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近日，印度外长苏杰生接受彭博社专访，在镜头面前谈起中印经贸，抛出一番耐人寻味的观点。他一方面感慨中印贸易失衡问题突出，另一方面直言，印度已经给予中国企业公平的营商环境，可印度企业在中国市场，却拿不到对等的准入机会。
此番言论一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熟悉中印经贸过往的人都清楚，这番说辞完全颠倒现实。一边持续收紧政策、层层设限打压中资，一边对外诉苦讨要“对等待遇”，如此双重标准，很难让人认同。
苏杰生在采访中并没有否认贸易平衡不必绝对均等，但强调当前中印之间的贸易缺口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在他的叙事里，逆差产生的根源，是中国市场对印度企业关上大门，没能给到印度资本公平的发展土壤。
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市场对海外企业始终秉持非歧视原则，只要符合国内法规，各国企业都可以来华投资、参展、拓展业务。印度的铁矿石、棉纱、特色农产品，多年来持续进入中国市场，进博会、南博会等平台也常年向印度工商界敞开大门。中方一直明确表态，欢迎印度优质商品扩大对华出口，共享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红利。
反观印度市场，多年来针对中资企业的限制性举措层出不穷，营商环境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印度保留的《敌国财产法》，将中国、巴基斯坦的公民与企业划入特殊管控范围，印度政府有权接管相关资产，普通民事法庭无权受理相关财产纠纷。多年来，上百项中国公民资产被认定为“敌国财产”遭到接管处置，给在印经营的中方主体带来巨大风险。
2020年之后，印度对华投资审查门槛陡然拉高。大量中国互联网企业被直接封禁APP，不少中资企业遭遇突击税务搜查、无端高额罚款，中方商务人员的签证审批长期拖延，项目落地周期无限拉长。不少原本计划赴印建厂投资的中国企业，面对层层壁垒，只能选择暂缓布局、缩减投入。
一边设置重重壁垒限制中企经营，一边对外宣称印度对中国企业十分公平，这种矛盾的说法，自然难以服众。如果按照印度这套标准来对标，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对等举措，限制印度企业在华业务，只不过中方始终坚持开放，不愿走上这种相互设限的恶性循环。
再看苏杰生口中的“贸易严重失衡”，本质根源并不在中国，而是印度自身产业结构短板造成的客观结果。印度经济高度依赖服务业，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16%-18%，莫迪政府曾经定下目标，要把制造业比重提升至25%，多年过去，这一目标始终没能落地。
印度本土制造业链条残缺，大量工业中间品无法自给自足。中印贸易数据显示，印度自中国进口商品里，近八成都是机电设备、集成电路、化工原料等工业“基础粮草”。就连印度享誉全球的仿制药产业，近九成原料药也依赖从中国采购。
简单来说，印度本土工厂的组装生产，离不开中国上游供应链支撑。印度想要维持制造业运转，就必须大量采购中国中间产品；而印度能出口到中国的，大多是资源类初级产品，附加值低、体量有限。这种产业分工格局，自然而然形成了贸易逆差，并非中国刻意追求顺差。
只要印度本土产业链短板没有补齐，就算减少中国商品进口，印度工厂也需要从其他国家高价采购同类工业物料，最终只会推高本土制造业成本，损害印度自身产业竞争力。
客观来讲，中印作为两大新兴大国，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两国产业存在很强互补性，合作本该实现互利共赢。中方多次表态，愿意和印度协商，共同维护稳定的经贸环境，同时也期待印方为中国企业提供稳定、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拆除各类不合理壁垒。
贸易的平衡，从来不是靠单方面抱怨得来；市场的公平，更不能搞双重标准。想要印度企业获得更多中国市场机会，前提是印度要实实在在改善营商环境，放下各种针对中资的限制政策。
大国之间的经贸博弈，讲究对等和诚信。一味向外甩锅，把产业结构难题、外资政策争议全部归咎他国，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唯有摒弃双标思维，互相拆除壁垒，中印经贸才能重回良性发展轨道，两国企业才能真正共享市场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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