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谎称加班，我却在会所撞见她给初恋喂酒，泼他俩冰水：交杯酒我请了

妻子谎称加班，我却在会所撞见她给初恋喂酒衣衫半褪，泼他俩冰水：交杯酒我请了，全场死寂

那天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我推开那扇包间的门，一股呛人的烟味和甜腻的香水味混在一起，扑了我一脸。

我媳妇李梅坐在沙发正中间，藏青色那件羊绒衫的领口滑到了肩膀下面，头发散着，一只手端着酒杯，杯口贴着另一个男人的嘴唇。

那个男人我认识，就算他胖了至少二十斤，发际线退到了头顶，我也认识。

赵建国。她初恋。

我手里拎着给李梅买的胃药，社区医院开的，三盒，六十八块四。她下午发微信说胃不舒服，晚上要加班赶报表，让我别等她吃饭。我煮了小米粥，盛了一碗放在桌上，看着它从冒热气到结了一层薄膜，最后倒进了水池。

十点零三分，我往她公司打电话，座机没人接。前台小姑娘说，李姐六点不到就走了。

我没说话，挂了电话。

赵建国的嘴唇离开杯口的时候，李梅笑了一下。那个笑我太熟悉了，嘴角先往左边歪一点，再慢慢展平，是她在最放松的时候才会有的表情。上一次我看见这个表情，还是女儿小升初考了全班第三，她拿着成绩单站在校门口，冲我扬了扬手。

包间里还有四个人，两男两女，我一个都不认识。桌上摆着三瓶洋酒，其中一瓶只剩了个底儿，冰块化了大半，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有一个没掐灭的还在冒烟。

赵建国的手搭在李梅的肩膀上，指头勾着她那件羊绒衫的领子，往下拽了拽。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没人注意到我。音乐声太大，一个女的正在唱《后来》，调子跑得没边。我走到茶几跟前，拿起那瓶还剩大半的威士忌，拧开盖子，从赵建国头顶浇了下去。

酒是琥珀色的，顺着他的头发淌到脸上，淌进衬衫领子里。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砸在地毯上，闷闷的一声。

李梅转头看见我，整个人僵住了。她的嘴张了一下，没出声。

“加班？”我说。

就两个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像在问今天菜市场白菜多少钱一斤。

那瓶酒倒空了，我又拿起旁边那瓶刚开的，转手泼向了李梅。她没躲，酒从她额头往下流，睫毛膏糊成一片，黑色的水珠挂在腮帮子上，滴到她那条三千二的羊绒衫上。

“交杯酒我请了。”我说，“你们继续。”

包间里安静得能听见音响里那个女的换气的声音。唱歌的把话筒放了，屏幕上还在滚歌词，没人再唱一个字。

赵建国抹了一把脸，往前迈了一步，嘴刚张开，我就把手里的空酒瓶往茶几上一顿。玻璃碰玻璃，脆响，所有人都缩了一下脖子。

我没打人。我就站在那，看着李梅。

她始终没说话。她甚至没擦脸上的酒，就那么仰着头看我，眼里的东西我说不清。有害怕，有难堪，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像小时候女儿偷拿我钱包里的钱买贴纸，被我翻出来的时候，也是这个眼神。

我转身走了。

出门的时候，前台那个小姑娘看了我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她桌上放着一部座机，就是我十点零三分打的那部。她什么都知道。这个会所就在李梅公司隔壁那条街，走路不到八百米。我像个傻子，打车绕了四公里才找到这里，因为李梅的微信定位一直没关，显示的就是这个地址。

外面在下雨。冬天那种又冷又密的雨，打在脸上像细针扎。我站在会所门口的雨棚底下，摸出烟盒，里面还剩两根。我点了一根，抽到一半就掐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有双鞋，擦得很干净，一双女式平底皮鞋，旧的，后跟磨掉了一层皮。是李梅今天早上出门穿的那双。

她连鞋都换了。

我站在那等出租车，雨越下越大，风把雨棚上的水往下泼，浇了我一裤腿。身后会所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脚步声急促地响了几下，又停了。

