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祠与南宋初年沙县的动乱记忆

道光版《沙县志·祠庙》记载：“统制陈公祠在天王寺内，祀宋统制陈公敏。绍兴中，邑遭寇害，陈被命弹压，民获安居，祀之。今为伽蓝祠。”

从道光版《沙县志》看，沙县的专祠不少，但祠祀的对象多为文官，武官仅邓光布与陈敏二人。邓光布被称为“开县始祖”，自不必说；陈敏何许人也，在重文轻武的宋代竟能获得专祠供奉？所以，关于陈敏与沙县的故事有必要进行挖掘。

《宋史·陈敏传》记载：“陈敏，字元功，赣之石城人……身长六尺余，精骑射，积官至忠靖郎。以杨存中荐，擢阁门祗候。时闽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习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军，以敏为统制，漳州驻札。敏按诸郡要害，凡十有三处，悉分兵扼之，盗发辄获。”

南宋初年，福建乱成了一锅粥。据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在位的30余年间，发生农民战争95起，其中福建24起。另据王世宗《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高宗一朝福建的乱事多达44次，算上相邻地区则达63次。

福建的混乱，主要是因为赋税暴增造成的。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称：“南宋时代，金兵南侵，宋朝廷的军费开支大增。其时，‘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唯二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兵费反逾前日’。在这一背景下，朝廷千方百计地加强专卖、增加税收，这就使福建地方的税收大增，百姓的赋税负担，更胜于北宋末期。”沙县人陈渊在给皇帝的札子中直白地说：“闽中之寇，本缘饥馑。方其时，补助赈济之政不加焉，暴赋横敛，又从而困苦之，民穷而无告，此其所以为寇也。”将乐人杨时《与执政书》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比年建、剑、临汀、邵武四郡，为群凶焚劫荡尽无孑遗，而将乐为尤甚。朝廷遣兵诛讨，军期所须不一。科率之繁，民力已困。加之饥馑，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钱，人不堪命，皆昔所未闻。”赋税沉重逼迫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引来官兵平乱，供给平乱官兵复又加重地方负担，激起更多的民变，恶性循环，无法解决，是宋初福建的死结。

沙县地处闽地交通要道中，自是深受战乱的苦。嘉靖版《沙县志》记录了宋朝两次动乱：“建炎末，邻寇俞胜犯境，罗先锋率乡兵御之”“绍兴元年，建寇范汝为蔓于沙”。据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建州范汝为之乱为建炎四年至绍兴二年，顺昌俞胜之乱发生在绍兴一年至二年之间，与志书有所出入，但建炎与绍兴都是高宗的年号，两次动乱发生在高宗时期则无疑。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延平府尤溪县才坂镇条目：“宋建炎二年，范汝为率其党入寇……贼自沙县来范。”建炎二年并无范汝为之乱，此处有误，但建炎二年沙县是否也有动乱呢？不好说。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绍兴十三年（1143年），福建路又有‘杨头陀、刘和、刘小老等贼火不一，于南剑、汀、漳州、尤溪、沙县、清流、宁化、莲城、漳岩等三州六县，出没作过’。其后又发展为‘盗贼吴阙四等二十余火，侵犯汀、漳、泉、剑四州一十三县，往来焚劫，杀人作过’。他们中间最大的一股是明溪俞彻明，徒众达五千余人。其后……‘闽八郡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邱崇、廖七嫂、满山红之属数十万’……福建的动乱达到极点。”由此可见，建炎、绍兴年间，沙县的动乱是很严重的。

我们可以从南宋初沙县人的诗文中约略看出些端倪。沙县人邓肃有《龙兴避难》，记录他往北避难高桥龙兴寺；有《和邓成材五绝》，记录他往西避难杉口（今三元莘口镇）；有《避地过雷霹雳滩》，记录他往东避难途经高砂；有《子安提举二首》，记录他往南避难莆田的想法。这些诗写于邓肃罢官之后。邓肃于建炎元年（1127）罢官，于绍兴二年（1132）迁居福清避乱，前后不足6年，如此频繁逃难，甚至远迁他乡，可见宋初沙县兵灾的炽烈。在《避贼引》中，他描写了自己一次半夜逃难的狼狈相：“羽檄星驰暴客起，西望烽烟无百里。夜半惊呼得渔舠，老稚相携三百指。蠖屈蛇盘破蓬底，忽欲骞身风刮耳。沙汀般岸少依刘，万斛愁情空一洗。”《玉山避寇》：“空山四十日，画饼诳饥肠”写他在高砂玉山寺中避难40日，粮食没有着落。沙县人陈渊笔下也有《次韵光祖避地眉溪十绝》的避难诗。不过，作为一位在朝官员，他还写了不少平乱建议，如《论除盗贼》《闽寇二首》《上谢簿论盗》等。

