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雨点砸在铁皮棚上，噼啪乱响。
我推开门，蔡玉琴坐在床沿，烟圈从她嘴里滚出来。
许长旺穿着我的蓝拖鞋，蹲在墙角扒饭。
我把离婚协议拍在桌上。
她眼皮都没抬：“爱过不过。”我笑了，从兜里摸出印泥，拇指按下去，红印像一颗钉。
我转身走人。
手机在兜里，录音键一直亮着。
协议下面，压着法院的财产保全回执。
门外，邻居宋琪家的灯灭了。
后视镜里蔡玉琴没有追。
01
车开到村口的时候，天刚擦黑。
我开的是那辆解放J6，跑了三天两夜，从山东拉了一车蒜薹回来。
驾驶室里一股汗酸味，座椅上沾着方便面碎渣。
我把车停在小卖部门口，熄了火。
发动机声一停，耳朵里嗡地一下，反倒不适应了。
小卖部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
里头亮着灯。
我弯腰钻进去，看见蔡玉琴背对着我，站在货架前头。
她穿着一件碎花棉袄，头发随便挽了个髻，几缕碎发贴在脖子上。
她没听见我进来。
她正在往一个塑料袋里装东西。
两袋大米，一桶花生油，还有几包火腿肠。
她装得很仔细，像是给自家备年货。
“给谁装的？”我问。
她肩膀抖了一下，转过身来。脸上先是慌，马上又绷住了。“你咋回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手机没电了。”我指了指塑料袋，“给谁？”
她把袋子往柜台下面一塞。“一个外地来的，姓许，被工头骗了，住在村东头磨坊里。我看他可怜。”
我没说话。
走到饮水机跟前，接了一杯凉水灌下去。
凉水从嗓子眼一路凉到胃里。
柜台上有半包红塔山，我抽出一根，点了。
蔡玉琴看了我一眼，没吭声。
她从来不让我在店里抽烟。
今天没管。
“磨坊漏风。”她又说了一句，“大冬天的，连床被子都没有。”
“你给他送了几回了？”
“就两回。”她拿起抹布擦柜台，擦得特别用力，“你管这些干啥？你啥时候管过家里的事？”
我把烟抽完，摁灭在柜台角上。
那个角已经被摁出好几个黑印子。
我转身往家走。
身后塑料袋窸窸窣窣响了一阵，她到底还是把东西拎出去了。
我站在家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骑着电动车往村东头去了，车灯在土路上晃出一小片黄。
我妈坐在堂屋里，腿上搭着一条旧毯子。
见我回来，先问吃了没，又说蔡玉琴最近忙得很，小卖部关得早开得晚。
我问她忙啥。
我妈撇了撇嘴：“谁知道呢，整天往磨坊跑，说是帮人。”老太太不糊涂，话里有话。
我没接茬，洗了脚上了床。
蔡玉琴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躺下了。
她轻手轻脚地脱衣服，钻进被窝。
背对着我。
中间隔了半尺宽。
我盯着天花板，闻见她身上有一股烟味。
不是她抽的那种细支烟。
是红塔山。
第二天早上，我去银行取钱。
儿子黄刚捷要结婚，女方家要八万八的彩礼，还得在镇上买房。
首付我凑了十五万，存在一张卡里。
柜员把卡插进去，敲了几下键盘，抬头看我：“余额三万四。”
我愣了一下。“你再查查。”
她又敲了一遍。“三万四千二百一十八。”
我让她打流水。
单子出来，长长一条。
去年秋天开始，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一笔转出。
三千、五千、八千。
收款人都是同一个名字：许长旺。
最后一笔是上个月，转了两万。
我捏着流水单站在银行门口，风往脖子里灌。手机响了，是黄刚捷。
“爸，首付还差八万，你啥时候转给我？”
“过两天。”
“你别拖了，那边催得紧。”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没回家。
去了村东头磨坊。
磨坊早就废弃了，石磨歪在墙角，屋顶的瓦掉了一半。
门口晾着一件男人的外套，蓝的，胸口有个洞。
里头没人。
旁边搭了个简易灶台，一口小铁锅，锅里还剩半锅面条。
灶台边上摆着一双拖鞋。
我的拖鞋。