我没回头。

车来了。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司机问去哪，我说了个地址。报完之后我自己都愣了一下，那是赵建国家的地址。我查过。去年李梅参加同学聚会，回来念叨过一句，说赵建国现在混得不错，在城南买了套一百四十平的房子。我当时没当回事，但地址我记住了，因为那个小区名字跟女儿学校只隔了一条街。

车开到半路，我让司机掉头回家。

到家是十一点二十六分。客厅的灯还开着，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关。桌上的小米粥已经凝成了冻，碗边一圈黄渍。我把碗洗了，锅刷了，灶台擦了两遍。然后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胃药。

三盒。六十八块四。我跑了两家药店才买到的这个牌子，李梅说别的牌子吃了犯恶心。药店小姑娘说这个要饭后吃，不能空腹。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句话，饭后吃，饭后吃，她今天吃了什么饭？那瓶威士忌算不算？

凌晨一点零七分，李梅回来了。

我听见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门开了。她换了鞋，脚步很轻。我坐在沙发上没动，灯亮着，她一眼就看见我了。

她站在玄关，脸上已经洗干净了，头发扎了起来，但身上换了件衣服，一件黑色的羽绒服，不是早上穿走的那件灰色大衣。手上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她那件弄脏的羊绒衫。

“我去赵建国那换了件衣服。”她说。

我没吭声。

“他老婆在家。”她又说。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我胸口。他老婆在家。所以赵建国结婚了。所以他俩都有家庭。所以呢？

“你们搞了多久了？”我问。

李梅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过了很久才松开。“没有搞。”她说，“就是今晚。他联系我，说心情不好，让我出来坐坐。”

“坐坐坐到怀里去了？”

“他喝多了。”

“你喝没喝多？”

李梅没回答。她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鞋柜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指甲。她指甲上涂着透明指甲油，半个月前我陪她去买的，十二块钱一瓶，她自己涂的，涂得有点厚，边角溢出来一点，她用牙签刮了半天。现在那些指甲油还是好好的，一个角都没掉。

她没喝酒。她清醒得很。

“李梅。”我叫了她一声，她抬起头。“你跟我说实话，你晚上到底想干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但她没哭出来。她咬着下嘴唇，咬得发白，然后松开，说了句让我头皮发麻的话。

“我不知道。”

她不知道。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她在卧室里翻身，床板响了一声。我们家那张床是十二年前买的，床腿下面垫了四个硬纸板，因为地板不平，睡觉老晃。那四个纸板还是李梅自己剪的，她剪得整整齐齐，用透明胶带缠了两圈。

早上六点四十，女儿的房间闹钟响了。她今年高二，每天六点四十起床，六点五十五出门。我听见她开门，去卫生间洗漱，然后推开了主卧的门。

“妈，我走了。”

李梅应了一声，声音像是从枕头里挤出来的。

女儿又走到客厅，看见我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爸，你起这么早？”

我点点头，说给你煮个鸡蛋吧。

“不吃了，来不及。”她弯腰系鞋带，鞋带一根长一根短，打了两个结，“爸，你眼睛好红。”

我说没事，昨晚看球。

女儿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李梅在卧室里哭出了声。声音很闷，像是把脸埋在枕头里。

我没进去。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谁也没再提那晚的事。我照常上班，她照常做饭，女儿照常上学，一家三口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碗筷碰着碗筷，筷子偶尔碰在一起，赶紧缩回去。

第二天晚上，李梅做了红烧肉。那是女儿最爱吃的菜，她也做得最拿手。肉端上来的时候，她夹了一块放到我碗里，手抖了一下，肉掉在桌上。她重新夹了一块，又放到我碗里。然后她自己一块都没吃，就着咸菜扒了半碗米饭。

第三天，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赵建国的老婆。

她姓周，叫周丽，在社区医院上班，去年冬天我陪李梅去输液的时候见过一面。她个子不高，头发剪得短短的，脸圆圆的，说话声音很轻。那天她正好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兜子菜，看见我，笑了笑。

“李梅在家不？我找她有点事。”

我说在，你上去吧。

周丽上了楼，在楼上待了大概二十分钟就下来了。她下楼的时候步子很轻快，还哼着一首歌，调子我没听清。走到单元门口，她看见我，又笑了笑。

“你家李梅最近胃不好？我看她脸色有点差。”

