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年评王安石文章“傲睨汉唐”，为何仍断言他必败？

1915年9月6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毛主席给好友萧子升写了一封信，讨论“专”与“博”的关系。信中，22岁的他拿王安石举例：

“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

“傲睨汉唐”四个字很冲——睥睨汉唐，不把汉唐文章放在眼里。

但毛主席并非一味夸赞。他接着说，王安石败就败在“无通识”，不了解社会实际，推行的政策跟现实对不上。青年毛主席看王安石，不捧不踩：承认你有真学问、真文章，但你的问题在于“专”而不“通”。 这封信是现存毛主席著作中对王安石唯一一次青年时代的评价。

“傲睨汉唐”不是空话。王安石的散文，不媚时文、不堆辞藻，文章为事、为法、为天下而写。《读孟尝君传》不满百字，把“鸡鸣狗盗”翻了案；《游褒禅山记》写“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他的文章有一个明确标准：“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写文章要对世道有用，巧且华不必适用，适用也不必巧且华。这种文学观，跟他的政治抱负是一体的。

不过，王安石这个人，远看是拗相公，近看是个有“反差萌”的书呆子。

他在商丘应天书院读书时，有回同窗递来一碟红糖让他蘸饼吃，他眼睛盯着《周礼》，竟把砚台里的墨汁当红糖抹了一嘴。满嘴黑糊糊，浑然不觉。这事在书院传了好久，先生打趣他：“介甫吃的不是墨，是要把天下道理都嚼进肚子里。”

宋仁宗办“赏花钓鱼宴”，王安石对花没兴趣，选了钓鱼。内侍把鱼饵盛在金盘里放茶几上，他闻着香气，竟鬼使神差抓起一粒嚼了起来，越嚼越对胃口，几个回合把一盘鱼饵吃了个精光。仁宗第二天跟宰辅说：“王安石这人怪啊，误食一粒也就罢了，他吃下一整盘。”

还有一次，他儿媳家的亲戚萧公子来京城拜访，王安石请他吃饭。萧公子盛装赴宴，等了大半天才入座，桌上只有酒，果蔬皆无。几杯下肚，终于上菜——两张胡饼、几块猪肉、一小盆菜汤，“两菜一汤”齐活。萧公子富家子弟出身，实在下不去筷子，只把胡饼中间吃了，把四周丢下。王安石一点不客气，捡起饼边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些逸事看着好笑，但细想背后是同一种劲头：这个人的注意力几乎全在事上，不在自己身上。

他在舒州做通判时，宰相文彦博要推荐他参加制科考试留京，他谢绝了，理由是“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朝廷破格免试任命他“集贤校理”，他上《辞集贤校理状》拒绝；一个月后中书省再发文件，他再封还；又过一个月，中书省加注“不得辞免”四个字，他还是不买账。

朝廷三顾茅庐式地请他当京官，他就是不去。夫人吴氏给他买了个妾，他知道后立刻命人找到那女子的丈夫，让她回去，钱也不必还了。在宋代士大夫普遍纳妾的风气里，这算是异类。

毛主席第一次评王安石，重点在“败”。王安石变法，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条条冲着地主豪强的蛋糕去。口号也硬：“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但毛主席看得清楚，他的问题也大：急于求成、用人不严、新政走样、反对派一锅拍。后来毛主席总结变法教训时进一步点出：“吏不得人，则法不得行。”——政策再好，得有人能执行。王安石能写万言书，但未必能把县里的青苗粮算平。

然而，晚年毛主席对王安石的文学，却是另一番态度。

1957年3月，毛主席乘坐专机飞往南京，在飞机上手书了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专机正在飞向金陵，手写的正是金陵怀古——这个巧合本身就有故事感。“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写尽了怀古的冷，但毛主席选的恰恰是这首一洗五代旧习、以诗为词的豪放之作。

清人刘熙载评价王安石词作“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这首词被视为后来苏轼“以诗为词”的先引。

到了晚年，毛主席嘱印“大字本”古籍，在86篇古代历史文献中，只有一个人的散文和词作同时入选，这个人就是王安石。毛主席晚年点“法家著作”时，也把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一类收进去。

毛主席看王安石，从来不是只看一面。青年时看到的是“有专门之学，却未必有通识”——能写万言书，不一定能把县里青苗粮算平。晚年手书其词、嘱印其文，看的是文章里那股不媚不俗的拗劲。

改革者最怕两种死法：一种是被旧利益咬死，一种是被自己人执行歪死。王安石两种都碰上了。毛主席借王安石提醒后人：方案再漂亮，得有调查、有试点、有能扛事的地方官；不然“新法”变“新税”，百姓骂的还是你。

王安石不是反面教材。他是“有魄力的孤独者”。青年毛主席22岁时就看出他的局限，却不因此否定他的格局；晚年毛主席在专机上手书他的词，也不因此神化他的功业。败了也值得研究，成了也没必要神化——这大概就是毛式读史最珍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