工作积累的敏锐判断。那次会议，也让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此后，包惠僧在武汉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保持联系。毛泽东在武汉活动期间，曾在包惠僧处暂住。那不是泛泛之交，而是共同经历过险境、共同讨论过革命道路的同志关系。

国共合作后，包惠僧进入国民党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训练班委员、政治教官等职。1925年，周恩来前往前线，黄埔军校政治部一度由包惠僧主持。后来，他又参与北伐时期的军政事务，个人声望达到高点。

有意思的是，职位越高，局势越险。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方面的政治空气也迅速恶化。汪精卫集团随后走向反共，曾经并肩合作的局面彻底破裂，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捕杀、监禁。

包惠僧不是没有愤怒，但他对革命前途产生了动摇。南昌起义前后，他曾赶赴部队，却因病倒在撤退途中。周恩来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安排人照料，还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周恩来临行前说：“养好身体，再设法归队。”

遗憾的是，这次分别后来成了人生的转折。包惠僧养病后没有重新联系组织，而是辗转谋生。1928年以后，他先后在国民党方面任职。1931年，蒋介石任命他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并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这些职务听起来体面，实际并未带来真正的信任。蒋介石既看重他的经历，又防备他的背景，包惠僧始终处在被利用与被提防之间。后来，他还做过人口方面的文职工作，政治上逐渐边缘化。

1948年，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包惠僧带家人离开大陆，暂居澳门。生活拮据，加上多年漂泊，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提笔写信，承认当年意志动摇、脱离组织的事实，请求中央允许他回国。

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共同讨论此事。董必武熟悉早期党史，周恩来了解包惠僧的性格和经历。几个人都清楚，他确实离开过组织，也在国民党方面任职；但他没有参与反共屠杀，也没有出卖党的核心机密。评价一个人，既要看错误，也要看错误的性质。

毛泽东听完意见后，作出决定：“可以回来。”周恩来随即给澳门复电，表示欢迎北上。1949年11月，包惠僧携家人抵达北京，老战友们为他接风。席间，他始终神情拘谨，担心等待自己的会是一场严厉审查。

周恩来见状，故意说道：“你过去不是普通党员，总得给党一个交代。”包惠僧立即表示愿意写检查。周恩来随后解释，组织并非要他反复表白，而是希望他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重新熟悉党的历史和新社会的制度。

1950年冬，包惠僧完成学习。此后，他先后担任内务部门研究人员、国务院参事。那封写于澳门的信，没有抹去他曾经的选择，也没有把脱党说成无关紧要；它留下的，是一个老党员对自己人生失误的承认，以及中央对历史人物区别对待的审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