我说可能是工作累。

“让她多喝点小米粥。”周丽说，“我家里还有一罐蜂蜜，回头给她拿一罐来，蜂蜜水养胃。”

她走了。我站在单元门口，看着她拐进隔壁单元，消失了。

那天晚上李梅做了个决定。她把那件弄脏的羊绒衫从柜子最底层翻出来，泡在盆里，倒了半瓶洗衣液，搓了整整四十分钟。搓完之后她把衣服晾在阳台上，用夹子夹住两个袖子，衣服湿淋淋地往下滴水，滴了一地。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跟我说了赵建国的事。

她说是去年同学聚会碰上的。赵建国加了她微信，一开始只是聊孩子的事，后来开始诉苦，说老婆对他不好，说他后悔当初没娶李梅。李梅说她一开始只是听着，听着听着就听进去了。有一次赵建国半夜发了一张照片，是他一个人坐在车里抽烟，配了两个字：想你。

“那张照片我看了很久。”李梅说，“我放大看了每一个角落，看他车里的坐垫，看他手上戴的那块表，看挡风玻璃外面的路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拍这张照片，他拍的时候在想什么。”

她说她没有回那条消息。但她也没删。

“后来他说要见面，我说不行。他说就坐坐，我说那行。他约在会所，我说我不喝酒，他说他喝。我去了，就那一晚。”

“你为什么要去？”我问。

李梅低下头，看着自己搓红的手。

“我想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她说，“我想知道，如果当初我没有嫁给你，我会过什么日子。就那一晚，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甚至跟自己说，看完这一眼，我就彻底放下了。”

“放下了吗？”

她没回答。

第四天晚上，我在阳台收衣服。李梅那件羊绒衫已经干了，硬邦邦的，被洗衣液泡过，缩了一圈。我把它叠好，放回她的衣柜。衣柜最里面有个铁盒子，是李梅的，我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以前从来不动，那天我把它抽出来了。

盒子里面有一张照片，李梅和赵建国的合影，背景是一所中专学校的校门，校门上写着某某市轻工业学校。照片上的李梅十八九岁，扎着马尾，赵建国穿着白衬衫，站在她旁边，手背在身后。两个人中间隔了一拳的距离。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1997年6月，毕业留念。

还有一封信，三页信纸，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是赵建国的笔迹。第一句是：梅，我家里不同意。最后一句是：别等我了。

信纸折痕很深，有些地方都磨破了，像是被人翻来覆去地看过很多遍。

我把盒子放回去，关了柜门。那天晚上李梅在客厅看电视，我在书房坐了很久，把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翻了一遍。有一张是女儿三岁那年冬天拍的，在人民公园，她骑在我脖子上，李梅站在旁边，一只手扶着女儿的脚，另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那天很冷，李梅的鼻头冻得红红的，但她笑得很用力，眼睛都挤成了一条缝。

照片背面有李梅写的一行字：2008年12月7日，今天最开心。

我翻到日历上查了一下，那天是星期日。

第五天，赵建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约我在一家茶馆见面。我去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用发蜡梳得很整齐，但眼袋很重，手指头在茶杯边上搓来搓去。看见我，他站起来，欠了欠身。

“我请你喝茶。”他说。

我没坐。

“那天的事，我跟你道歉。”赵建国说，“是我叫她出来的，她一开始不肯来，我说就坐一会儿，十分钟。她来了之后，我灌了她酒，她没喝，是我非要她喝，她也就抿了一口。后面的事你都看见了，我没法解释，我只能说对不起。”

“你对不起的是你老婆。”我说。

赵建国的脸白了一下。他低下头，手指头还在搓茶杯边。

“周丽不知道。”他说。

“她知道。”我说。

赵建国猛地抬起头。

“她今天下午来我家了，给我媳妇送了一罐蜂蜜。”我看着他的眼睛，“她什么都知道。她甚至知道我媳妇胃不好。”

赵建国的脸色变了，从白到灰，从灰到青。他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你老婆在社区医院上班。”我继续说，“你媳妇用什么牌的香水，她闻一次就记住了。那天晚上我媳妇身上沾着你的酒味，回到家她妈已经睡了，但周丽第二天来我家，站在门口没进来，她说她闻到那件羊绒衫上的味了。”

