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惊现大型古墓，奇珍异宝数量惊人，专家直呼大开眼界

2019年9月25日，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祁连镇岔山村北侧的一处山坡上，一台挖掘机正在平整土地。

铲斗刮过地表，翻出的不是寻常黄土，而是一截整齐的青灰色条砖。

操作员停下机器，跳下车走近查看——砖块表面有规整的绳纹，砖缝之间以白灰勾抹，显然不是天然形成。

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当天，天祝县自然资源局将情况上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接到通知，一支考古队从兰州出发，沿连霍高速向西，再转入祁连山北麓的沟谷地带，抵达海拔近三千米的岔山村。

他们到达时，山坡上的探沟已经暴露出砖砌的墙体轮廓。

领队蹲在探沟边，用毛刷轻轻扫去砖面上的浮土，一座砖室墓的封门墙逐渐显形。

此处位于武威市西南，祁连山北麓的山岗之上，东距此前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的青咀湾、喇嘛湾约十五公里。

《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后来记载，这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由封土、墓道、壁龛、封门、照墙、甬道和墓室组成。

封土呈圆丘形，底径十七米，高八米，在周围的地形中并不显眼——多年来的耕作和自然侵蚀已使它几乎与山坡融为一体。

墓葬发现的时间节点值得留意。

祁连山北麓的秋末，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夜间更低。

考古队必须在冻土封山之前完成抢救性发掘。

探方以每天数十厘米的速度向下推进，墓道两侧的壁龛开始显露。

当清理到距地表约四米深处时，壁龛中的随葬品成组出现——彩绘陶俑、木质仪仗俑群，排列整齐，面朝墓道方向。

这是一座没有被盗扰过的墓葬。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记录显示，墓道内随葬有木构件、墨绘砖块、调色石、木旌旗杆，以及殉葬的马和羊的骨骼。

近墓门处的两座壁龛内，彩绘陶和木质仪仗俑群总计七十余件组。

考古队员在清理这些俑群时发现，陶俑表面的彩绘保存状况出奇地好——朱红、石青、石绿，色彩依然鲜明。

木质俑则因为祁连山北麓干燥的气候而免于腐朽，个别俑的表面还能看到髹漆的痕迹。

墓道尽头是一堵砖砌的封门墙。

发掘记录写明：封门砖墙共四道，里侧安设双扇木门。

木门高约一米八，宽约一米二，两扇门扉上各镶嵌鎏金铜泡钉五排十列，合计五十枚。

铜钉排列整齐，大小相同，鎏金层虽有剥落，但仍能看出当年的光泽。

门扉上还安有鎏金铜锁，锁扣完好。

考古队员推开这扇门时，一千三百年的空气从墓室中涌出，潮湿、阴沉，带着木料腐朽的气味。

门扉上方的照墙，用双层砖错缝平砌而成，表面绘有壁画。

壁画的主体是一座双层门楼形象，线条流畅，色彩以黑、红为主。

甬道的砖砌双券结构之上，券顶部分绘有星象图。

墓室近方形，顶部为盝顶。

甬道和墓室内的壁画多已剥落，但局部保存较好的地方，可以看到壁墙上绘制的人物形象。

墓室西侧设有一具棺床，棺木置于其上。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对棺木进行整体打包，提取至实验室进行清理。

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棺内的丝织品和墓主遗骸的保存状况，需要恒温恒湿的实验室环境才能妥善处理。

在甬道正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合石质墓志。

志盖为盝顶方形，底边长五十四点五厘米，宽五十四点二厘米，顶边长三十九点六厘米，厚八点八厘米。

正面中间阴刻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三行，行三字。

四周及四刹饰以缠枝卷草花卉纹。

揭开志盖，墓志边长五十三点七厘米，厚九点二厘米，正面楷书志文，共二十行，满行十七至二十一字，除四处与皇帝相关称谓的词前各留一空格外，共刻三百九十二字。

其中“天”“地”“日”“月”“年”“授”等字，使用的是武周新字。

墓志的出土，使墓主人的身份得以确认。

志文开篇写道：“大周故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

墓主名慕容智，字哲，阴山人。

志文记载他为“拔勤豆可汗第三子”。

他的祖父为“丽杜吐浑可汗”，父亲为诺曷钵，尚大长公主，驸马都尉、跋勤豆可汗。

拔勤豆可汗即慕容诺曷钵，吐谷浑汗国的末代统治者；大长公主即弘化公主，唐朝远嫁吐谷浑的宗室之女。

慕容智是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的第三子。

志文中有一段关于慕容智官职的制书：“慕容智，鲜山贵族，昂城豪望，材略有闻，宜加戎职，可左领军将军。

俄加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

云麾将军为从三品武散阶，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则为正三品实职。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从慕容智墓葬形制、随葬品来看，“可以说是唐初三品大员的标配”。

墓志接着记载了慕容智的去世与安葬：“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

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礼也。”

天授二年为公元691年，慕容智去世时四十二岁，死亡地点为灵州官舍。

灵州即今宁夏灵武一带，当时是唐朝在西北的重要军政中心，也是吐谷浑王族内迁后的主要安置地之一。

慕容智于三月去世，九月迁葬于“大可汗陵”。

“大可汗陵”四个字，在武威地区已出土的吐谷浑王族墓志中从未出现过。

自清朝同治年间武威南山吐谷浑墓葬群被发现以来，考古学界在此区域的青咀湾、喇嘛湾一带，已陆续出土墓志九合。

这些墓志记载的归葬地多为“阳晖谷”。

学界由此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武威南山青咀湾、喇嘛湾一带，是吐谷浑王族内迁后的归葬之地。