那双蓝拖鞋是我去年在集上买的，左脚那只鞋底磨得厉害，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现在它干干净净地摆在磨坊门口。
我蹲下来，拿起那只拖鞋。
鞋底还是湿的。
我把它翻过来，看见鞋底上粘着一张超市小票。
小票是蔡玉琴店里的，上面打了三样东西：洗发水、剃须刀、一条红塔山。
我把拖鞋放回原处。往回走的路上，遇见了邻居宋琪。她拎着一篮子鸡蛋，看见我，停住了。
“建忠，你回来了。”
“嗯。”
她张了张嘴，又合上了。往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建忠，你晚上多回家看看。”她压低声音，“你媳妇……唉，算了，我说多了不好。”
“宋姐，你说。”
她四下瞅了瞅，凑过来。“那个姓许的，半夜从小卖部后门出来。我起夜看见的。两回了。”
我点了点头。宋琪叹了口气，拎着鸡蛋走了。
晚上我坐在堂屋里等我妈睡了，才问蔡玉琴。她正在洗脚，水盆里热气往上冒。
“许长旺是谁？”
她搓脚的动作停了一拍。“不是说了吗，外地来的，被工头骗了。”
“你转给他多少钱了？”
“没多少。”
我把流水单拍在茶几上。“十六万七。这叫没多少？”
她低头看了一眼单子，脸色变了。但嘴还是硬的。“他说他有个工程，缺启动资金。等钱回来就还。”
“什么工程？”
“我哪知道那么细。”
“你不知道你就把钱给他？”
她把脚从盆里抽出来，水溅了一地。“黄建忠，你一年到头在家几天？你管过这个家吗？你管过我吗？”
我没接她的话。转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门外她还在嚷嚷，声音越来越高，又突然低下去。大概是怕吵醒我妈。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手机屏幕亮着，我查了查银行卡余额。
三万四。
儿子的首付还差八万。
我妈上个月摔了一跤，股骨头裂了，手术费三万还没交。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蔡玉琴的头发，一股油烟味。
02
第二天我去了镇上，找我堂弟黄建忠。他在镇上开修车铺，认识的人多。我让他帮我打听许长旺。
下午他给我回了电话。
“哥，这人不对劲。他在镇上赌过钱，欠了麻将馆六千多。还有，他不是什么外地打工的，有人见他在县城出现过，跟一个女的在一块。那女的是他老婆。”
我握着手机，手指头有点发麻。
“还有，”堂弟压低了嗓子，“他在别的村也干过这种事。去年在隔壁柳河村，也是装可怜住进一个寡妇家，后来那寡妇的存款全没了。人家报警，他跑了。”
我挂了电话，在修车铺门口蹲了半天。
面前停着一辆破三轮，轮胎瘪了，铁皮上全是锈。
我想起蔡玉琴昨天晚上说的话。
她说我不知道家里的事。
她说得对。
我确实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换了洗发水牌子，不知道她小卖部的账本放在哪。
我只知道每个月把工资打回家，然后继续跑车。
回到家，蔡玉琴不在。我妈坐在门口晒太阳，腿上盖着毯子。她看见我，朝我招了招手。
“建忠，我跟你说个事。”
我蹲下来。
“玉琴前天从我柜子里拿了两万块钱。她说你让她拿的，交手术费。”
我攥紧了拳头。“我没让她拿。”
我妈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她拍了拍我的手。“别吵。钱没了还能挣。家散了就啥都没了。”
进了屋，翻开蔡玉琴的衣柜。
最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件男人的衣服。
一件灰夹克，一条黑裤子。
都是新的，吊牌还在。
夹克口袋里塞着一张照片。
蔡玉琴和许长旺的合影。
背景是小卖部的货架。
许长旺搂着她的腰，她靠在他肩膀上，笑得眼睛都没了。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玉琴，等我工程成了，带你过好日子。