这是我编的。周丽没说过这句话。但她来我家那天，确实在门口站了十几秒，鼻子轻轻抽动了一下，我当时没在意，后来才想起来。

赵建国的手开始抖。他端起茶杯，茶水洒了一桌子。

“你想怎么办？”他问我。

“我不想怎么办。”我说，“我就是来看看，我媳妇看上的人到底什么样。”

我转身走了。走出茶馆的时候，外面出了太阳，冬天的太阳很假，照在身上不暖和，但刺眼。我站在台阶上，摸出烟盒，里面是空的。对面有一家小卖部，我走过去买了一包烟，十二块的红塔山，拆开抽了一根。

抽到一半，我看见赵建国从茶馆里出来，站在路边拦出租车。他拦了一辆，拉开门坐进去，车开出去十几米又停了，他从车里下来，站在马路牙子上，弯着腰，捂着脸。

我掐了烟，走了。

第六天，女儿放学回来，书包一放就钻进厨房，缠着李梅教她做糖醋排骨。李梅系着围裙，手把着女儿的手，教她怎么给排骨焯水，怎么炒糖色。两个人在厨房里笑，声音很大，把抽油烟机的声音都盖住了。

我坐在客厅，听着厨房里的声音。锅铲碰锅底的哐当声，油星子溅出来的滋啦声，女儿被热油烫到手指头的尖叫声，李梅说“快冲凉水”的着急声。然后女儿笑，李梅也笑。

吃饭的时候，女儿夹了一块排骨给我，又夹了一块给李梅。她看看我，又看看李梅。

“爸，妈，你们这几天怎么了？”

李梅的筷子停在半空。

“没怎么啊。”我说。

“你们俩不对劲。”女儿啃着排骨，含含糊糊地说，“以前吃饭你们老说话，这几天谁都不说话。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李梅说，“妈妈最近胃不舒服，不想说话。”

“那你胃好了吗？”

“好了。”

女儿低下头扒饭，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妈，你以后别加班了，你加班我爸就不好好吃饭。你不在家他连菜都不炒，就吃白米饭。”

李梅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扒了一口白饭。

那天晚上，女儿回房间写作业。李梅在厨房洗碗，我站在阳台收衣服。收完衣服，我推开厨房的门，李梅背对着我，手在池子里搓着碗，搓得很慢。

“李梅。”我叫她。

她没回头。

“那个盒子我看了。”

她的肩膀僵了一下。

“照片和信我都看了。”

水龙头还开着，水哗哗地流。李梅的手停在池子里，碗从手里滑下去，磕在池壁上，没碎，转了个圈，又落回水里。

“你当初为什么不问我？”我说。

李梅关了水龙头。厨房里一下子安静得过分，能听见客厅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嗒声。

“问什么？”

“问他。问那封信。问你家为什么不同意。”

李梅慢慢转过身。她手上全是洗洁精的泡沫，一滴一滴往下落，落在地上，碎成一小滩一小滩的水渍。

“我问了。”她说，“我妈说，赵建国家里三个儿子，他是老大，他爹瘫在床上八年，全家就靠他妈一个人撑着。我嫁过去，就是去当牛做马。我妈说，你要是敢跟他走，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那你呢？”

“我听了。”李梅说，“我听了我妈的话。”

她把泡沫冲干净，用毛巾擦了擦手。

“可是你知道吗，我这辈子只为自己活过一次，就那么一次。”她看着我，“就是嫁给你。”

我没说话。

“赵建国那封信，我留了二十多年。我不是还惦记他，我就是想看看，当初要是选了另一条路，会是什么样。我每次觉得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就把那封信翻出来看看。看完我就想，幸好没嫁给他。他家里那个条件，我去了也是受罪。”

“那你去会所干什么？”

“我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李梅说，“我想看看，当年那个连一封像样的信都写不利索的人，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看完就死心了。真的，我就看了一眼，就一眼。”

“你死心了吗？”

李梅看着我，眼圈又红了。但这次她没憋住，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她用毛巾胡乱擦了一把，毛巾上沾了洗洁精，弄了一脸泡沫。

