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撤职那天他对主席喊了一声，主席说了一句话，他哭到站不住

我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那年，五十四岁。

那天的会在济南开。省委礼堂里坐满了人，从省里到地委、县委的干部一层一层坐上去，过道里都加了凳子。中央来的人宣读决定，声音不高，念到"撤销"两个字的时候，我手里那支钢笔正压在笔记本上，笔尖没动。我没抬头，也没记下一个字。会场上很静，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梧桐树的动静。

散会以后，人往外走。有人的目光在我身上停一下，又挪开；有人从我旁边过去，什么也没说。我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院子里风大，梧桐叶落了一地,一片一片贴着地面跑。工作人员把去章丘的介绍信递到我手上，我接过来，折了两折，放进上衣口袋。那天我心里翻来覆去想的不是自己的位置，是山东的老百姓——某某县食堂停了伙，某某公社断了粮，某某地方浮肿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这些字我一个个看过，看到夜里。

我是江西东乡人，1905年生在孝冈镇一个农户家里。家里穷，买不起笔墨纸砚。我五岁开始习字，砍根竹子做笔管，塞上黄麻丝当笔尖，把黄栀子、锅灰拌了水当墨，拿青石板当纸，写了干，干了再写，一块石板让我磨得发亮。九岁那年我给乡邻写寿匾"杖国延年"，十二岁上就有人上门求我写招牌，乡里管我叫"神童"。那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就是个写字的。

后来才知道，一支笔也能把人带进另一个世界。1921年我考进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陈独秀、胡适那些人的文章打上了交道，和同学办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杂志宣传新思想。1926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东乡县第一个共产党员。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大革命的失败来得快。白色恐怖里，东乡的党组织被打散，我被通缉，家被抄没，儿子夭折，妻子自杀，一夜之间几乎什么都没了。为了找党，我离开家，辗转武汉、上海、安徽、南京，一路靠卖字吃饭。在含山，我给商铺写招牌，给乡贤写对联。有一位老先生听说我是革命者，不光掏钱帮我，还托人办了路条，我才闯过一道一道关卡。1930年秋，我在崇仁铁溪村找到了红军，走进红四军政治部的那一天，就像走了多年的孩子回了家。

进了队伍，我还是写字。写标语，写布告，写传单，写社论。长征路上没有纸笔，我就捡根树枝在地上划；每到一处宿营地，别人歇着，我提着小桶拿刷子满村刷标语，一身石灰，衣服烧出好多个洞。骑在马上，我的手指头还在裤腿上比划点横撇捺，军裤总是右腿膝盖处先磨破。有一次主席看见我这个样子，笑着说：马背书法家。后来在延安，他又说我是"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1932年漳州战役刚打完，满地是黄澄澄的子弹壳，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他读过我的文章，见过我的字。1936年，陕北有位前清翰林嫌共产党人没文化，不肯出来做事，主席让我给他写信，信送去以后老先生服了，说想不到共产党里有这样的笔杆子。1937年，延安抗大的校名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也是我写的。这些字是替党写的，这句话是主席给我的。

1954年，中央调我到山东。那一年我四十九岁。组织上给了我两个去处，一个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是山东。我挑了山东。抗战的时候我在山东打过仗，在山东分局做过秘书长，这地方的山、这地方的人，我心里有感情。我想给这里的乡亲们做点实事。

事情一开始也做了一些。可是到了1958年，大跃进来了，山东跟全国一样，土法炼钢、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放高产卫星。会上我一再说"敢想敢干"，那些话写进文件，文件上也签着我的名字。寿张县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一亩地要产几万斤红薯、一两万斤玉米；报纸登了，省里表扬了。这些口号后来不光写进了文件，也写进了我的检讨。

我并不是没有犯过疑。报上那些数，看第一眼我心里就打鼓。为了弄清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我做了一个决定：带着全家搬到农民家里住，跟着下地，跟着收割打场，脱粒的时候我亲手过秤。我想亲眼看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结果我看到的，是亩产三千斤。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有人事先在脱粒机里装了两千多斤粮食。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场，拿回来的是一个假数，可我信了。我按这个数大干快上，按这个数上报，也按这个数往下压征购任务。

