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女孩凌晨爬上泰山后：她终于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总说来都来了

法国女孩凌晨爬上泰山后：她终于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总说来都来了

我叫苏菲，法国里昂人，今年二十六岁，在上海一所大学做交换生，学的是中国文学。来中国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全在书本里——长城、故宫、饺子、功夫，还有那句法国人都会说的“你好”。我以为我懂中国，毕竟我学了四年中文，读过《论语》，看过《活着》，还在巴黎十三区吃过无数次中餐。可等我真到了这儿，我才发现，我什么都不懂。

来中国半年后，我决定去爬泰山。原因很简单，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张照片，日出的时候，云海从山腰翻涌上来，金色的光洒在石阶上，远处是连绵的群山，近处是一座红墙灰瓦的庙宇。照片下面有人用英文写了一行字：Mount Tai, where Chinese people find their soul.

我看了那张照片很久，然后订了去泰安的火车票。

坐了一夜的硬座，早上六点到泰安。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小旅馆，睡了一觉，下午起来吃了碗拉面，买了点水和饼干，晚上十点到了红门。泰山的登山路有好几条，我选了最经典的红门路线，从山脚一直爬到玉皇顶，据说有七千多级台阶。

红门入口处人不多，几个卖手电筒和拐杖的小贩在路灯下打牌。我买了根拐杖，五块钱，竹子的，握在手里轻飘飘的。检票口的保安看了我的护照，笑了笑，用英语说：“Good luck.”我说谢谢，然后踏上了石阶。

刚开始的路很好走，石阶平缓，两边是松树和柏树，月光从树缝里漏下来，斑斑驳驳的。我走得轻快，心里还挺得意——不就是爬个山吗，我在阿尔卑斯山徒步过，这点台阶算什么。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开始喘了。石阶越来越陡，每一步都像在抬腿爬墙。我把外套脱了系在腰上，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手电筒的光照着脚下的石阶，一级一级，看不到头。我抬头往前看，前面黑黢黢的，只有零零星星的灯光在移动——那是前面的人手里的手电。

这时候我碰见了一对老夫妻。他们走得很慢，老头手里拄着一根木棍，老太太挎着一个布包，两个人并排走，偶尔说一句话。我超过他们的时候，老太太看了我一眼，说：“姑娘，一个人啊？”我说是。她说：“慢点走，不急。”我说好，然后继续往前。

又走了半个小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喘气。那对老夫妻也跟上来了，老头看见我，说：“歇会儿吧，前面还有一半呢。”我说：“还有一半？”他笑了，说：“这才到中天门，往上还有十八盘，最难走的还在后头。”老太太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煮鸡蛋，递给我一个，说：“吃，补充体力。”我接过来，鸡蛋还是温的。我剥了壳，咬了一口，觉得这是我在中国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了一段。老头姓李，老太太姓王，都是泰安本地人，退休了，每年都来爬一次泰山。李大爷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年大年初一都来爬山，那时候没有缆车，从山脚爬到山顶，来回要十几个小时。王大妈说，那时候她跟他刚结婚，他拉着她的手，一步一级地往上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刚好亮，太阳从云海里跳出来，她哭了。李大爷说：“你哭啥？”王大妈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哭。”

我问他们，为什么每年都要来。李大爷想了想，说：“习惯了。不来一趟，这一年好像没过完。”王大妈说：“他就是嘴硬。他腿不好，膝盖有骨刺，医生让他别爬山了，他不听。年年说来，年年爬。”李大爷说：“你不也一样？血压高，还跟着我爬。”王大妈说：“我不跟着你，你一个人爬，摔了谁管？”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说着就笑了。我在旁边听着，忽然觉得，他们爬的不是山，是日子。一年一年，一步一步，把年轻时候的力气爬没了，把头发爬白了，可还在爬。因为除了爬山，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一起老。

到了十八盘，我才知道什么叫“最难走”。石阶几乎是垂直的，每一级都窄得放不下整只脚。我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抓着旁边的铁链，一步一步往上挪。风从山谷里灌上来，冷得刺骨。我把外套穿上，还是冷。手电筒的光照着脚下的石阶，我数着数，一、二、三、四……数着数着就乱了，又从头数。