我把照片揣进口袋。又翻了翻，翻出一张欠条。许长旺写给蔡玉琴的。借款十八万，落款是半年前。利息那栏写着：情义无价。
我笑了一声。把欠条也收好。
晚上蔡玉琴回来，我把照片和欠条摆在桌上。她看了一眼，没说话。从兜里摸出烟，点上。烟雾升起来，把她的脸遮了一半。
“多久了？”
“半年。”
“你真信他会还钱？”
“信不信的，反正钱已经给了。”
“我妈那两万，你拿给他了？”
“他急用。”
我站起来，把桌子掀了。欠条和照片飞了一地。我妈在里屋喊了一声，我没应。蔡玉琴坐在椅子上，烟还夹在手里，烟灰掉在裤子上，她动都没动。
“黄建忠，你发什么疯？”她声音很平，“你自己想想，这些年你给过我什么？你给过这个家什么？你除了会开车，还会啥？”
“我会挣钱。我会把钱交给你。”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她把烟头摁在桌角上，和我昨天摁的那个位置一模一样，“许长旺比你强。他知道疼人。”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她的脸还是那张脸，跟二十年前结婚证上的一样。但眼睛里的东西变了。我说不上来哪里变了，就是变了。
“离婚。”
她抬起头，嘴角歪了一下。“你说啥？”
“你吓唬谁呢？”
我从抽屉里翻出结婚证，往她面前一扔。红本子掉在地上，摊开了。照片上两个人都在笑。年轻的我和年轻的她。
她低头看了一眼，又抬起头。吐了一口烟圈。
“爱过不过。”
03
接下来三天，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去镇上找了袁海波律师。
袁海波是我拉货时认识的老主顾，开着一家小律所。
我把流水单、欠条、照片都给他看了。
他翻了翻，说这些证据够了，但钱不一定能全要回来。
他建议我先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把房子和存款冻住。
不然蔡玉琴一卖房，啥都晚了。
“房子在你名下？”
“嗯。我爸留下的。”
“那就好。先去法院递保全申请。再办个异议登记。她卖不了。”
我当天下午就去办了。
法院窗口的小姑娘问我：“申请人写谁？”我说：“我，黄建忠。”她说：“被申请人呢？”我顿了一下。
“蔡玉琴。”她敲键盘的时候，我盯着窗口玻璃上自己的影子，觉得有点不认识。
第二件，我找工友老赵借了八万。
老赵跟我跑了十年车，二话没说，从存折里取了钱给我。
他说：“你啥时候有啥时候还。”我把钱转给了黄刚捷。
儿子在电话里问：“爸，哪来的钱？”我说：“你别管，先把婚定了。”
第三件，我买了一个录音笔。
小小的，黑色的，能录十几个小时。
我把它揣在兜里，按了录音键。
那天晚上回家，蔡玉琴正在柜台后面算账。
我坐在她对面，把离婚协议摊开。
“房子归我，存款剩多少分多少。我妈那两万，你还回来。”
她拿过协议看了两眼，又扔回来。“房子凭啥归你？”
“我爸留下的。”
“我嫁给你二十年，白嫁了？”
“你转给许长旺的十六万七，我不追究了。就当给你了。”
她盯着我。我也盯着她。小卖部的日光灯嗡嗡响，有一只蛾子在灯管上扑腾。她从兜里摸出烟，点上。烟雾喷出来，她隔着那层烟看我，眼睛眯着。
“黄建忠，你真要离？”
“真离。”
“不后悔？”
“不后悔。”
她突然笑了。那种笑我没见过。嘴角往上一挑，像是早就等着这一天。她从柜台底下摸出印泥，往桌上一拍。
“按手印吧。”
我伸出手，拇指蘸了红。她看着我的手指落下去，在协议上摁出一个圆。印泥有点湿，红印洇开了一点，像一滴血。
“你外头有人了？”她问。
“没有。”
“那你急啥？”
“我不急。我就是要走。”
她吐了一口烟圈。烟圈慢慢散开，套在我头上。她说：“爱过不过。”
我把协议收好，转身往外走。
走了两步，停住了。
从兜里掏出录音笔，看了一眼。
红灯亮着。
我按了停止，揣回去。
又想起什么，从另一个兜里摸出一张纸，压在协议下面。
那是一张债务清单。上面列着蔡玉琴转给许长旺的每一笔钱，合计十六万七。下面写着一行字：此债务由蔡玉琴个人承担，与黄建忠无关。
她没看。她还在抽烟。