“我要是没死心，我那天晚上就不会回来。”她说，“我在会所门口站了十分钟，雨那么大，我站在雨里，我想走。可我不知道往哪走。我只能回家。”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脸上的泡沫和眼泪混在一起，突然觉得很累。那种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站都站不住。

“你把那封信烧了吧。”我说。

李梅愣了一下。

“照片也烧了。”

她没动。

“你不烧，我烧。”

李梅转身回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她拿着那个铁盒子出来，放在餐桌上。她打开盒子，把照片和信拿出来，摆在桌面上。照片上的两个人还是十八九岁的模样，笑得没心没肺。信纸上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折痕磨破的地方透着光。

李梅从抽屉里拿出打火机。她打了两下，火苗蹿起来。她把照片的一角凑上去，火苗舔着相纸，卷起来，变黑，化成灰。赵建国的脸先烧掉了，然后是李梅自己的脸，最后是那所中专学校的校门。

信纸烧得更快，三页一起点着，火苗蹿得老高，差点烧到李梅的手。她把烧了一半的信纸扔进铁盒子里，火在盒子里继续烧，照亮了她的脸。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些灰烬。铁盒子里最后剩下一层黑灰和没烧尽的纸角，上面还能辨认出几个字：别等我了。

李梅把铁盒子盖上，递给我。

“你扔了吧。”她说。

我接过盒子，掂了掂，很轻。

第七天，我起得很早。天还没亮，我拿着那个铁盒子下了楼，走到小区外面的垃圾站。垃圾站旁边有个收废品的老头，正在捆纸箱子。我把铁盒子递给他。

“铁的，能卖钱。”

老头接过去，掂了掂，扔进他那辆三轮车上的蛇皮袋里，咣当一声。

我转身往回走。走到单元门口，看见李梅站在阳台上。她穿着那件旧棉袄，头发没梳，脸也没洗。她看见我，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我上了楼，推开门，桌上摆着一碗小米粥，旁边放着三盒胃药。

粥是热的，冒着白气。

李梅坐在桌子对面，面前放着一碗白粥，什么菜都没就。她端起碗，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碗，看着我。

“我今天去跟周丽说清楚。”她说。

我没接话，拿起勺子喝粥。

“不管她原不原谅我，我得去说。”

我喝了两口粥。还是那个味，小米没煮烂，有点硌牙。李梅煮小米粥从来煮不烂，十二年了，一直这样。

“你吃完再去。”我说。

李梅看着我。她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端起碗，把剩下的粥一口一口喝完了。

那天上午她去了社区医院。回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手里拎着一罐蜂蜜。周丽给她的。周丽跟她说，胃不好就多喝蜂蜜水，别老吃胃药。李梅把那罐蜂蜜放在橱柜里，旁边是女儿小时候用的奶瓶，早就不用了，但一直没扔。

晚上女儿放学回来，看见橱柜里的蜂蜜，问谁买的。

李梅说，一个朋友。

女儿说，什么朋友这么好。

李梅说，你不认识。

女儿撇撇嘴，回房间写作业去了。我坐在客厅，听见女儿在房间里打电话，跟同学聊月考的事，声音又脆又亮。李梅在厨房里切菜，菜刀碰砧板，笃笃笃，笃笃笃。

我拿起茶几上那份晚报，翻到第二版。上面有一条新闻，说某小区一对夫妻因为感情纠纷打架，男的把女的手机摔了，女的报了警。我看完把报纸折好，放回茶几。

李梅端着一盘炒青菜出来，放在桌上。

“吃饭了。”她说。

我站起来，去厨房拿碗筷。碗柜最上层有三个碗，两个大的一个小的。我拿了两个大的，想了想，把小的也拿下来了。那个小碗是女儿小时候用的，碗边上有个缺角，被李梅用砂纸磨圆了。

我把小碗摆在女儿的位置上。

李梅看了我一眼。我没看她，拉开椅子坐下。

女儿从房间出来，看见那个小碗，愣了一下。“爸，这不是我小时候的碗吗？”

“还能用。”我说。

女儿笑了一声，把碗拿起来看了看。“这碗都缺角了，你还留着呢。”

“你妈留的。”

