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20岁的西藏姑娘刘迪被推进肝胆外科病房。她刚结束高考,身体却已经亮起了危险信号:眼睛和皮肤发黄,肝区反复疼痛,检查显示胆汁淤积,肝脏大面积病变。
这个年轻女孩,并不是因为某一次突发意外住院,而是被一种在高原地区较为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疾病拖到了危急关头。医生查看影像后发现,包虫病已经侵入她的肝脏,并且靠近腔静脉,随时可能引发严重出血。
所谓“虫癌”,医学上通常指泡型棘球蚴病。它并不是肝脏里突然长出了普通意义上的虫子,而是细粒棘球绦虫或多房棘球绦虫的幼虫寄生在人体内,逐渐形成类似肿瘤的浸润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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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有一个麻烦之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患者可能只是觉得乏力、腹胀,或者肝功能出现异常,等到黄疸、疼痛等表现出现时,病灶往往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
刘迪的父母是牧民,她从小跟着家人在高原放牧,接触犬只、牲畜和野外水源的机会很多。犬类如果吞食了带有病原体的动物内脏,虫卵便可能随粪便排出,污染草场、水源和生活环境,人再通过手口接触进入体内。
这并非某一个家庭的疏忽,而是生活环境、卫生条件和防病知识共同造成的风险。牧区生活有其现实困难,饮水、牲畜处理、犬只管理都与疾病传播有关。把病因简单归咎于个人“习惯不好”,其实并不准确。
早在高中体检时,刘迪就被发现肝功能异常,校医建议她进一步筛查。可当时临近高考,她没有立即就诊。到了高三,眼睛发黄、肝区疼痛越来越明显,父母才带她到县城医院检查。
县医院没有条件完成复杂诊断,只能判断她存在严重的肝胆问题,并叮嘱家人尽快前往大医院。随后,刘迪在成都接受检查,被确诊为严重包虫病。医生告诉他们,传统方案可能需要肝脏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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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普通牧民家庭来说,肝源、费用和等待时间,哪一项都很现实。更棘手的是,刘迪的病情发展迅速,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慢慢等待合适的供肝。
转机来自一种高难度术式。医生向家属介绍,除了异体肝移植,还可以考虑“离体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术”。简单说,就是把患者的肝脏暂时取出,在体外清除病变组织,再将保留下来的健康肝组织重新植回体内。
2016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董家鸿团队曾完成相关手术,为这种极复杂的治疗积累了经验。与异体移植相比,自体肝移植不需要等待供肝,也减少了长期排斥反应的风险,但手术难度同样极高,稍有差错就可能危及生命。
刘迪原本可以立刻进京,却坚持先完成高考。父母放心不下,医生也一再提醒风险。她只得靠止痛药撑过最后一段备考时间。高考结束后,成绩尚未公布,家人便带她赶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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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医院后,主治医生王学栋立即安排复查。影像结果显示,刘迪肝脏一半以上已经发生严重病变,胆管受到压迫,周围血管也被病灶侵蚀。专家会诊后决定,由董家鸿主刀实施离体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
手术前,麻醉医生对她说:“别紧张,大家会尽力。”随后,刘迪进入麻醉状态。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开腹后,医生看到的情况比影像更复杂。刘迪的肝脏明显肿大,重量约为正常肝脏的两倍,病变组织占据了相当大范围,腔静脉也受到损伤。标题中所说的“2斤虫子”,并不是从体内取出两斤真正的虫体,而是对巨大病灶和坏死组织的形象化说法。
肝脏取出后,团队立即将其置于低温保存液中。董家鸿和助手需要逐层切除病变组织,剥离残余病灶,同时尽量保留仍有功能的肝组织。肝脏离体时间不能拖得太久,血管重建也必须精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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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手术持续了约14个小时。病灶清除后,保留下来的肝组织被重新缝合,随后回植到刘迪体内。医生还要重建肝脏与腔静脉之间的血流通道,只有血液循环恢复,移植回去的肝脏才可能重新工作。
手术室外,父母一直守着。灯光熄灭后,董家鸿走出来说:“手术很成功。”这句话不长,却让等待多时的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三天后,刘迪从麻醉中醒来。术后检查显示,肝脏存活情况良好,伤口恢复也较为顺利。三周后,她达到出院标准;三个月后,身体逐步恢复。那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最终还是送到了她手里。
包虫病并非无法预防。犬只定期驱虫,避免接触来源不明的动物内脏,饮水充分加热,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牧区家庭尤其需要重视这些细节。发现肝功能异常、持续黄疸或右上腹疼痛时,也不能只靠忍耐拖过去。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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