我推开门。
外头下雨了。
我钻进驾驶室，发动车。
雨刮器刮了两下，挡风玻璃上还是模糊一片。
后视镜里，小卖部的灯灭了。
蔡玉琴没有追出来。
我开了五百米，把车停在路边。掏出手机，给袁海波发了条短信：按了。
他回：收到。异议登记今天生效。
我又给宋琪发了条短信：宋姐，后门那把钥匙，帮我盯着。
她回：你放心。
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靠着椅背。
雨越下越大。
我想起二十年前娶蔡玉琴那天，也是下雨。
她穿着红棉袄，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一只手搂着我的腰，一只手撑着伞。
到家的时候，她裤脚全湿了，却笑着说，下雨好，下雨是财。
我把脸埋进方向盘里。喇叭响了一声，短促的，像谁在哭。
04
离婚的事传得很快。第三天，村主任邓运就找上门了。他坐在我家堂屋里，我妈给他倒了茶。他喝了三口，才开口。
“建忠，你真离了？”
“离了。”
“玉琴来找我了。哭得挺厉害。”
我没说话。我妈在旁边纳鞋底，针扎进布里的声音一钝一钝的。
“她说房子的事。你申请那个啥登记，她卖不了。”
“她说你不念旧情。”
“邓主任，她转给许长旺十六万七。我妈的手术费都搭进去了。旧情值多少钱？”
邓运叹了口气，把茶杯放下。“那个姓许的，我也听说了。村里好几家都被他借过钱。三百五百的，都没还。”
“他人在哪？”
“还在磨坊。玉琴把他接家里去了。”
我攥了攥拳头。我妈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那天下午，我回了趟家。
我还没搬走，但钥匙已经交了一把给宋琪。
我站在院门口，看见许长旺坐在我平时坐的那把藤椅上，脚搭在板凳上，穿的就是那双蓝拖鞋。
蔡玉琴在厨房炒菜，油烟从窗户里冒出来。
我妈在屋里躺着，门关着。
我推门进去。许长旺看见我，愣了一下。马上又堆起笑。“黄大哥回来了。”
“别叫我大哥。这是我的家。”
“玉琴让我住这儿。”
“玉琴跟我离婚了。这房子是我的。”
蔡玉琴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拎着锅铲。“你来干啥？”
“拿我的东西。”
我进了卧室，把衣柜里我的衣服全塞进蛇皮袋。又从床头柜里翻出我妈的存折。蔡玉琴站在门口，锅铲上的油滴在地上。
“黄建忠，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我把存折举起来，“我妈的养老钱，两万。你给他了。我过分？”
她不说话了。许长旺在堂屋里喊：“玉琴，菜糊了。”她转身回了厨房。
我拎着蛇皮袋往外走。经过许长旺身边的时候，我停了一下。他抬起头，冲我笑。露出一口黄牙。
“黄大哥，你放心。我会对玉琴好的。”
我低头看着他脚上那双蓝拖鞋。左脚那只，鞋底磨得厉害。
“那双拖鞋，是我的。”
他低头看了看，把脚缩回去。“玉琴让我穿的。”
“我不管谁让你穿的。脱下来。”
他不动。蔡玉琴从厨房探出头：“黄建忠你够了啊！”
我没理她。弯腰把许长旺脚上的拖鞋拽下来，拎在手里。他光着脚站在地上，脸涨得通红。我把拖鞋扔进蛇皮袋。转身走了。
身后蔡玉琴在骂，声音又尖又高。许长旺在劝她，一口一个“玉琴别生气”。我妈的房门始终关着。
我走到村口，把蛇皮袋扔进驾驶室。宋琪站在她家门口，朝我点了点头。我发动车，走了。
三天后，宋琪给我打电话。“建忠，那个姓许的，把玉琴的电动车卖了。说是要凑钱做工程。”
“玉琴呢？”
“在家哭呢。姓许的又哄好了。”
我挂了电话。
把车停在服务区，泡了一碗方便面。
面汤上飘着一层油花，我盯着那层油花看了很久。
想起蔡玉琴以前给我煮面，总爱卧两个荷包蛋。
她说跑车费脑子，得多吃鸡蛋。
我把面吃完了。汤也喝了。
05
袁海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卸货。他声音很急：“建忠，你媳妇要卖房。”
“她卖不了。”
“她找了黑中介，伪造了你的签名。买方已经交了三十万首付。”