征购的数字一压下去，就是从农民家里往外抬口粮。1959年到1960年，一封接一封的报告送到省委来：口粮不够，水肿病增多，外流，逃荒。有的地方食堂停了伙，有的村子地里没人收庄稼。这些字我一个个看过去。那两年我家的饭桌上很寒酸，一小碗糙米饭，一盘清水煮豆腐，一碗见不到油星的青菜汤。警卫员看我一天天瘦下去，趁做饭的时候偷偷往汤里撒了点肉末。我端起碗喝了一口，尝出味来，把碗放下了，拍了桌子。我说老百姓连发霉的地瓜面都吃不上，我凭什么见荤腥。

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是一个人不沾荤腥，填不饱一省人的肚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责任在我。

1960年10月，中央决定撤销我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另派同志来接。从省委第一书记到县委书记处书记，中间隔着好几级。紧接着，12月18日，省里在济南职工电影院开全省五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的紧急指示信，整风整社。会上我得作检讨。我讲了山东的粮食比上年又减产两成到三成，讲了征购任务没有完成，讲了城镇供应紧张，讲了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的人在增加。那些话是我低着头念出来的。台下坐着的都是从山东各地来的干部，好多人面黄肌瘦。我没有替自己辩解一句。

撤职以后，我就病倒了。起先是睡不着，翻来翻去想到那些报告上的字；后来是起不来，手拿文件也没有力气。人躺在床上，比在台上挨批还难受。中央安排我到北京治病。

1961年年初，中央开会期间，主席点名要见我。

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样子，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我喊了一声"主席"，就再说不下去了，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我不敢抬头看他。一个省交到我手上，我把它办成了这个样子，我已经做好了挨一顿痛骂的准备，甚至想过，他会怎么处置我这个不称职的人。

他没有骂我。他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是认识问题，改了就好。

我站在那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怎么忍也忍不住。我攥着他的手，肩膀一直抖，腿是软的，整个人往下坠，旁边的人扶了我一把，我才没有坐到地上去。那几年我挨过通缉，挨过抄家，二十几岁上丧子丧妻，我没掉过泪。那天我哭了。这一句话像一场雨浇下来，把多少天积在胸口的东西冲开了。认识问题，改了就好——我是认识问题，我改。

从北京回到济南，我当了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是别的同志。我分管文教、卫生、体育，农业不管了，征购也不管了。开会的时候，我坐在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记录，发言，签字。省委的会议记录里还留着我检讨的话，我说山东的问题我负有责任。那些话不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是我心里的。

1963年，我调离山东，到陕西，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从华东到西北，我的职务还是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陕西最早被打倒的对象之一。批斗，关押，我的字被说成"黑字"，家里的字帖、印章、砚台一样样被人拿走。武功的农展馆匾额被砸了，砸的时候连砸的人都知道那是我写的。1967年，我被关进一间阴暗的平房，一关就是六年，一家六口，相聚无期。那时候有人向主席反映，说我在陕西被冲击得很厉害，能不能保一保。主席回答：舒同没有什么问题。这句话，在那个年头，替我挡过灾。后来，从我快七十岁起，每年主席生日那天，我都给他写一封信，写上几个字，祝他好。信寄出去，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到。

文革结束以后，我的问题有了公正的结论。我回到军队，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大家推我做第一任主席。我的字，从江西的墙头、贵州的崖壁、山东的标语，一直写到报纸刊头、学校校牌、商店招牌；后来又被做成了电脑里的字体，装在机器里，谁都能拣出来用。我这一辈子，一手握枪，一手执笔，两件事都用同一支笔。我不收弟子，不办个人书展，谁来求字我都写，研墨都供不及，有人揣着自己磨好的墨来。

晚年我很少提山东。有一次跟女儿说话，我说了一句一直想说、一直不敢说的话：我被人骗了，我对不起山东人民。

说完这一句，我就没再说别的。

话可以说得短，账要认到底。我这一生，成也这支笔，败也这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