李大爷和王大妈走在我前面。李大爷的腿明显不行了，每一步都拖着走，王大妈在后面推着他的腰，两个人配合得特别好，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可每个零件都磨合了几十年。我听见王大妈说：“老李，歇会儿。”李大爷说：“不歇，一歇就起不来了。”王大妈说：“那你慢点。”李大爷说：“你扶着我就行了。”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是我在上海的房东跟我说的。那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姨，儿子在国外，她一个人住。有一天我跟她说我想去爬泰山，她说：“去吧，来都来了。”我说：“什么来都来了？”她说：“就是……你都已经到中国了，不去爬一次泰山，多可惜。来都来了，就上去看看。”

那时候我不懂这句话。来都来了，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既然已经到了山脚下，就不该半途而废？还是因为人生苦短，能去的地方就去，能做的事就做？我问我房东，她笑了笑，说：“你爬了就知道了。”

到了南天门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南天门是一个石砌的牌坊，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在灯光下泛着金光。过了南天门，就是天街，石板路两边有卖吃的、卖纪念品的，灯火通明，像个小集市。我买了一碗热豆浆，捧在手里，热气扑在脸上，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坐在路边的石凳上喝豆浆，李大爷和王大妈也坐下来，买了两个茶叶蛋。我们三个坐在那儿，谁也没说话，就喝着、吃着，看着天边慢慢亮起来。

天街尽头是玉皇顶，看日出的最佳位置。我上去的时候，山顶上已经站了很多人，有裹着军大衣的，有穿着羽绒服的，有举着自拍杆的，有抱着孩子的。大家都在等，等太阳出来。我找了个位置站好，往下看，是黑沉沉的山谷，云层很厚，把山腰遮住了。再往上看，天边有一道细细的红线，慢慢变宽，变亮。

我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来岁，穿着冲锋衣，背着登山包，一直在看表。他说他是北京来的，昨晚十点开始爬，爬了六个小时，就是为了看这个日出。他说：“来都来了，不看到日出多亏。”我说：“要是今天阴天呢？”他说：“那也值了。爬上来就值了。”

天越来越亮，红线变成了橙色的光带，光带上面是蓝色的天，下面是黑色的云海。忽然，云海的边缘亮了一下，像有人划了根火柴。然后太阳露出了一个小角，金色的，亮得刺眼。人群里有人喊：“出来了！”所有人都举起手机，咔嚓咔嚓地拍。我也拍了一张，可拍完就删了——照片里只有一团光，拍不出眼睛里看到的颜色。

那一刻，我忽然想哭。我站在泰山顶上，看着太阳从云海里升起来，脚下是七千多级石阶，身边是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他们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拥抱，有的在打电话，有的跟我一样，静静地站着，看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可我知道他们都听过那句话——来都来了。

下山的时候，我走得很慢。十八盘的白石阶在阳光下泛着光，昨晚看不见的风景现在全出来了。两边的松树从石缝里长出来，歪歪扭扭的，可每一棵都长得特别精神。我经过一个挑山工，他挑着两箱矿泉水，一步一步往上走，扁担在肩膀上压出一道深印。我让到路边，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

我问他：“大爷，您每天都要挑上去？”他说：“隔一天挑一次。”我说：“累不累？”他说：“累。可来都来了，不挑咋办？”说完他笑了，继续往上走。我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只是说给游客听的。

来都来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走下去。既然到了山顶，就看看日出。既然活在这个世上，就好好活着。这句话里有一种认命，可认命里又有一种倔强——我不走回头路，我不抱怨，我既然来了，就把它走完。

回到上海以后，我给我在法国的妈妈打电话。她说：“你在中国怎么样？习惯吗？”我说：“习惯。我开始懂了。”她说：“懂什么了？”我说：“懂了一句中国话。”她说：“什么话？”我说：“来都来了。”

她问：“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你来都来了，就好好活着。”

后来我回了法国，可我忘不了泰山。忘不了那七千多级台阶，忘不了李大爷和王大妈，忘不了山顶上的日出，忘不了挑山工的那句“来都来了”。我有时候在想，法国人也有类似的话，比如“C'est la vie”，可那是一种无奈。中国人的“来都来了”，是无奈里带着一股劲，像是说——我不高兴，我不愿意，可我已经来了，那我就走到底，我就爬上去，我就看看这日出。

我今年二十六，在里昂的一家出版社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挤地铁，吃三明治，跟所有法国年轻人一样。可有时候下班回家，我会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灯火，想起泰山。想起那七千多级石阶，想起山顶上那碗热豆浆，想起太阳从云海里跳出来的那一刻。我想，等我老了，我也要像王大妈那样，跟一个人去爬山。他腿不好，我就推着他。他走不动了，我就拉着他。他不想爬了，我就说——来都来了。

然后我们坐在山顶上，看着日出，什么也不说。