我把手里的货箱往地上一撂。“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中介带着买方去过户，被不动产中心卡住了。异议登记起作用了。但买方不干，要她退钱。她拿不出来。”
“许长旺呢？”
“跑了。今天一早坐大巴走的。蔡玉琴找不到人，正在中介公司闹。”
我挂了电话，给邓运打过去。邓运说蔡玉琴在中介公司坐了一下午，哭一阵骂一阵。买方要报警。他让蔡玉琴先回家，明天去村委会调解。
“建忠，你得回来一趟。”
我连夜开车回了村。
到的时候已经半夜了。
小卖部的灯亮着。
我推门进去，蔡玉琴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摊着一堆纸。
她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
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她看见我，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
“走了。”
“钱呢？”
“拿走了。”
“多少？”
“三十万。买方首付。”
我在她对面坐下来。她从烟盒里摸出一根烟，手抖得厉害，打火机点了好几下才点着。她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他说他去县城找工程款。让我先把房子卖了。他说回来就娶我。”
“你信了？”
她不说话。烟灰掉在柜台上。她把烟掐了，又点上一根。
“黄建忠，我是不是特别傻？”
我没回答。
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到一张照片。
堂弟发给我的，许长旺在县城汽车站，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那女人四十来岁，烫着卷发，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两个人上了一辆长途车。
车牌是河南的。
蔡玉琴看了一眼，把手机推回来。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哭了一会儿，又抬起头。
“你咋有这照片？”
“我堂弟拍的。他跟到车站。”
“你早就知道？”
“我知道他不是好东西。我提醒过你。”
“你没提醒过。”
“我说许长旺不对劲。你说我小心眼。”
她不说话了。把脸埋进手掌里。柜台上的烟自己烧完了，烟灰断成两截。
邓运第二天上午把买方和蔡玉琴叫到村委会。
买方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卢，在镇上开饭店。
他拍着桌子要蔡玉琴退钱，不然就报警抓她诈骗。
蔡玉琴缩在椅子上，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坐在角落里。袁海波在我旁边，把材料递给邓运。
“邓主任，这是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和异议登记证明。房产在黄建忠名下，蔡玉琴无权单独处置。她伪造签名，属于违法行为。但买方也有过失，没有核实房主身份。”
卢老板瞪着眼：“那我三十万就打水漂了？”
袁海波说：“钱是许长旺拿走的。我们已经报警。追回来多少，按比例退你。但蔡玉琴得先把自己的债务还清。”
蔡玉琴抬起头：“我哪有钱？”
“你转给许长旺的十六万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里写明由你个人承担。现在法院在查这笔钱的去向。你配合追回，可以从轻处理。”
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像是要说什么。我把脸转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