江西石城人陈敏来福建，大概在绍兴十五年（1145），正是“福建的动乱达到极点”的时候。熊克《中兴小纪》称：“漳、泉、汀、剑四州，接江西、广东之境，缘游手之辈从贼，熟悉山路，引其徒直冲县镇……攻劫州县，乡民多作山寨自保”。其实，百姓并非此时才作山寨自保。十几年前邓肃避难的万寿岩就有这类山寨，还有玉山寺、龙兴寺等山间庙宇，在那个年代估计也已经山寨化了。查沙县旧志，除北乡寨、越王寨等官方城寨外，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民间寨子，如淘金寨、官墩寨、将军寨、青云寨、岩山寨、陈山寨、酒埕寨……这些山寨正是土堡、城墙等建筑出现前，沙县人躲避战乱的所在（有时也不免成为土匪、民变军的据点）。此时这些山寨，估计都住满了百姓。

当时，南宋朝廷派往福建平乱的官兵往往不能常驻，“不习山险”，斗不过民变军，而且这些外来官兵不归福建地方管辖，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平乱工作迟迟无法推进。绍兴十五年，朝廷派遣知虔州、集英殿修撰薛弼为福建帅，负责平乱事宜。薛弼在初期做战失利后上书朝廷，要求将其在虔州的旧部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陈敏共调来福建。其中陈敏任汀、漳巡检。

周虎臣与陈敏并非只身前来，二人共带“家丁千人”。这些家丁，被薛弼称做“奇兵”，战力非凡，“比之官军，一可当十”。薛弼以他们为攻坚主力，于绍兴十六年（1146）就解决了管、伍、满、何等股民变军。绍兴十八年（1148），薛弼考虑福建长期平乱的需求，在朝廷的允许下，以陈敏的400家丁为骨干，以汀州、漳州戍兵为核心，收编投降民变军，组成了数千人的左翼军。不久，陈敏被任命为左翼军统制官，留戍福州。

一般来说，民变在发生之初往往规模不大，战斗力也较弱，如果能够快速行动，就容易解决。陈敏将左翼军分驻在全省13处要害，就近镇压，取得了较好效果。朱熹在淳熙七年（1180）《与皇甫帅书》中曾夸奖左翼军：“绍兴十八、九（1148、1149）年间，朝廷屡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于败纫，狼狈不还。及后专委陈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后克之。”

除了平乱有力外，左翼军对老百姓的骚扰也更少。薛季宣在《先大夫（薛微言）行状笺》中谈论左翼军成立后，“事既专一，军费大省，群盗或招或获，而境内宴清矣……（薛弼）在镇四年，平豪贼百七十部”“敏第犯令，伯父（薛弼）斩之，而敏不怨”。军费开支少，纪律又严明，这大概是这支军队受百姓爱戴的一个原因。

在薛弼、陈敏等离开福建后，左翼军长期作为维护地方治安的中坚力量，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左翼军的灵魂人物，陈敏深受福建人爱戴。不过，从目前可见史料看，只有泉州与沙县曾为陈敏立祠纪念。泉州在绍兴二十六年后是左翼军的驻地，沙县与陈敏又有什么特殊联系呢？据明嘉靖版《延平府志》记载，南剑州北乡寨（位于今夏茂镇）驻扎有左翼军100人。全省只有13个驻点，且主要驻扎地在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和建州，位于南剑州的沙县夏茂能够得兵驻扎，是否有特殊的原因呢？无论如何，在这个动乱频发的宋初，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驻扎在附近，对于沙县的稳定，应该有很大好处的。这或许是沙县设立陈敏祠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