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已经切干净,复查也没看到肿瘤,医生却建议再做一次介入。患者难免犹豫:刚挨过一刀,为何还要治疗?对部分乙肝相关、复发风险较高的肝细胞癌患者,术后辅助介入有研究支持;但是否值得,必须把病理风险和剩余肝功能一起看。
先确认医生说的具体是什么。本文讨论经动脉化疗栓塞,简称TACE:通过血管内的导管,把化疗药物和栓塞材料送到肝脏相应动脉区域。它与单纯灌注化疗、消融、放射性微球治疗并非同一种操作,不能因为都被叫作“介入”,就把疗效数据混着用。
同样的操作名称,治疗目的也可能不同。肿瘤无法切除时,介入可以用来控制已有病灶;手术后发现复发时,介入属于复发后的治疗;而这里讨论的是根治性切除后,没有发现明确残留病灶,为降低以后复发风险而做的辅助治疗。决定前先问清自己处在哪个场景。
一项值得了解的中国随机试验,发表于2018年《临床癌症研究》杂志。它是已经发表多年的临床证据,本文按患者治疗选择进行回顾,不把它包装成刚出现的新疗法。研究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讨论对象是乙肝相关肝细胞癌,不包括肝内胆管癌或其他癌症的肝转移。
这项研究共纳入280人,辅助介入组和不做辅助治疗组各140人。入组并非只要求“做过手术”,还要求达到研究规定的根治性切除标准,并具有中等或较高复发风险。中等风险是单个肿瘤大于5厘米、没有微血管侵犯;高风险包括单个肿瘤伴微血管侵犯,或有两到三个肿瘤。
微血管侵犯是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发现癌细胞进入小血管,和影像报告上能看见的大血管癌栓不是一个概念。听到“侵犯”也不等于已经确定全身转移。它的意义在于提醒治疗团队:眼前肿块虽然切掉,今后复发的可能性仍需认真评估。
研究最先要回答的是无复发生存,也就是治疗以后保持没有复发的情况。两组三年无复发生存率为56.0%和42.1%,绝对相差13.9个百分点;三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2%和77.4%,绝对相差7.8个百分点。总生存属于次要终点,不能与主要终点不加区分地宣传。
把这些数字翻译给家属听:在研究所代表的人群中,三年这一时点,辅助介入组每百人约多十四人处于无复发状态,约多八人存活。这是两组生存率估计的差异,不是医生能够提前指出哪十四人一定获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多活固定几年。
更不能把无复发生存率直接叫作治愈率。三年没有复发,不代表以后永不复发;三年仍然存活,也不意味着这段时间没有接受其他治疗。评价一个方案,既要看是否减少复发,也要看生存、治疗负担和身体恢复,不能只挑最大的那个数字。
这项试验报告,辅助介入后没有出现三级或四级毒性。 但这种表述仅限研究中经过筛选的人群及其治疗条件。它不能保证每家医院、每种药物组合、每位肝功能受损患者都没有严重风险,更不能转写成“介入没有副作用”。
我国2026年版《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也把具有术后中、高复发风险因素的患者列为辅助介入的考虑对象。与此同时,指南强调保护肝功能、严格掌握适应证与禁忌证,并列出发热、疼痛、恶心呕吐、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
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病理越让人担心,越值得讨论追加治疗;身体越虚弱、肝功能越差,越不能只凭“怕复发”就立即加上治疗。复发风险与治疗耐受性是两个问题,前者高,并不能自动替后者开绿灯。
肝脏既是肿瘤所在的器官,也是维持日常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业资料提醒,肝功能已经失代偿时,化疗栓塞可能增加肝衰竭风险。 因而需要评估剩余肝脏的工作能力,不能仅凭伤口愈合、能够吃饭,或者某一次转氨酶正常,就认定可以承受介入。
复诊时,可以把手术记录、完整病理、出院后增强影像和近期化验一起带上。请医生指出推荐治疗的具体依据:是微血管侵犯、肿瘤多发,还是其他复发危险因素?接着再问,肝功能恢复到什么状态才适合开展治疗,出现怎样的变化需要推迟或调整。
如果自己的肿瘤很小、单发,病理没有研究所说的高危条件,就不能直接套用上述获益数字。反过来,如果已经发现残留、复发或肝外转移,也不能把问题简单说成“要不要做一次预防性介入”,而应重新完成分期和整体治疗评估。
这份旧研究还有边界。它来自单一中心,针对乙肝相关患者,不能直接证明其他肝癌病因、不同复发风险人群都会得到同样的绝对收益。当年的研究也没有替今天每一种药物、每一种联合方案做过比较。有人推荐额外加入免疫或靶向药时,应另外询问支持该组合的证据。
“做多少次”同样需要单独讨论。某项辅助治疗有效,并不等于反复做得越多越好。患者应让团队写清这次治疗的目的、复查项目、下一步判断依据,而不是把一次决定变成没有终点的疗程。每次增加治疗,都应重新考虑收益与身体代价。
肝癌术后的管理也不应只围着介入转。乙肝患者需要继续规范的肝病管理,按医生安排用药和监测,不能因为肿瘤被切除就自行停药。 饮食、休息和恢复活动可以配合治疗,但不应拿保健品或所谓排毒产品替代复查与正规诊疗。
还可以提前商量住院期间与回家后的安排:谁来协助照护,哪里复查,身体不适时联系哪个团队。如果一次治疗需要长途奔波,或明显影响正在恢复的日常生活,这些负担都可以直接告诉医生。共同决策不是患者独自做医学判断,而是医生把可选方案讲清,患者把自己最在意的生活目标说清,再一起确定能够执行的计划。
对家属而言,更有用的问题不是“别人术后都做了,我们是不是也必须做”,而是“我们为什么被归为这类风险,预期获益能否抵得过负担”。如果医生建议随访,也应把理由问明白;如果建议介入,同样应把依据和风险问具体。两种选择都需要充分信息。
肝癌切干净之后,追加治疗是否值得,答案藏在病理、影像、肝功能与患者意愿的交叉处。对符合条件的人,辅助介入可能争取到更多无复发时间;对不符合条件的人,照搬平均数字可能换来额外伤害。把自己的条件逐项对上,才是这项研究最实际的用法。
资料来源: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Liver Cancer Treatment,2025年5月8日更新,2026年10月14日查阅。https://www.cancer.gov/types/liver/what-is-liver-cancer/treatment
Wang Z等,Adjuvant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Resec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Clinical Cancer Research,2018,24(9):2074–2081。DOI:10.1158/1078-0432.CCR-17-2899。https://aacrjournals.org/clincancerres/article/24/9/2074/81239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2026年4月发布;中国临床医学期刊全文。https://doi.org/10.12025/j.issn.1008-6358.2026.20260465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Primary Liver Cancer Treatment (PDQ®),专业版,2026年10月14日查阅。https://www.cancer.gov/types/liver/hp/adult-liver-treatment-pdq
健康医疗分享,仅供参考。本文仅作医学科普,不构成个人诊疗建议。是否接受辅助介入、治疗时机与方案,应由肝胆外科、肝病科及介入团队结合病情共同评估,请勿自行停药或调整治疗。
封面图片由人工智能生成,仅作医学科普示意,不代表真实患者、手术影像或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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