弘化公主墓志记载她“圣历二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慕容忠墓志亦记载葬于“阳晖谷”。

这一区域因此被称为“阳晖谷陵区”。

慕容智墓志中“大可汗陵”的记载，直接冲击了近百年来学界的固有认识。

陈国科在后来的学术通报中说：“这一信息直接冲击了近百年来学界认为的‘阳晖谷’是武威吐谷浑王族陵区的固有认识，可以说为吐谷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

为了寻找“大可汗陵”，考古项目组对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四百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

调查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二十三座，墓葬大部分已清理发掘，共出土墓志十一合，各类文物一千三百多件。

根据墓志记载和考古勘察，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布局逐渐清晰：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被称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为“阳晖谷陵区”；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为“白杨山陵区”。

三大陵区的格局由此确立。

慕容智墓志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志石左侧面纵刻两行文字，约三十六字，其中部分字体具有与汉字相同的偏旁部首或偏旁部首的合成字，暂无法释读。

陈国科在学术通报中介绍：“从笔画、结构、书写特点来看，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

研究认为它是类似于契丹文字但又早于契丹文的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这是目前发现的依据汉字所创造的年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

2020年，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慕容智墓出土棺木进行了实验室清理。

棺木保存完整，墓主遗骸的着装和随葬品得以完整提取。

清理结果显示，墓主身着朝服，头枕鸡鸣枕，挽髻，戴幞头，头套金质下颌托，面罩丝织覆面，腰束嵌金蹀躞带。

身前放置象牙笏板，盖丝质敛衾。

身旁放置盘、碗、勺、胡瓶等金银餐饮器具，笔墨纸等文房用具，漆奁、铜镜及镜衣、粉盒、木梳、骨簪等梳妆用具，以及嵌金匕首、豹皮弓韬、贴金花漆木胡禄、箭等武器装备。

棺盖上覆盖的丝织品中，有一件大象纹荒帷，保存良好，色彩明丽。

这件荒帷由丝线织就五十头大象图案，两排象纹一正一反，首尾相接，中间插入花草纹作为装饰。

大象作站立状，通体深灰色，象眼珠圆睁，象鼻弯卷上翘，象牙斜伸，双耳向两侧张开，饰有回形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者指出，这件荒帷是反映唐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唐和吐谷浑友好交往交流的实物见证。

实验室清理共保护纺织品、彩绘陶俑、漆木器等各类随葬品八百余件。

其中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以铁甲胄为主的成套武备、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皆为国内同时期同类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

墓葬中还出土了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白葡萄酒实物。

将慕容智的个人命运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座墓葬的意义。

吐谷浑人的祖先为辽东鲜卑慕容氏。

公元四世纪初，慕容鲜卑的一支在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西迁，经阴山、陇山，最终进入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

其鼎盛时期的疆域，东起洮河、西至且末、北抵祁连山、南达巴颜喀拉山，控扼着丝绸之路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的交通要冲。

唐朝建立后，吐谷浑与唐朝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到臣属的转变。

贞观年间，唐太宗派李靖率军击败吐谷浑，吐谷浑成为唐朝的藩属。

贞观十三年（639年），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入朝求婚，唐太宗以弘化公主许嫁。

贞观十四年（640年），弘化公主在淮阳王李道明及右武卫将军慕容宝的护送下，入吐谷浑与诺曷钵成婚。

弘化公主是唐朝远嫁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唯一一位回长安省亲的公主。

然而，吐谷浑的存续并未因与唐朝的联姻而稳固。

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举进攻吐谷浑，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率领数千帐百姓弃国北走，投奔唐朝。

唐朝将吐谷浑部众安置于凉州南山一带。

诺曷钵带领族人在凉州生活了九年，凉州南山由此成为吐谷浑灭国之后王族的“祖茔”之地。

慕容智出生于永徽元年（650年），正值吐谷浑国势倾颓之际。

他十三岁时，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父亲诺曷钵率部内迁凉州。

他的一生跨越了吐谷浑从一个独立汗国到唐朝藩属、再到部众散居内地的全过程。

他在武周朝被授予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等职，封爵喜王，是吐谷浑王族在唐朝官僚体系中获得较高武职的代表人物。

天授二年（691年）三月二日，慕容智病逝于灵州官舍。

此时，他的父亲诺曷钵已于三年前——垂拱四年（688年）——在灵州去世。

父子二人先后殁于灵州，这座西北重镇见证了吐谷浑王族最后的岁月。

慕容智去世后，灵柩被运回凉州南山，于同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

按照吐谷浑王族的葬制，他归葬于父亲诺曷钵的陵区之侧。

这一安排本身即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一个已亡政权的王族，在归唐数十年之后，仍然以本民族的葬制将成员聚葬于“大可汗陵”，维系着对旧日汗国的记忆。

与此同时，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组合、墓志的书写方式，又处处遵循着唐代高等级官员的丧葬规范。

慕容智的墓葬，是一个文化交融的现场。

2021年3月31日，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同年，该墓葬群还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公布的六项重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2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表示：“该墓群的发掘，使我们能够从文字和实物层面，窥见归唐吐谷浑人物质生活、思想观念、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

回到2019年9月25日那个下午。

挖掘机操作员拨出电话后，站在山坡上等待。

祁连山北麓的秋风吹过，他面前的探沟中，青灰色条砖的断面在斜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

他不知道，这座被黄土掩埋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墓葬，将在他脚下打开一扇通往一个消失王国的门。

门后，五十枚鎏金铜钉排列整齐，等待着第一批推开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