女儿看了一眼李梅。李梅低着头盛饭，耳根有点红。

那天晚饭，一家三口坐在一张桌上。女儿叽叽喳喳说学校的事，说同桌上课吃辣条被老师抓了，说英语老师换了新发型像只狮子。李梅听着，时不时接一句。我扒着饭，偶尔抬头看一眼她们娘俩。

吃到一半，女儿突然说：“爸，你以后能不能别老坐在沙发上不睡觉？我半夜上厕所看见你在客厅坐着，吓我一跳。”

我说好。

“妈你也是，别老加班了。你不在家，我爸就吃白米饭，连菜都不炒。”

李梅说好。

女儿满意了，低下头继续扒饭。她的筷子在菜盘里翻来翻去，挑肉吃。李梅给她夹了一筷子青菜，她说不要，李梅又夹了一筷子放进她碗里，她皱着眉头吃了。

吃完饭，女儿回房间写作业。我在厨房洗碗，李梅站在旁边擦灶台。她擦得很慢，抹布在灶台面上画圈，一圈又一圈。灶台上有一块油渍，她用指甲抠了抠，没抠掉，又倒了一点洗洁精，继续擦。

“那个盒子，”李梅说，“你扔哪了？”

“垃圾站。”

“哦。”

她继续擦灶台。擦完灶台，她把抹布洗干净，挂在水龙头旁边。然后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客厅。女儿的房间门缝里透出灯光，英语听力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

“我去睡了。”李梅说。

“嗯。”

她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你今晚睡床吧。”她说，“沙发太短了，你腿都伸不直。”

我没回头，继续洗碗。水很凉，碗上的油怎么也冲不干净。我冲了两遍，还是觉得滑腻腻的。我把碗放在沥水架上，关上水龙头。

“你先睡。”我说。

李梅站了一会儿，回卧室了。我听见她关上卧室的门，没锁。然后是床板响了一声，她躺下了。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阳台上那件羊绒衫。它缩成了一团，挂在晾衣架上，像一块硬邦邦的抹布。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它轻轻晃了一下。

我摸了摸烟盒，里面还剩三根。我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没点。打火机在茶几上，我拿起来，又放下了。

那根烟叼了很久，最后被我放回了烟盒。

客厅的灯还亮着。女儿房间的灯灭了。主卧的门缝里透出一线光，很弱，是床头那盏小夜灯。李梅睡觉怕黑，十二年了，一直开着那盏灯。

我关了客厅的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推开主卧的门。

李梅侧躺着，背对着门。小夜灯的光照着她的头发，黑头发里夹着几根白的，在灯光下很显眼。她的呼吸很轻，不知道睡没睡着。

我走到床边，在床沿坐下。床板响了一声。那四个垫在床腿下面的硬纸板，有一个角翘起来了，露在床腿外面。我弯下腰，把它塞回去。

李梅没动。

我躺下来，躺在她旁边。床不大，两个人中间隔了一拳的距离。跟那张照片上一模一样的距离。

窗外的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在天花板上划了一道光，又没了。李梅翻了个身，面朝我。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在抖。我不知道她睡没睡着。

我也闭上了眼睛。

床头那盏小夜灯还亮着，昏黄昏黄的，照着衣柜，照着床头柜上的水杯，照着李梅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棉袄。棉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李梅用同色的线缝了两针，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那罐蜂蜜放在橱柜里，还没开封。小米粥还剩半锅，在锅里闷着。明天早上热一热还能吃。

日子还得过。

可我心里一直卡着一件事。那张照片烧了，信烧了，铁盒子卖了，可李梅说那句话的时候，眼里的东西我忘不了。她说她这辈子只为自己活过一次，就是嫁给我。

那我算什么？是她选的那条路，还是她认的命？

赵建国那封信，她留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多少个晚上，她趁我睡着了，把那个铁盒子从衣柜最里面摸出来，打开，看那张照片，看那三页信纸。看完再放回去，塞到最里面，压上厚衣服。

那些晚上，她就睡在我旁边。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留着那封信，到底是因为忘不了赵建国，还是因为舍不得那个十八九岁的自己。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盒子，柜子最里面，压着几十年的东西，从来不用，但就是舍不得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